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养女：那些被买卖的女孩们（组图）

2018年6月9日，福建莆田，爱珍（左）和陈树芬（化名）在海边相拥。她们都是养女，却有各自不同的命运。爱珍从小得到养父母的宠爱，在丈夫的帮助下经营一家花店，而陈树芬在七岁那年被离婚的生父卖掉，来到养父家，成了童养媳，最后嫁给精神有问题的哥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福建长乐有上万女婴被“媒婆”从生父母手上抱走，流落到莆田、仙游等地。这群“多出来”的女孩如掷骰子般踏上了各自的命途。

2018年6月4日，福建仙游盖尾镇，曾参与过女婴买卖的“媒婆”李燕兰（化名）回忆，当年像她一样从长乐抱走女婴的人都会聚集在莆田郊尾车站寻找养家。她每找到一个养家，就能得到5元钱的报酬。她并不为参与女婴买卖感到后悔，认为长乐的生活太苦了，将女婴送往莆田，她们才有活下去的机会。直到1993年，仍有女婴从她手里被送往莆田。这种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上万女婴，刚出生不久就被长乐父母送走，经数度转手最终流落莆田，被当地人蔑称为“阿乐”。

运气好的“阿乐”被养父母当作亲骨肉对待，运气差则沦为奴仆。作为寄存在家族里的外人，她们失去血缘的保护，往往成为家族的出气筒，从小承担繁重的家务活，受教育程度低下。随着年龄渐长，“阿乐”们寻亲的愿望越发迫切。在茫茫人海里竭力打捞，有人出于好奇，有人索求物质，还有人希望彻底摆脱“养女”身份的桎梏，挽救自己余下的人生。图为寻亲组织在福建福清市做宣传，张贴的海报吸引了村民围观。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老人上前询问如何找回送出去的女儿。

2018年6月10日，福建福清市，“寻亲帮帮团”的志愿者林阿姨在大雨中固定寻亲的宣传横幅。为了鼓励更多有寻亲意愿的人，特别是父母，参与DNA比对，以提高成功几率，志愿者们时常下乡宣传。相比养女们寻亲的热切，通过DNA比对来寻亲的父母要少得多，如“89年寻亲”群里，养女多达400人，而父母只有不到30个。林阿姨已寻女30多年，她心疼这些养女，与她们关系紧密，听她们诉苦，带着她们在长乐寻亲。

曹小芹七岁那年，因忍受不了养母的百般虐待而逃出家门。饿了掏水沟里的剩饭残羹，困了睡在别人家的屋檐下，心里一直呼唤着生母，但这声呼唤回响了20多年而从未得到应答。小时候，洗碗摔了盆子，煤烧不起来，家里没有打扫干净，甚至跟伙伴出去玩，都会招来养母的一顿打。这些苦痛已深深埋在她心里。直到后来与第二任丈夫成立新家庭后，她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重要的。图为曹小芹哄着怀中的儿子入睡。

18岁，曹小芹意外得到鞋厂的工作，短暂地脱离苦海，四年后她被叫回家相亲。她把当时的恋人一起带了回去，养母张口就要八万元的聘礼。家境贫穷的男孩黯然离开后，媒婆带来两个男人，她抬头看了一眼，指了指手脚健全的那个。婚后，丈夫因为她养女的身份而变得肆无忌惮。曹小芹怀孕，生孩子时她疼得忍不住喊叫，丈夫在一旁讥讽，“你叫给谁看，生孩子本来就是女人的责任。”孩子六个月大，她被赶出家门。后来第二任丈夫的出现，曹小芹的生活才有好转。图为曹小芹与第二任丈夫在河滩散步。

与曹小芹短暂相聚后，丈夫又要外出打工，剩下她一人在家经营小食店、带孩子和照顾公婆。曹小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老实随和的男人，他的出现让曹小芹第一次体会到被爱的感觉。

2018年5月30日，曹小芹（右）第二次与刚相认的妹妹丽军见面。虽然曹小芹与妹妹参与DNA比对的匹配结果高达98%，她却觉得跟妹妹不太像，无论从外表来看，还是整个人生。妹妹丽军从小得到养父母的溺爱，又找到一个很爱她的丈夫，生活非常美满。曹小芹觉得妹妹没有办法体会自己的痛苦。两姐妹寻亲的理由亦大相径庭，妹妹丽军好奇什么样的父母会生下自己这么特别的人，曹小芹想知道被抛弃的理由，甚至想把他们骂一顿。

