余永定：我反对脱钩，但我们能否扛住被美国踢出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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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全球产业链受到威胁，中国高度重视产业链发展。8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强调，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同日，刘鹤副总理在重庆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时明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努力保护产业链完整性，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此前，在8月9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闭门研讨会暨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PSF）内部课题评审会“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上，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主题演讲中深刻阐述，当前形势下，保护、发展我国产业链的逻辑。以下为演讲全文。

（文/余永定）

必须充分考虑非理性因素

最近一些事态的发展提醒我们，中美经贸冲突中存在着非理性因素。这个非理性因素来自美方，特别是特朗普非常不靠谱，经常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定。这种非理性因素必须充分给予考虑。

所谓非理性，我觉得特朗普在最近表现的非常突出。

第一个，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威胁加征10%的关税。在G20之后，大家认为美国不会对这3000亿产品加关税，因为这对美国的打击也非常沉重，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会非常不高兴，比如贸易协会的游说组织提出“关税伤害美国腹地”的反对和包括沃尔玛在内的600家企业和协会联名抗议。但是出乎预料，特朗普居然就要对这30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他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他会不会对中国所有的产品进一步加关税？现在如果加收10%，之后会不会提高到25%、40%？之前被加征关税的2500亿加现在的3000亿产品，会不会把关税税率提高到45%？这会使得中美贸易无法正常进行。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为对手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最近美国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又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甚至姆努钦居然说，中国过去干预汇率，现在不干预，因而“不干预就是干预”，这是毫无道理和逻辑的。

图1.美国对华3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细项一览

图片来源：格隆汇学堂

上面是一个研究机构所列的表，特朗普对3000亿加征关税。这3000亿美元的产品是美国贸易办公室在2018年经过精心挑选后，决定不加关税的产品。因为一旦对这些中国产品加关税，对美国企业特别是美国消费者会造成沉重打击。但特朗普居然威胁对这些产品加关税，有点出人预料。这分明是美国的自残行为，但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情美国也要干。

因此，无论如何，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呈现了越来越多的非理性特征，美国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我们已经难以从美国政府是非常理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或美国的承诺出发，从而确定我国的政策预案。

加强产业链保护，高度重视自主研发

中国经济核心利益非常重要，关税战的重要性已经相对下降。除了从容应对，激活国内市场、降低出口依存度和加紧贸易结构调整外，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多办法好想。不应该为了让美国取消加征关税而在某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作出让步。

目前更重要的领域是高科技。美国很多政客认为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是5G问题，虽然讲法简单，但说明美国人特别关注中国在技术上的赶超。

我想问的是，如何判断我们应该是脱钩还是拥抱？国际上不少人在讲全球产业链可能会脱钩，学者中大部分反对脱钩。我也反对脱钩，但问题是美国要把你踢出全球价值链（GVC），你能不能抗得住。其实，美国加征关税也是它的把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链政策的一部分。若关税加到45％，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就不要做了。在非高技术的领域，美国没有必要做的如此决绝。但在高技术领域就很难说了。美国能不能做到这点则是另一回事。

在做出结论之前，应该仔细分析不同产业链的不同情况，具体考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然后再归纳总结应该制定的政策。不同产业、企业应有的不同应对之策。

如果先做出一个政治上的判断或者一般性的结论，例如为了坚持全球化，我们一定要拥抱，或者一定要自力更生、不怕脱钩，这是有悖政策制定的逻辑的。先考察具体情况，再考虑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

图2.半导体全球产业链工序分工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台湾海关

全球产业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有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长度、不同特点。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上图显示集成电路芯片是按照工序分的一个全球产业链，不同工序需要通过全球分工完成。

大飞机制造的产业链也是高度全球化的，它一共分了13个系统，现实情况是在每个系统下，又会有子系统，子系统下还有子系统。这些系统中，绝大部分都跟外国供应商相联系。如下图3所示，这是大飞机的十几个系统。每个系统（或子系统）要由不同国家的企业分工合作完成。

当然，芯片的全球价值链同飞机的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是不同的，如何应对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价值链的方法也应该是不同的。

顺便提一下，霍尼韦尔向台湾军售，我们有可能把它列入到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霍尼韦尔在大飞机的供应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些系统中，电源系统、起落架、辅助动力等6个系统都与它有密切关系。

