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三访中国之后 朝鲜是否会华丽转身？（图）

当韩联社6月19日报道一架朝鲜专机从平壤飞往北京后，人们猜测是不是最高领导者又来了。那架乳白色涂装的伊尔-62M“苍鹰一号”很恰巧地被拍到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数分钟之后，央视客户端而非新华社破天荒地宣布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来访的消息，打破了此前必须等到访问结束后按惯例官宣的节奏。果真是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三个不变

讨论朝鲜的话题永远都不会过时，当“特金会”在新加坡如幻影般落幕后，一周之后最高领导者再次高调上线，以三架专机的豪华阵容出访中国，几乎一月一次的频率直接超越了他的祖父。在1971-1972年间，由于中美关系破冰，金日成曾经创下一年内4次访华纪录。

习近平在会见朝鲜代表团时讲了这么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这“三个不变”应该被视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的总基调，特别是最后一个“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表明了中国对待朝鲜的原则和立场。这番话不仅是中国领导人说给朝鲜听的，更是说给大洋彼岸挥舞制裁大棒的美国人听的。如果今年前两次会晤还特别聚焦于朝核问题，那么第三次会晤表明了当朝鲜宣布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建设后，中朝对当代世界认知的价值取向渐趋一致，这向美国展示了中朝关系巨大的特殊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声援”，而是实实在在给予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大力度的援助。即使在朝鲜不顾中方反对发展核武的阶段，中方在不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条件下，保证最基本的援助始终通畅。这些援助不仅让朝鲜在苏联崩溃后得以站稳脚跟，而且能让朝鲜在国际严苛的制裁中保持一定的生存和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朝美缓和对话才刚刚起步，未来有反复甚至倒退也都非常正常，来自中国的支持才能让朝鲜有继续向前走的动力，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的今天，中朝关系的顺利发展是朝鲜宝贵的财富。因此，最高领导者也才会作出重要表态：将带领劳动党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认真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志所达成的重要共识，把牢不可破的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这次最高领导者几乎是带领全班人马倾巢出动。朝党二号人物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三号人物内阁总理朴凤柱及负责朝核事务的三位重要人物，国际部部长李洙墉、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外务相李勇浩和科教部部长朴泰成、人民武力相努光铁等。

值得注意的是朴凤柱和朴泰成的来访。朴凤柱作为总理首次访华是在2005年，此次时隔13年再次访华不同寻常。然而他最终没能单独与他同一级别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这说明至少在政府层级上，中朝还没有任何可以更新的合作事项。而朴泰成上个月刚率领朝鲜所有道、市委员长共同组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陕西和上海，并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

丹东春天

随着最高领导者的频繁来访，那些还在赶赴丹东的炒房客心中不免有些悸动，尽管当地政府将限售时限定在了五年，但想象一下眺望鸭绿江对岸那一片处女地的感觉，顿时觉得拥有了无限可能。至少五年的流动性损失，是否能换来一份欣喜若狂的收益？他们无暇其他，只能把赌注完全压在了那位曾经留学欧洲的80后领导人身上。

80后最高领导者的魅力极大，从平壤到新加坡，拥趸随处可现。在朝鲜是响彻天外的欢呼与掌声，到了新加坡则是不知疲惫的闪光灯与自拍杆。从万恶的“邪恶轴心”到与美国总统谈笑风生，如今站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于是，人们都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朝鲜改革开放也似乎箭在弦上，好像改革开放来得如此轻松，来得如此简单，只要最高领导者大笔一挥，朝鲜就会华丽转身。

所有的判断都来自于朝党七届三中全会的那份公报。那份公报提出，党中央2013年3月全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的各项历史性任务圆满完成。党的新战略路线就是全党全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这些词句如同石破天惊一般激荡在数百公里之外的中朝边境小城丹东，这个同样深陷东北经济失速泥淖数年之久的城市刚刚才欠身起步，却突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那些曾经请都请不来的资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力北上，把当地房价推高了20%。最高领导者的魅力果然如此鲜活又名不虚传。

然而，四月全会的公报中还藏着一句话，不知有多少人可曾注意。或许很多人看到“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就激动地不会再往下看了。公报中这样说道，所有部门、所有单位要高举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口号，切实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增强自强力，掀起生产高潮和飞跃。

自给自足是什么鬼？在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自力更生后面一定跟着的是艰苦奋斗，而非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讲究的是一种对事业的拼搏精神，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却是一种经济状态，它从来都不是市场经济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方式，而是诞生于小农经济时代农人们对外部世界生无可恋的描述。

我并不知道朝鲜是否会改革开放，但我从四月全会的公报中没有读出任何改革开放的意思。刘远举先生在其FT专栏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十分精辟：国人觉得朝鲜的改革开放是多么的理所当然，就意味着国人对改革开放多么缺乏珍视。

“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意味与改革开放划等号，特别是不能与改革划等号。1956年-1966年的中国，二战后的苏联和东欧、1970-1980年代的朝鲜以及被认为已经“改革开放”的古巴都是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但与改革开放却毫不相干。

