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私有制”发酵，中国亟待解放思想大讨论

1月22日，经济学家张五常透过新浪微博回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对其“鼓吹私有制”的罕见炮轰。此前的1月15日周一篇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文章，为中共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予以转载。连日来，此一事件在中国互联网持续发酵，再度引发“姓资姓社”、什么才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未来政策走向的争论。 

党刊转发“消灭私有制”文章

周文称，“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淡化不得”，“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

周文还指名道姓炮轰“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吴敬琏，声称张吴二人“鼓吹私有制万岁”，并人身攻击张五常、吴敬琏，称张为“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称吴“人格卑劣”“用心极其险恶”。多维新闻在《党刊刊发消灭私有制文章 事涉文革教科书？》一文中曾有详尽报道。

对于无端遭到周新城点名炮轰，张五常在新浪微博中予以回应，“奇怪的是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有一项是我的作品。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周教授能多读我写的文章，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而对于周文“鼓吹私有制”背后的“反社会主义”“反党”潜台词，张五常微博回应称，“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分析人士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消灭私有制”议题文章，堂而皇之登上执政党理论刊物，这表明其观点获得了某种背后支持。而所有制争论的理论潜台词，仍脱不掉文革后中共改革开放史上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意识形态纠缠。

改革开放史上的两次“姓资姓社”争论

分析人士称，一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不断争论“姓资姓社”的历史。参与争议讨论的有官方、产业界和学界。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会经历了两次社会主义大讨论，都为其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清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一次是文革之后到1978年，对于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兴起“真理问题大讨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斗私批修”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还是从文革废墟上拨乱反正，从政界到民间激起人们的热烈争论。

争论的最高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一锤定音，“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大解放运动给其后十年的中共改革开放带来巨大动力。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中国因为价格闯关失败、“官倒”引发腐败泛滥以及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抵制，使得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再次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中国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中共内部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说什么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还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

这场理论大争论的高潮，眼见自己亲手缔造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被葬送掉的风险，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逆潮流而上踏上南巡之路，自知来日无多的邓要放手一搏。沿途走来，就有了后来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从而从理论源头上扭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力量对比。

邓小平开宗明义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年呼唤解放思想大讨论

2012年年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向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会议公报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前述周新城文章反市场化改革的气息明显，且周显然并不是“孤军奋战”，周背后有一大批反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支持者。

早在2013年12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后，周新城文章另一点名炮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即撰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发起的市场化改革将遇到“艰难险阻”，而这一艰难险阻主要会来自两个领域，一个“是从旧意识形态产生的障碍”，一个“是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吴文称，中共建政之初即全套引进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反映这一模式的思想和理论至今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就曾说过，“‘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

而在吴敬琏看来，反对市场化改革最有力的，还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形成的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集团恰是依靠权力设租寻租获得利益，而要推进市场化改革无疑会动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奶酪。

亦有观察人士指，普通民众自己也会成为改革的反对者。由于贫富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事实上已经成为一支改革的反对力量，早在2004年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就已体现出这点。当然不能怪民众，至少他们不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在一个政府和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攫取大部分改革成果的体制里，要想民众不埋怨改革是不可能的。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所理解的改革就是政府将其利益拿走。此种情形下，改革也就成了政府的独角戏，这就是改革深入不下去的根源。

从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公报来说，中共作为执政党其改革意愿是真实和强烈的，而改革进程缓慢，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社会在思想和意识上尚未达成某种共识，处于思想混乱和混沌状态。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需要一场类似邓小平南巡式的理论大讨论，用和当年邓“三个有利于”类似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标准来引领这场理论大讨论，从而在思想意识层面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廓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