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美女硕士春节躲婚：被逼相亲不敢回家，遭精神摧残躲海外过年

春节，在这个对国人而言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节日里，中国人的生存百态尽显其中。每一年的此时，“回家”是永恒的话题和最大的仪式。

然而，近些年来，“过年”与“回家”之间的关系有所减弱。“回家”反而与沉重的人情负担、不愿面对的“关怀”、衰败的家乡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用旅游的方式逃避回家，就成了最优选择。

年前，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旅游网站发布了《2018春节出境旅游趋势预测》报告，该报告称，今年春节长假预计出境游人次将达到650万，规模为历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针对在线的年轻旅游者，进行了2018春运春节旅游意愿调查，此项调查正显着地表明着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其中，有30%的年轻人选择旅游过年，或者接父母到工作的城市一起去旅游。而选择旅游过年的年轻群体中，有33%是单身的恐婚族。从年龄看，90后的比例最高，占到49%。并且，第一批95后也已进入恐婚族的行列，占比超过了30%。一份《2018年春运春节旅游大数据报告第3号——95后旅游过节》表明，第一批95后也已经进入恐婚族的行列，占比超过30%。

（数据来自携程旅游）

除此之外，据统计，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中，单独旅行者比例达到20%，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而这些单身旅行者中，女性占比56%，是绝对的多数。

而这些恐婚族在选择躲婚地点上，也有自己的偏好。根据年轻人独自出行的数据，携程旅游发布了春节十大海外“躲婚”目的地:曼谷、香港、普吉岛、东京、台北、大坂、芭提雅、新加坡、清迈、巴厘岛。

春节期间的被催婚到底能够引发怎样的“精神摧残”？相亲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以下是梦楠对AI财经社的口述，讲述了她为了躲避相亲，不得不去新加坡过年的故事。

口述者：

梦楠，女，25岁，现在北京某211高校读研，计划毕业后留在北京。

在理性的世界里，相亲是婚配成功最高效的手段之一。只是相亲这种操作，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很容易走到非理性。

我第一次相亲是在大三，那年我21岁。可笑的是，直到那场相亲结束，我才意识到自己被套路了。

我的父母都经商，平时经常带着我参加他们的各种聚会，加上我本科是在老家本地念的，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亲近。相亲那天，父母没有明确说明他们的意图，我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聚会而已。对于认识新朋友，我没有抵触心理。

直到那天聚会结束之后，父母开始旁敲侧击地询问我：对聚会上的那个男孩感觉如何，是否和他保持联系，以及不厌其烦地表达对其父母和家庭的认可……等我清晰地意识到那天聚餐的目的时，我已经把那男孩的脸都忘记了。

大四那年，为了支持我安心考研，对于我的恋爱问题，父母没再付出更多“关心”。而大三的那次相亲，已经被我当作一场闹剧抛在脑后了。

情况恶化是在我上了研二之后。那年，一方面，经历了研一的一场恋爱后，我对于自己的恋爱权、人生规划权更有意识了，另一方面，父母已经从我考研成功的喜悦和自豪里醒过神儿，埋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个“顺利把我嫁出去”的雷又炸响了。

研究生阶段，我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在地理和心理上与父母拉开了距离。面对这种障碍，父母开始了他们疯狂的远程操控，操控的据点位于我北京的姑姑家。

“如果你想在北京留下，不找一个北京本地男孩是没希望的。”这是姑姑对我的第一句教诲。本着这一原则，姑姑把她社交圈里任何可能的适龄男孩都给我推荐了一遍。于是，我的微信在短短一个月内增加了十多位单身男性。更可怕的是，我需要每两周与其中一位见面，并向父母打卡汇报，直到我确定一段稳固的恋爱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验了一把所谓的“中国式相亲鄙视链”：本地人瞧不上外地人，有北京户口的瞧不上没户口的，三环有房的瞧不上五环“郊区”的等等这一层层分级的链条。

外地人身份、身高170以上、非独生女、有读博意向，这些曾经我想都没想过的“缺陷”，现在都赤裸裸地被批判了个遍。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位相亲对象对我做记者的这一职业规划非常不满：“做记者太忙了，没时间照顾家庭。”我觉得自己如果正巧还属羊的话，可能连相亲的资格门槛都跨不过。

相亲消磨掉的不仅是我的时间，还有我对自我的认可。

直到去年过年回家，我也没能找到一个潜在的“婚恋对象”。任务没完成，于是，那年过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可怕的假期。

除夕夜，奶奶在饭桌上对爸爸说：“即使你把你女儿培养成什么大学问家也没用，如果她没在三十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那你就是最失败的父亲。”而爷爷的话是，“我让我的每个孩子在24岁那年都有家有室，为什么你做不到？”爸爸低着头，全家无言，我感到脸颊火辣辣的。

假期剩下的日子里，七大姑八大姨，凡是能够沾亲带故的人，对我的人生和婚恋都有了指摘的权利，并在那个假期众志成城地企图扭转我的人生轨迹。而我像一个布偶，被各方qq言论左右，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从闺蜜晓颖那里，我听到了类似的感受。

我和晓颖是高中同学，大学分开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出身教师世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对她的控制变本加厉。学生期间，父母对于任何“早恋”苗头一定要扼杀在摇篮里。大学一毕业，父母又开始逼迫她考研、考公务员，在经历了接连的失败后，晓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国税局。此时，父母婚恋逼迫又来了。

去年过年，当她的父母不经她的允许，替她报名了一个当地的相亲大会时，想到如菜市场一样的相亲现场，她与父母彻底闹翻了。“我的人生好像必须是一本由他们写好的剧本。”今年，晓颖决定独自留在北京过年，“有猫陪我，多清净。”

和晓颖不同，我和父母的对峙还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今年，我和大我三岁的表姐一起买了大年初一飞往新加坡的机票，这意味着，我还需要熬过年夜饭上的拷问。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父母我的旅行计划。而这场躲避催婚的旅行，花费近一万元，是我一年的奖学金加上实习工资。

我一直在思考这种逃避的背后，是怎样深层的隔阂。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将一种恐慌感转嫁到我的身上。我理解他们的忧愁，但是面对北京的生存压力、自我提高的瓶颈，婚恋问题目前无法纳入我的考量和规划之内。

同时，因为生活圈子的不断扩大，我可以接触到的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单身、独居、丁克，早已不再是新鲜话题、奇人异事。在西方，有关“单身女性”的讨论几乎已是陈词滥调。因此，年年回乡，我觉得自己所面对的亲朋似乎来自上个世纪。

这种隔阂感短时间内无法通过语言的沟通得到有效的弥合，逃避是最省力的选择。在订下机票酒店的那天晚上，我的钱包空空如也，心里却如释重负。

其实，“相亲”是一个超越年龄、跨越地区的话题，尤其随着诸如世纪佳缘网、公园相亲角这样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操作，让“相亲”变成了一个现象级事件，而相亲背后埋藏的是巨大的代际隔阂和群体焦虑。

新加坡的年味似乎不比中国差，每天走在大家上，看到当地的同龄人从身边走过，总是情不自禁地冒出同样的奇葩的想法，这个姑娘被逼婚了吗？

嗯，哪怕是远在新加坡，我也有些被逼得着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