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愈来愈多穷人,怎样解决?高额住房开支令百万港人一生贫穷(图)
香港贵为国际大都市,但繁华背后,近年贫穷人口数目却上升,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百业,贫穷问题更趋严重。2021年11月扶贫委员会公布《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揭示去年贫穷人口升至165.3万,按年增加16.2万人,贫穷率23.6%,每四个港人便有一人活在贫穷线以下,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均创纪录新高。
政府解释,整体贫穷情况明显转差的主因,是去年劳工市场急剧恶化,失业住户急增,在职贫穷者的收入明显减少,抚养负担沉重。
打工仔近半收入用于住屋
青年贫穷人口增幅明显,贫穷人口超过14万,贫穷率上升至15.6%。贫穷报告指出,去年政府派发一万元现金及推出防疫抗疫基金,连同综援及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支援政策,令贫穷人口减至55万,贫穷率降至7.9%。以住户收入中位数一半划为贫穷线,去年一人住户每月收入在4400元以下属贫穷户,二人住户为9500元以下,四人住户则是收入少于20000元。
在机场地勤公司做行李搬运工作的30多岁黄先生,疫下要放无薪假,收入大减,由原本底薪加津贴月入近三万元,跌至去年只有底薪9000元。
失业地勤:压力大到顶唔顺
当时黄先的大儿子读小学二年级,太太刚诞下二儿子,作为经济支柱的他承认:“压力大到顶唔顺。”一家四口月入9000元,在贫穷线下生活了三、四个月,得到亲友协助渡过经济难关,太太坐月后到美容院工作,但因疫情又停工,后转到老人院做护理员,帮补家计。
有学者认为,本港贫穷问题症结在于住屋开支大,打工仔的近半收入用于住屋,导致生活困苦。政府应该如何帮助贫穷人口脱贫?
调升最低工资 帮助基层
工联会议员梁子颖表示,本港贫穷原因在于打工仔薪酬被剥削。清洁、保安等基层劳工因最低工资无上调,工资追不上物价升幅,其他打工仔的工时长但无加班补水,工资变相被降低;另外,旅游业等从业员因为黑暴及疫情而工作减少,当人工追不上通胀,打工仔变成在职贫穷。他认为,公屋富户政策要求超出入息限制的住户要缴付更多租金,政策令打工仔失去工作积极性,年轻人可能为此搬至私楼,避免在公屋多交租金。
他又说,富户政策与狮子山精神相违背,不利藏富于民,变相是制造贫穷,故倡议政府干预及调整市场,帮助增加市民收入,包括扩阔税阶加重高价商品的税项,根据政府外判工人时薪55元水平调升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并公布各行业薪金标准让市场跟随。
完善经济结构,解决房屋问题等深层次矛盾
民建联朱丽玲表示,疫情打击香港经济,失业率攀升,雇员收入减少,加上香港老龄化,长者愈来愈多,自然拉高只计收入的贫穷率。政府推出短暂或一次性纾困措施,但香港深层次矛盾是房屋问题,长远必须完善现有经济结构发展,才可长远解决贫穷问题。
她认为,要解决贫穷问题,应将公营房屋供应量与“三年上楼”的政策目标挂鈎,尽快落实“北部都会发展策略”及筹划区内的新铁路计划,过渡性房屋供应增加三万至五万个单位。另外,应优化在职家庭津贴及加大儿童津贴额,缩窄贫富差距,并推出支援照顾者计划。
港人住屋开支庞大,不论供楼或租屋压力都极为沉重,是令生活难以改善,一生贫穷的主因。研究香港社会福利问题数十年的学者周永新接受《大公报》专访,痛陈本港贫穷问题症结在于住屋开支大。打工仔近半收入用于住屋,导致“单靠入息维持不到生活,好唔掂”的惨况。他认为,政府如不在三年内提出彻底解决百多万人住屋困难的方案,并增加产业多元化,改变薪酬结构,香港贫穷问题将会恶化。
本港现时个人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为1.8万元,代表一半打工仔月入少于1.8万元;六成人月入二万元以下,即每三人有两人赚取少于二万元。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表示,港大曾做过调查,除了会计、法律等专业学科,一般文学、工商管理或社会科学等非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从事销售等非技术性工作,“无咩前途”,月入一万多元,做十年亦无甚改善。
他有不少学生加入非政府机构做社会工作者,月薪只有二万多元,与97年毕业生的月薪分别不大。大学生尚且如此,学历更低的基层市民,收入更微薄。
周永新指出,香港的结构性贫穷就是从事非技术工作的人收入偏低,打破不了贫穷的宿命。他估计全港三分之一家庭如不是有政府提供房屋、医疗及教育等补贴,单靠入息不足以维生,“特别是房屋开支大,如果一半收入用于住屋,生活难以改善,这是导致港人贫穷的主因。”
大公报记者翻查统计处过去20年的住户开支调查结果,显示港人每月开支用于住屋(包括租金及管理费)的比例愈来愈大。2019/20年全港239.5万个住户,每月平均开支为30230元,当中11865元即近40%用于住屋;私楼住户的住屋开支更重,每月平均37895元开支中,住屋占44%。
周永新指出,“2011年政府设立(最低工资)改善了最低收入的穷人生活,只把他们推向接近工资中位数些小,但对拉近贫富悬殊无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