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站街的中国女人，面临生存困境，她们被逼进了最阴暗的角落

在巴黎的贝尔维尔区，

法国第二大唐人街街头，

人群中，你会看到一些华人面孔的女性，

有男人会主动走过去询问，

女人伸出手指比划出一个数字，

两个人或开车或走路直接离开……

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自中国东北。

90年代末，东北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下岗潮，

失去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女性，

没工作后，她们为生计发愁，

跟丈夫闹矛盾，为孩子的学费担忧。

她们听说去法国当保姆很赚钱，

但到了巴黎后却发现，现实大相径庭。

在残酷的现实下，“站街”成了她们的唯一出路。

《下海》剧照

一次偶然的机会，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

遇见了这群在巴黎街头的东北站街女。

他凭着拍摄纪实影像的直觉经验，

对这一女性群体展开了调查，

并找到中国导演王小帅担任监制，

电影《山楂树之恋》、《分手合约》的编剧阿美

担任中文联合编剧，

拍摄出电影《下海》。

片子在芝加哥、釜山、罗马电影节展映后，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巴黎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中国东北女性群体，

再次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编辑 东宁、石鸣

巴黎唐人街的站街女

巴黎，贝尔维尔区，法国史上第二大唐人街街头，站着一群东北女人。

她们看上去并不特别，宽松的外套遮住了大部分的身体，黑色渔网袜，妆容的颜色有些怪异，脖颈间塑料质感的长项链随着呼吸起伏，还有一头染了很久的头发，发根是黑色，发尾是黄色，丑得有点显眼。

有男人会主动走过去询问，女人伸出手指比划出一个数字，两个人或开车或走路直接离开。

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梅斯（Oliver Meys）走在巴黎街头时，被这些女人围住，几个回合的攀谈，奥利维耶恍然大悟，她们是一群“站街女”。

无数问号在奥利维耶脑海中蹦出——她们是谁，为什么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在巴黎站街，她们在这里如何生活…… 

奥利维耶是个纪录片导演，2000年从比利时艺术传播学院毕业后就去了中国，感受了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变化，拍摄了一系例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审视河南艾滋病患者状况的《发高烧》（2001）；有关农民工题材的《地下四季》（2006）；以及记录北京前门地区拆迁改造工程的《前门前》（2009）。他熟悉中国文化，看到过无数中国人群，却第一次和巴黎街头的中国人产生交集。

他凭着拍摄纪实影像的直觉经验，对这群性工作者展开了调查。

这些“姑娘”的故事要从90年代末说起。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东北地区成了工业转型的前沿。国有企业的改制引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下岗潮，失业率一度高达30%，其中大部分下岗职工是女性。

因为失去工作，经济困难，她们与丈夫的矛盾不断升级，又担心无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于是选择铤而走险，到巴黎寻找工作机会。

都说国外的钱好赚，法国作为21世纪初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成了东北下岗女工脑海中的捞金目的地。

为了出国，她们花光了积蓄，甚至借遍了亲戚。可是到了法国才发现，别人口中描绘的机遇只是假象，曾经幻想的天堂原来是人间炼狱。

“文化和人是我和中国关系的基础，我跟中国打了18年的交道，单纯地拍过很多中国人。这次我想把中国和欧洲结合在一起，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故事，一部关于女性尊严的电影。”

奥利维耶找来了中国编剧阿美一边写剧本一边继续自己的田野调查，塑造了理想中有血有肉的女主角丽娜——一个为了实现自认为美好的未来，在巴黎“下海”的女人。

电影《下海》（Bitter Flowers）

“下海”是行业的黑话，说的是女子从事娼妓行当的第一次。

《下海》也是奥利维耶第一部长片电影，只是没想到这部处女作在釜山、芝加哥、罗马等地的电影节展映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巴黎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中国东北女性群体再次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电影中的大部分情节是根据奥利维耶和阿美的真实体验改编的，奥利维耶特地使用了纪实的拍摄手法。“我希望这部片子强调的是真实，希望大家更认真的关注角色的故事和情绪，所以用了相对自由的拍摄手法，手持拍摄，镜头会有些抖，希望可以将虚构植入现实，让现实更有力度。”

中国女演员齐溪饰演丽娜

片子的女主角丽娜和大部分的站街女有着相似的境遇，三十多岁，在国内有一个孩子。

她们都听过类似的谎言“法国有的是赚钱的机会，到了巴黎，找个华人家庭当保姆，一个月就有一千欧。”法国的最低工资确实是每个月1457欧，只是这个标准是针对法国公民制定的。

没有身份的丽娜第一份工只有500欧，支撑日常生活开销已经很是勉强，更别提寄钱回家。好不容易干满一个月，雇主还因为一个打碎的花瓶克扣了整整100欧元。

被解雇后的丽娜流落巴黎街头

她没资格讨价还价，没有法国身份，雇主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她被警察带走，无奈还是辞掉了保姆这份工作，另寻出路。

