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部队东北劣迹：肆意玩弄日本女性

抗战后期，因国民经济已不足以支撑战事所需，国军军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颇多痛心疾首之描述。即便是被誉为纪律严明之孙立人新一军，也不例外。开赴东北后，军纪涣散的新一军将其日本女性作为其泄欲对象。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孙立人的真与假：搞军妓制度》。

抗日名将孙立人（图源：VCG）

众所周知，抗战后期，因国民经济已不足以支撑战事所需，国军军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颇多痛心疾首之描述。此种军纪问题，乃极普遍之现象，即便是被美人誉为纪律严明之孙立人新一军，也不能例外。据新一军军官张善发回忆，1945年前后：

“不论在先或在后出国的兵员，都渴望回国，人心不安，军纪涣散。……为了安抚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军采取了日本军队带军妓的方式。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各军队中的官兵写申请，由主管部门安排去住宿，并统一扣钱。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特别美军很野蛮，他们也争着要去。有几名女青年因不愿受这种污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而纵身于伊洛瓦底江自杀了（这支‘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①

上述回忆中，孙立人部军妓制度的存在，是事实性描述；至于“骗招”之定性，则属观点性描述。

稍后，新一军归国，奉命赴广州参加受降接收，军纪同样不佳。据曾任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的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之新一军部队，军纪废弛，每晚黄昏时候，有官兵逾千，三五成群，……借搜查敌伪物资为名，四处侵入市民住宅抢劫财物。”②

练秉彝的回忆，可以得到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龙国钧的佐证。据龙国钧回忆，新一军当日在广州随意占用“明明不是敌伪产业”的“漂亮房屋”，结果“常常被控告到行营主任张发奎处，使张大骂新一军强横与腐朽。”龙国钧并且披露，新一军在广州还存在着严重的“侮辱妇女和所谓结婚问题”，“张发奎和孙立人为缓和民众对他们的指责，曾一再通令禁止嫖赌及限制结婚。……（但）新一军胡作胡为如故。广州舆论指摘新一军，说新一军是‘新日军’。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③

关于“结婚问题”，练秉彝也曾提及。据他讲：

“新一军抢劫财物既多，私囊饱满，……招惹得一些慕虚荣尚淫荡之少女、少妇趋之若骛，咸以与之结合为荣。新一军五十师副师长杨温与我是同乡，又是同学，时有过从。他开玩笑对我说：‘新一军两师人来到广州，先后举行过两次集团结婚，约计新娘200多，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麇集于旅馆、酒店之卖淫私娼。这批‘咸鸭蛋’给我们官兵带走了，今后你们公安机关对私娼的罚款收入，当会锐减吧！’我笑答之说：‘新一军到广州以来，坏事做得多，这件还算是做了好事。’”④

练、龙二人的说法，亦能得到张发奎的佐证。据张回忆，新一军稍后奉命移师北上时：

“不少军官眷属拒绝随军。原因很复杂，因为有些军官把钱都交给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于日本占领的影响，广州流行女侍陋习。有些新一军军官积攒些钱老是跑酒家。他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女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许多女侍不是正经女人，她们嫁给外省籍军官是贪图他们英俊和多金。”⑤

八年刀口舔血，生死存于一线，士兵们对家庭温暖和家业置办的渴求，自不待言。故孙立人对上述行为的态度，也以袒护居多。据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不仅不将犯法的士兵惩戒，反而当堂拍案指着我大骂警察没用，捉贼不到，嫁祸于士兵，要警察局赔偿军誉。我在军长震怒之下，只得诺诺而退。回报局长李国俊后，翌日李亲自往军部向孙立人道歉，其事始寝。”“（孙立人还说）广东人分外刻薄，我军过去驻暹缅时，当地华侨对我们非常客气，解衣推食，我们士兵要什么，就拿什么，随便取用，来到广州要些东西，就说我们军纪不好，岂有此理。”

新一军开赴东北后，军纪涣散依旧，只不过将其宣泄对象，转移到了日本女性身上。宪兵王鼎钧回忆，在睡日本女人这件事情上，“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⑥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洪淦棠在日记里写道：“××××（日本女子名）来到此地，服侍确实周到，日本人确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讨个日本人做姨太太，也显得舒服。近来同僚，也常有这个动念……”⑦新一军士兵龚日兴讲：“（军官们）没事便……手提文明棍，满街去游荡，打野鸡。……追逐野鸡成了他们每人的课目。”新一军参谋潘德辉，则将孙立人直接拉到“我军师团级干部”正在上演的“一场威胁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丑剧”的现场。⑧

另据张发奎披露，“军妓”之事，非止于新一军。1944年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亦曾明目张胆要求“军妓犒劳”。据张回忆：“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考虑到守城要捱过很长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没有批准这一要求。”⑨但稍后，该部迅速弃守桂林，令张发奎“感到惊奇”。⑩

桂系守军竟敢直白地向战区长官部索求“军妓”，此一史实，对今人回顾抗战史，当是一种提醒：虽然官方档案几无此类记载，但其普遍性，或将超出一般估计——毕竟，无论美军，还是苏军，乃至日军，二战时的性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国军也不应该例外。

注释

①张善发：《“远征”出国》，收录于《郧西文史资料》第2辑。②④练秉彝、陈家蔼/口述，黎思复/整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接收广州的回忆》，收录于《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③龙国钧：《新一军进入广州纪略》，收录于《广州文史资料》第12辑。⑤张发奎/口述，夏莲英/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P323。⑥王鼎钧：《关山夺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P83。⑦李涤生等：《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P57。⑧龚日兴：《一个新一军逃兵的自述》，东北书店1947。潘德辉：《半世追随 一生被泽》，收录于《纪念孙立人文集》，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8。⑨《张发奎口述自传》，P268。⑩《张发奎口述自传》，P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