图3.大飞机按行系统划分的全球供应链

资料来源：新浪航空

另外惠普、柯林斯都是雷神的一部分，雷神后来被UTC兼并，UTC参加对台湾的军售，它也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但是它在中国大飞机制造中是非常重要的供应商。中国的大飞机C919有200万多个零件，缺少一个零件大飞机都制造不了，更不要说发动机。

因此，如何决定我们的立场，要考虑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能简单说是脱钩还是不脱钩、拥抱还是不拥抱。

最近日韩之间的贸易战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日本只有几种能够抑制韩国半导体企业的产品，比如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管制的高纯度氟化氢、光致抗蚀剂和氟聚酰亚胺这三种原料，其中光致抗蚀剂又称光刻胶，市值可能并不大，但是一旦日本不向韩国提供，韩国半导体制造业可能就要歇业，至少是歇很长的时间。

从韩日韩矛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越是上游产品，没有替代厂商的，在制裁过程中的杀伤力就越大。实际上在半导体制造中，有许多原料，比如类似清洗剂的材料，全球只有一个工厂生产，一旦停止供应，被制裁方根本没法去从事生产。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自己独立生产？一个厂家向全世界提供原材料，其生产具有规模效应，而如果我们要独立生产，成本就会特别高。这时要判断并深入讨论，这些原料我们是不是有独立的生产能力？韩国很快做出了一些政策反应，比如多元化——光刻胶原来完全依赖日本企业，现在尝试能不能找到其他供应商。同时，韩国也开始强调自主研发。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想制裁别人的人，自己也不是充分自由的。日本制裁了韩国，自己也有问题——出口管控措施不仅对日本供应商造成了冲击，对于索尼、松下等使用韩国半导体产品的日本企业也有影响。同样的，美国想制裁华为，高通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失，这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越是能够对整个产业链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的对象和材料加上大量的样本，越能总结出一些有指导意义的基本政策、指导方针。

采取拥抱战略还是坚持自主创新，是非常大的问题。拥抱战略的提法有道理，但对于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强调的还是不够。个人认为，全球价值链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全世界各国将更多依靠产业垂直分工，中国应该尽可能留在产业链中，能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班农之流希望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踢出去，我们不能让他的想法实现。我们要尽量留在产业链中，就要利益共享，不能赢者通吃，得与其他参与方分利，这方面华为做得非常好。

另外，供应端的多元化下还有如何缩短产业链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全球产业已经开始出现某些变形，我们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加强对产业链保护，特别是法律层面的保护。美国切断产业链，实际上有背信弃义的行为，我们在法律上要争取保护自己的产业链。

在芯片制造领域，日本虽然总体上竞争不过韩国，但是有反制武器，在几个关键占据难于取代的地位。这样，就能在技术战上占上风。

中国企业必须做好脱钩的准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重要。应该尽快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比如像华为用高昂代价准备芯片备胎。对关键产品和设备必须自主研发，对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幻想。另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发展区域产业链。

竞争中性和产业政策不冲突

竞争中性原则和产业政策并不是对立的。中国应该坚持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如何处理竞争中性和产业政策，还有可以磋商的地方，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政策。

我同意竞争中性，这是规范国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关系和不同企业相互之间关系的政策。而产业政策，与竞争中性的原则并不发生必然矛盾。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中国必须保留产业政策，因为这正是美国的害怕和担心之处。所以对产业政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过去的产业政策有一些缺点要纠正，但坚持产业政策这一点应该不动摇。

仔细看看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在不同层面上制定了产业政策。一位参加过撰写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挪威学者，举了一个德国的例子，德国非常注意产业政策。

20世纪初，德国决定大量运用风能太阳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正是在这样优惠政策推动下，它在推广风能和太阳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德国政府极大地干预了投资方向，影响了传统化石原料能源的供应。如果只要追逐利润，清洁能源短期是没有利润的，必须通过政策影响企业行为。

德国的经验，包括美国的已有经验都说明，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只靠市场不能够有效地改善资源配置。为了使中国资源配置能够得到改善，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不动摇；另一方面不应该贬低放弃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不能够自废武功。

事实上，我们从郭台铭和其它业界重要人士谈中国为什么能成功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们都非常看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调动资源的能力和中国产业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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