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后《施政报告》的来龙去脉：林郑考虑不周和北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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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为何会突然公布押后《施政报告》？发生了什么？是否如一些声音所分析的，北京对林郑月娥原计划宣读的《施政报告》“say no”？香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施政报告》？

复盘押后《施政报告》时间线

欲回答上述问题，必先复盘时间线。按照原计划，林郑月娥应该10月14日公布《施政报告》。过去一段时间，2020年《施政报告》一直是香港社会尤其是政界、时政媒体界的重要热点话题。港府早前预告今次《施政报告》不会再有很多动用公共财政的大额开支新措施，还招致许多批评。

直至林郑月娥10月12日宣布押后《施政报告》的前一周，还有风声说林郑月娥在为《施政报告》做最后准备。在10月12日前一两天，也就是10月10日周六、10月11日周日，都没有林郑月娥要押后《施政报告》的异样和信号的迹象。

结果，10月12日，在内地官媒新华社公布习近平将南下出席深圳特区建设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消息后，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押后发表《施政报告》，及她10月下旬（林郑后来将时间改为11月初）赴北京与相关部委商讨国家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

她解释说，“香港经济复苏需要中央支持，并需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为本港企业、专业和个人寻找经济增长机会”，她早前已梳理一系列措施，“要求中央考虑和支持”，但“刚收到中央通知，由于有关措施涉及范围非常广泛，非单一部委可决定，部分项目需要她与相关部委研究，故邀请她本月下旬前往北京，参与部委协调会议，以便中央做出决定”。同时，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确认她将率领代表团前往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话一落下，香港舆论颇为震惊，普遍认为不同寻常，绝大多数政界人士事先都毫不知情。例如，港府行政会议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10月13日表示，他对林郑月娥宣布押后《施政报告》的决定感到突然及奇怪。据他了解，“林郑月娥早已知道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已安排不会准备前往，并继续留港宣读《施政报告》。”

之后，一边是香港舆论对林郑月娥押后《施政报告》议论纷纷，一边是林郑月娥10月14日现身“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11月初将前往北京与部委协调国家惠港措施。

梳理上述时间线，不难推测，港府押后《施政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林郑月娥原计划发表《施政报告》的时间与深圳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时间撞车。二是《施政报告》的内容有待完善。关于这一点，林郑月娥已经专门解释过，她赴京商讨，正是出于这个考虑。

考虑不周 缺乏全盘眼光

从这件事上，同样可以看到林郑月娥对国家政治的认识不够深入和敏锐，撰写《施政报告》时考虑不周全。香港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早已表明香港崛起固然离不开廉洁的施政、比较完善的法治、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开放多元的市场环境，但亦与内地因素密不可分。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曾在分析早年香港崛起的原因时说：“因为当时内地不好，所以香港才好；也可以说是香港处于内地之边缘，才能在历史上找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的确，近代以来，不论是从内地涌入的新移民和企业家群体，给香港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巨额资金和技术，还是香港曾长期作为内地与世界的主要经贸桥梁，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香港创造发展奇迹。香港回归二十三年以来，随着陆港两地密集的经贸和人员往来，内地因素对于香港发展更为凸显。香港不只是香港的香港，还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发展需要了解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从中寻找发挥香港所长的地方。林郑月娥身为行政经验非常丰富的香港特首，对此不能没有深刻认知。

令人遗憾的是，林郑月娥貌似欠缺这样的认知和考虑。早在7月30日，中共政治局已经开会决定10月举行十九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9月2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正式将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时间定在10月26日至29日。众所周知，中共一直以五年规划的方式来谋划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今年有可能是世界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次的五年规划尤其具有重要观察意义。

而在中共多年以来的五年规划中，香港一直是其中的重要构成，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于香港的政策扶持。香港今年经济遭受疫情重创，尤其有必要结合“十四五”规划来考虑《施政报告》。但从港府之前计划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前，也就是“十四五”规划建议出来前公布《施政报告》就能看出，林郑月娥并未真正认识到“十四五”规划之于香港发展的意义。林郑月娥押后《施政报告》，赴京协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定的《施政报告》未能很好地与国家“十四五”规划相结合，故需要赶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出台后重修《施政报告》。

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追问的地方是叶国谦10月13日的说法，林郑月娥事先应该知道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已经安排不会前往，而是继续留港宣读《施政报告》。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尚不得而知，倘若真是如此，实在令人怀疑林郑月娥的政治敏锐度。

深圳特区二十年、三十年的庆祝大会，时任特首董建华、曾荫权都曾率团出席。今次深圳特区四十年庆祝大会，林郑月娥自然应该依据惯例前往参加庆祝活动。而以她的香港特首身份，应该不会迟于大众从内地官媒得知习近平南下的消息。既然如此，倘若她真的知道深圳特区四十周年有庆祝活动安排，却未依据惯例出席，尤其是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当日，依然不计划前往深圳，而是留在香港宣读《施政报告》，造成两件大事时间撞车，就未免予人政治迟钝、不懂礼仪之感。

《施政报告》中的北京角色

正如林郑月娥在宣布押后《施政报告》时所解释的，她需要赴京和各部委协商好国家惠港措施后再发表《施政报告》，相信今次押后的《施政报告》中能看到更多北京的角色和存在。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就长期建立在资本巨头的力量和巨大的财富不平等之上。这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而是一种寡头垄断的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