有人说现实情况如此，回国不好吗？只可惜真的回不去，不要说回国找不到赚钱养家的工作，当初为了到法国，丽娜和大部分人一样是借了高利贷参加高价旅行团来的，回了国这些钱谁来还。

一边是找不到“赚钱”工作的现实困境，一边是远洋电话那头丈夫焦急的催促。丽娜看着街头揽客的“站街女”，咬了咬牙，下海了。

和很多站街女一样，丽娜第一次“下海”什么都不懂，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自尊心。直到因为没有经验，被“客人”录视频，因为反抗被打到遍体鳞伤，她才放下包袱，在其他姐妹的怀抱中痛哭。

这种现象在站街女中屡见不鲜。

2014年，法国媒体曾轻描淡写地报道过一次惨案。4月份，在巴黎十区，一位55岁的中国性工作者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后死亡。警察破门而入时，死者赤身裸体，满身鲜血。

因为没有有身份而不敢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缺陷。占了便宜不给钱的大有人在，使用暴力的也不少，就连邻居也会赤裸裸地威胁抢劫，不给钱就报警，她们别无选择。

走上街头的站街女

2016年4月6日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有争议的打击嫖娼卖淫法案。该法案内容包括对嫖客处以1500欧元的罚款。法国两万名性工作者上街游行，捍卫自己的权益。Sex work is work！性工作也是工作！

游行当天来自东北的性从业者带着面具，举着“铿锵玫瑰妇联协会”八个大字在街头呐喊助威。为自己争取最后的生存权利。

巴黎站街女在荷花车前排队等候检查和咨询

最要命的是，因为知识的匮乏，这些性从业者完全不懂得保护自己。丽娜受伤后不敢报警，也不敢去医院，是已经熟悉巴黎性工作行规的东北女人带着她找到了公益组织“荷花车”。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为巴黎市区日益增多的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和治疗，“荷花车”这一针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公益组织应运而生。

2014年“荷花车”抽样调查了1300多位中国站街女。其中80%的人独自生活，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她们的平均年龄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

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她们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70%已经遇到接待客人时没有安全套的情况。

更不要说接近一半的人从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只要做阴道冲洗就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

像大多数从业者一样，她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工作，“下班后”一群人躲藏在不到20平的地下室，没人愿意了解她们的生活，她们也不喜欢被打扰。

她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攒钱！回家！单亲妈妈，攒的是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年过半百的老母亲，存的是帮儿子买房娶媳妇的钱。

所谓“逼良为娼”，她们本质善良，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被逼进了最阴暗的角落。

“我希望大家可以抱着尊重的态度，冷静的态度看待她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应该把她们放在阴影之中，藏得越深问题越是没有办法解决。”

或许就像奥利维耶说的，她们不需要同情怜悯的异样眼光，她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理解和尊重。

回不去的家

其实丽娜与很多站街女不同，她去法国前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丈夫体贴温柔完全不希望妻子离开，儿子聪明乖巧也很舍不得妈妈。

可是丽娜还是有些不甘心，一家三口挤在50平的小房子里，过着看不见未来的日子。丈夫可以安于现状，但她不想，也不能，面对生存的压力，女人渴望改变的勇气比男人大多了。

为了这个家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为了这个家她站在了法国的街头为了一次40欧元的报酬，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客人”。她没得选，异国他乡，没有护照，不会法语，没有专业技能，想正常打工却被无情排斥，站街是巴黎留给她的唯一出路。

为了让家人安心，丽娜把苦硬生生吞进了肚子。她每次都体体面面地准时出现在电脑前面，骗家人她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善良的华人家庭，拿着很高的工资，逢年过节还能收到100欧的红包，开心地向丈夫讲述自己在巴黎的“美好生活”，只报喜不报忧。

唯一一次巴黎观光和埃菲尔铁塔合影也是为了让家人相信她在法国过得很好。钱一次一次地寄回国，视频那头的丈夫喜笑颜开，欠下的债都还清了，还换了大房子，丈夫打算用剩下的钱买个店铺，做点小生意。丽娜终于可以回家了。

演员耿乐饰演丽娜的丈夫

上一秒还深情款款的丈夫得知丽娜站街后失去了理智

《下海》的英文名字叫做Bitter Flowers，取自于“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中国古诗。丽娜从巴黎回国与丈夫和孩子团聚，两个人见面时默默无语，丈夫眼中满是心疼和怜爱，“我的老婆太不容易了。”都说女人是朵美丽的花，却很少有人看得到盛放背后经历的严寒与苦难。

更没有几个人真的能理解这份苦。得知丽娜买房开店铺的钱是靠站街赚取的，丈夫勃然大怒，转身离去。

“我在中国时发现每个中国人都在渴望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实现梦想愿意作出让步和牺牲。社会会给人的生存带来压力，但是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中，很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对自己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家，是梦想，还是别的更无关紧要的事情。”

不管你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