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买不起悉尼住房，父母被迫卖掉自住房帮衬（组图）

John Howard有句名言：他从未见过有人抱怨自己的房子升值，但有一些房主可能不这么认为。

《悉尼晨锋报》3月5日报道，随着过去两年房价飙升，“父母银行”已经成为澳洲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之一。

但是，有很多父母不想被当作银行，许多人希望他们的房子不升值，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买不起房。

悉尼的房主Jessica Stewart和丈夫Chris Gentle，很担忧房地产市场的空前增长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宁愿房价放缓。

悉尼的房主Jessica Stewart和丈夫Chris Gentle（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这对夫妇在20世纪90年代在Camperdown购买了他们的第一处房产，在20世纪90年代升级到Gladesville的房子，然后进行装修。

Stewart说，这与他们的孩子将来能做的事情相差甚远，不仅仅是在这些地区，而是在悉尼的任何地方。

她说：“我真的不认为他们容易买悉尼的房子。”

Domain数据显示，自疫情袭击以来，悉尼房价增长创下新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房价飙升超过55%，现在典型的房子比2019年初的房价高出近57万澳元。

（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这真的会伤害那些没有同样机会的人。”Stewart说。“这当然是有代价的，我们的孩子无法像我们之前那样买房。”

这位52岁的母亲说，除非他们卖掉家里的房子来帮他们的孩子，否则资本增长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他们买不起悉尼的房子，无法再买回来原来的房子，这将会给他们的退休带来风险。

她说：“房价上涨并不是真正的解放，更像是一种制约。

现在房价的指数式增长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作用。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住处，我们需要一个房子。

我很满意房价缓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财产。这种问题不需要考虑，如果认为房价增长不会伤害到后代，那真的是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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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有六次禁售，但墨尔本房价在上次大幅下滑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跃升了35%。

Carlton房主Katie Roberts-Hull担忧这种创纪录的增长，尽管她很“幸运”地在2019年底与她的伙伴购买了一套房产。

“这项投资很大，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我当然希望房产价格上涨，我正在投资，不想在这上面赔钱’。”Roberts-Hull说。

Carlton房主Katie Roberts-Hull（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但她的感觉恰恰相反，原因有很多，包括她自己、她的两个孩子和当地社区的安全未来，因为她的许多朋友和店主都被挤出了这个社区。

她说：“每个人都在单独创造财富，但社区正在失去使其有价值的东西。她将支持任何‘压低价格’的措施，包括建造更多的房屋和增加房屋密度，让更多的人（包括她的孩子）能买房。

我很幸运，我正在创造财富，但我所有的精神和财务能量，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有可能流向我们的财产。

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当你所有的钱都在你住的房子里，当人死后，数百万澳元被继承，所以它没有被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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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36岁、从事教育政策工作的人说，对房主来说，将这些资金投资到住房以外的其他领域会更健康。

“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觉得买房是人生的主要目标，而不是他们的职业或他们的经历。他们可能不得不牺牲这些事来买房。”

澳洲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Matt Grudnoff表示，房价上涨，尤其是过去几年的增长速度，只对投资者有利。

（图片来源：《悉尼晨锋报》）

“自住者并没有真正从房价上涨中受益。这是因为，虽然他们在出售房屋时获得了更多的收益，但他们随后必须购买另一套价格也上涨的房屋。从别人那里买下房子，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Grudnoff说。

他说，如果房价反而以较慢的速度增长，自住者就不会错过，而首次置业者可以更容易买房，而不必依靠父母，这一特点正在增加澳洲社会的不平等。

“在Howard时代，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讨论，即低利率是一件好事。这听起来可能有悖常理，但低利率并不能使住房更容易买得起。这些只会使现有房主的房贷偿还率降低。”Grudnoff说。

他说，低利率增加了人们可以借贷和花费在房产上的金额，反过来推动了价格上涨。“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更容易买房。你要么增加供应，要么减少需求。”

Grudnoff说，取消对投资性房地产的税收优惠是减少需求的一种方式。

AMP Capital的首席经济学家Shane Oliver说，政治家需要找到政治意愿和资本来引导澳洲人摆脱对住房的迷恋。

Oliver说：“价格上涨和经济增长通常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它可能会过热，无法负担，并造成社会分裂。

你真的需要教育民众，宣传我们为什么要放缓房地产市场，但这有赖于政治家论证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如果把它描绘成多年的变化，就像80年代的经济改革，澳洲人就会理解它。这对政治家来说是个艰难的任务，他们更喜欢焦点小组和焦点小组说的任何东西。”

Oliver说，最终，三级政府都需要协调他们的努力，认真解决价格增长和工资增长之间的“巨大脱节”问题。

“这是澳洲社会的一个长期问题。我们需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婴儿潮时期的人，曾从中受益。这与澳洲梦不一致。”

（Vio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