中越路径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其实大部分人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时已经无法体会当年的惊心动魄，认为改革开放是共和国走到1979年的理所当然。还是让我们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当年是如何阐述的。公报共分四个部分，无论是从思想准备、理论基础到目标制定和实现路径，这都是朝党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无法比拟的。在前言部分谈到，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第一部分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第四部分谈到，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三段话十分简洁，今天读起来依然血脉贲张，心潮澎湃。尽管公报中没有体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你能感到一种变革的力量正在全身涌动。这些语句把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如何实现做了梳理，首先谈到了农业问题，着重说明要改革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为1978年后40年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邻国越共“革新开放”的思路也十分清晰。越南改革开放同样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越南早在80年代初开始对农民实行单位面积产量承包制试验，此后通过立法，在“土地归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交给农民长期使用，期限可以长至15～50年。在工业领域，越南把国营企业实行严格指令性计划的产销制度，改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制度，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同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在价格领域，把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市场调价，到1993年，除电力、邮电、港口运输、汽油、化肥、水泥等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外，其他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在金融领域，允许国有、股份和合营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并存，建立多元的金融体系，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工商、农业、投资与外贸专业银行为支柱的银行系统，实行国家管理下的较为灵活的汇率政策。

中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基本一致，均是从农业着手进而推进到工业、商业领域。在这其中，土地制度、价格并轨、企业产权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形成了有效的改革路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于就是敢于否定自己。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阮文灵，都是在改革探索初见成效后被打倒，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无论是中共还是越共，都否定了自身前期错误的经济发展路线，改革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彻底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思维，进而拥抱市场经济。需要说明的是，是否与美国改善关系并不必然带来改革开放。越南迟至于1995年与美国建交，彼时越共推行“革新开放”已有近10年时间。

继承路线

而朝鲜只有继承路线，没有否定路线。尽管中朝经历过相似的苦难，但朝鲜最高领导者一脉相承，权力的继承来自无限荣光的白头山血统，全国数以万计的领导人雕像每时每刻都在熠熠生辉。他们的路线没有任何瑕疵，更不用说有任何错误。那么现行政策如何可能与之前的政策做切割呢？从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看不出任何对于改革开放的部署，理论基础是什么，从哪个领域入手，目标是什么，改革的路径是什么，这一切难道都只在最高领导者的头脑之中？我并不知道。

当然，朝鲜的参访团不厌其烦地到中国各个地区参观访问，这似乎给了外界非常积极的信号，朝党干部们对于发展非常迫切。他们乘坐了高铁，参观了科技园区，考察了工厂农村，其实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对新鲜事物本身的兴趣大于如何产生这些新鲜事物的兴趣。

这可能和朝党本身的历史传统相关。朝党自从建国以后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建了数所著名学府培养人才。朝鲜虽然是个小国，但经济发展门类比较齐全，拥有一定的人才储备，这比中共上世纪50-7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立场要好很多，他们甚至在党徽上都要加上一根毛笔，要突出知识分子以及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样的传统也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得以体现。全会的三个议题中就包括了“关于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的内容。最高领导者专门为此做了报告，但具体内容并没有发布。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还对此进行了发言。一个月后，他率领朝鲜所有道、市委员长代表团访问中国，主要目的还是着眼于教育科技工作。因此，朝党任用这类干部更多是从微观上来提出解决方案，而非从制度上来去思考如何变革已经十分僵化的体制。

从1983年首度访华到2011年最后一次访华，中国向金正日推销了无数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即使是在刚刚改革开放的1983年，金正日就已经走遍农业和城市改革初现成果的上海、杭州、南京。到了2011年去世前，金正日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金正日回国后，固然在发展上有所动作，比如加大对IT电子行业的投入，加大商业化设施的建设，建设了更多的水电站，合理规划城市布局，甚至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设立了更多的特区来谋求发展，但最后都没能给这个国度提供制度上的供给，变成可以形成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参照系。

从4月七届三中全会闭幕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更多有关朝党在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上有更多动作。这其实也最终影响了对七届三中全会的整体评价，即器物有余，制度不足。再总览近期有关朝鲜最高领导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一些视察工作会发现，“掀起生产大高潮”、“完成生产任务”等一类词句大量存在，这仍带有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

像朝鲜这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想要在现有技术下实现温饱并不是件难事。只要农业实现包产到户，确立至少50年以上的经营许可权，解除强制上交公粮的限制，农民的积极性会大幅提高，粮食自给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实现，而非让世界再等上数十年。如果我们无法看到朝鲜农业产出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对朝鲜未来经济变革的期待恐怕要有更符合现实的展望。

不少人提及最高领导者曾有留学欧洲的经验，寄望他能够唤醒一个新的朝鲜，可这并非是改革的一个充要条件。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数位改革者并没有留洋的经历，但他们对局势的洞察，对改革的认知至今仍然值得称道。非洲也有不少政治人物留学西方，最终却成为政变和军事独裁的拥护者，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当他们坐上权力的高位，享受权力带来不受约束的恣意，剩下的只有失去权力的恐惧、保卫权力的紧迫和面对改革的慵懒。而最高领导者和他的父辈祖辈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但事情还是有些变化的。朝鲜最高领导者摒弃了父亲金正日倚重人民军的做法，将治理中心从军部转移到党部，定期机制化地召开会议，研究各个专门议题，也多少符合世界潮流。他在今年三月访华时特别指出，朝党也在加大力度，同逞威风、耍官僚、搞腐败的行为作斗争，这表明党的建设在朝鲜如今是个重要课题，这在朝着强化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能力上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更看清朝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