受制于一直以来官商共治的结构和承袭于殖民地时期“小政府、大市场”、“积极不作为”的思维，作为公务员式政府的港府非但一直未能有效改革香港经济模式，反而让产业结构单一、住房问题、贫富悬殊、阶层上升通道堵塞等存在已久的经济民生问题，在香港回归后一直不断恶化，导致香港社会充满怒气、怨气。去年香港修例风波所带来的巨大管治危机，让北京治港系统深切认识到香港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不论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还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都尖锐谈到香港深层次矛盾已到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去年底林郑月娥赴京述职时，李克强曾明确要求林郑月娥“加紧研究解决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今年以来，在疫情的冲击下，香港经济及不少行业可称得上“百废待兴”，基层港人的生活难上加难。同时，“港版国安法”立法亦让香港政治气氛紧张，北京、港府与许多港人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这样背景下，港府早前预告原计划10月14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不会动用大量公共财政的做法，只会迟滞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加剧港人的失望。

宣布押后《施政报告》后，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反问记者们：“我们要平衡的是，想不想有一份更有内涵的施政报告？更有机会可以提振香港市民的信心、令香港的经济可以走出困局。”可以想见，一定是有某种因素的作用，才让原本已经放风不会有大手笔政策的《施政报告》押后修改，变得“更有内涵”、“更有机会可以提振香港市民的信心、令香港的经济可以走出困局”。

毫无疑问，正如林郑月娥所解释的，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帮助香港渡过难关，此处起作用的某种因素正是北京。对于北京来说，已在一定程度上从去年修例风波中认识到香港深层次矛盾的严重性，一直以来也有在大灾大难之年扶持香港的先例，眼下帮助疫情冲击下的香港走出困境可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港版国安法”颁布实施后治港工作需要惠风细雨，要全面转向解决深层次矛盾。要解决，就不能是原来那一套，否则就一直是在走老路、套路，陷入恶性循环。而今年又恰逢“十四五”规划的制定，给了北京在通盘谋划国家大局下把脉香港问题的契机。

对于押后《施政报告》，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以目前的实际状况，香港经济要重回正轨，必须有北京的支持和配合。他预料，若非北京愿意帮忙，相信《施政报告》的民生政策亦会如一贯作风，难以让港人感到惊喜。而港府在施政上希望有重大举措，例如创新及科技或防疫上等，都需要北京的配合和支持。当然，北京在今次港府《施政报告》中的角色和存在，不能简单理解为干预，而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是北京对香港发展的关切与香港自身主动性的结合。

押后的《施政报告》要更具分量

突然押后《施政报告》本来就是不同寻常的大事，已经在香港社会引起很大争议，唯有让11月底前修改后的《施政报告》更具分量，更能回应港人的关切，才能让人信服。尤其是在林郑月娥已经放风“想不想有一份更有内涵的施政报告”的情况下，新修改后的《施政报告》如果不能有明显变化，还是老调重弹，恐怕会造成更负面和糟糕的影响。

过去，港人对《施政报告》不太关注，今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热议事件，这情况称得上是一反香港常态。原因是自林郑月娥上台后，过去三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屡让港人失望，未能解决香港一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久而久之，港人普遍对《施政报告》不存希望，甚至认为《施政报告》的内容多为“假大空”。这样的负面观感未必无因，事实上港人对港府的失望，一定程度是港府咎由自取。以林郑月娥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为例，当时社会各界多番劝谏港府应正视香港的房屋及贫富悬殊等问题，但港府依然无视及无力解决种种深层次矛盾，让不少港人对港府的不满和不信任愈积愈深。

更甚的是，林郑月娥在2017年当选特首时曾强调，她的首要任务是团结社会、修补行政立法关系、解开社会郁结及以港人的福祉为依归。但上任而来，不论是《竞选政纲》还是当选承诺，大部分均未能兑现。在政治上，在林郑月娥任内爆发修例风波，社会撕裂加剧，而建制派及泛民主派对立激增，关系恶化。港府不但未能修补关系，更成为众矢之的，多次与两派出现矛盾。在民生方面，林郑月娥提倡全民退保、标准工时及取消强积金退保，希望纾缓基层港人经济困境。但任期已过半的林郑月娥，至今仍未曾推行相关政策，对基层港人的承诺全部落空。

在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上，港府虽然持续进行改善房屋及土地问题，但力度远远追不上问题恶化的速度，香港的房屋及地产霸权等问题，未有丝毫减退迹象。让人担心的是，港府不但无力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对香港的新民生及经济问题亦束手无策。连月来的疫情，更暴露香港老人服务的不足，揭示香港很大可能变成老龄化社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曾表示，香港85岁及以上人口在十年后会急速上升，预计在2049年起一直维持在八十多万人，是现时数目的四倍。

面对新旧难题，港府不但未有能力解决，以过去港府三份《施政报告》可见，港府消极的态度，更遑论称上“有心无力”，港府的处事手法及心态更像是“避事怕难”。最让港人不满及不解的是，现时香港经济陷入1997年以来最大的困境，港府却多次强调不会动用大量公共财政，决心当起“守财奴”。

正如刘兆佳所言，《施政报告》的作用已不仅是公布新政策，而是港府展示施政新方向及激励港人的“方式”。香港社会现时需要的是，港府能让港人看到希望及改善港人困境的“愿境”。由于港府押后公布《施政报告》的决定已让不少港人不满，同时亦让一些港人对将在11月公布的《施政报告》充满期盼。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港府应痛定思痛，以民为本及肩负起责任，兑现承诺，推出一份真正有“内涵”而非“假大空”的《施政报告》，别再一次次让港人的希望被掐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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