清晨五点多，儿子在金虹的怀抱里睡得很沉。金虹说自己从小不缺乏父爱，但特别希望得到母爱，她清晰地记得七八岁时，曾梦见过亲生母亲，梦里她的样子是模糊的，却要把金虹抱在怀里，金虹不肯，从睡梦里惊醒。直到结婚生育后，金虹才有勇气面对养女的身份。在丈夫的鼓励下，金虹走上了寻亲之路。她在村里四处打听，终于找到当年安置她的地方。

金虹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尼姑庵门前，好心的老尼姑收养了她。后来老尼姑的身体越来越差，金虹又被辗转送到附近村落一个光棍的手里，这个光棍后来成了她的养父。

2018年6月4日，福建仙游游洋镇南溪旧石狮村，养父陪着金虹在村里散步。

金虹从小受到养父的疼爱，因为家里太穷，时常饥一顿饱一顿。

当时同村的人也不待见这对相依为命的父女，常当着金虹的面说难听的话，金虹忍受不了，14岁就去了厦门打工。这次金虹将要随丈夫一起去辽宁打工，年迈的养父又将一个人生活。图为金虹在家里给养父做饭。

2018年6月2日，蔡淑萍与两个女儿雨沁、雨荷（左）在她们的房间里合照。蔡淑萍因为视力不好，不能出去打工，在家制作小吃去卖来维持生活开销。和母亲的成长经历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观念的转变，蔡淑萍两个女儿得到更公平的教育和更好的家庭环境。蔡淑萍是幸运的。从小，养父母待她如亲闺女，她没干过一天家务活；到了吃饭时喜欢看电视，坐等养母把饭菜端上。超生被罚钱，养父开玩笑说欠着债还得养这个女儿。她从未动心去寻找亲生父母。

端午节前，蔡淑萍回了趟长乐亲父母家，母亲和姐姐都在厨房忙碌准备午饭，她想帮忙却又无从下手。蔡淑萍不知道，重遇女儿，生父心里其实十分高兴。当年为了生个男孩，他们家一共生育了八个女孩。无力抚养的父亲把其中五个送到“媒婆”手里，而第一个被送走的正是老三蔡淑萍，当时父亲沉默着掉眼泪，甚至不忍心在场看她最后一眼。父亲后来走过一条漫长的寻女之路。

直到2016年，他才终于认回蔡淑萍。母亲却始终不太热衷找回五个女儿。“家里饭桌太小了。”她对外人解释道。这个生育过九个孩子的女人，说一口长乐本地话，语言成了母女之间最难逾越的墙。相认第一年，母亲对蔡淑萍始终冷漠，除了吃饭坐在一起，母亲基本在外面打麻将，避而不见。图为认回两个女儿后，蔡淑萍的父亲开始忙碌修建新房子。这栋新房子有九个房间，可以迎接九个孩子过年回家团聚。如果说生男孩是长乐女人的使命，那生女孩则是她们完成使命路上的一个个包袱。

母女俩的关系终于在最近一次团聚时变得柔和，端午前夕，蔡淑萍带着一整箱香蕉和荔枝回去。母亲则提前蒸好了一锅淑萍最爱的甜粽子。看到母亲叠元宝，她上去帮忙，莆田和长乐叠法不同，母亲握着她的手耐心教她。她们用贫乏的词汇闲话家常，聊粽子的成本，荔枝的价格，彼此间虽仍旧尴尬，但蔡淑萍感觉到母亲正尽力向自己靠近。

黄玲（化名）也是一位童养媳，养父母家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家里经济条件很差。养母曾以死相逼，让她嫁给二哥，她一直不接受，“感觉很奇怪，从小到大，一家人都是同一张桌子吃饭的。”婚后，丈夫一直在外面打工，黄玲留在家，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后来，丈夫出轨了，“我不懂什么是爱。我也不爱他。”对被出轨这件事，她的痛苦和愤怒更像是经历了一段关系的背叛而已，与爱情无关。所以黄玲想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

养女杨静怡（化名）没能逃脱童养媳的命运，那年的大年三十，19岁的杨静怡被养母锁起来，被要求和自己的三哥睡。她本可以跑出去的，但是转念一想，“我走了我妈（养母）怎么办，我怕她想不开，我也没地方去。”两人结婚没办过任何仪式，甚至结婚证都是为了孩子读书才办的。丈夫三哥在家，“酱油瓶倒了都不扶一下”。两人“很多事情都没有商讨的余地”。丈夫总以命令的口吻与她聊天。她很难接受这一切。

养父当年花300元将黄燕兰抱回来，为了凑这笔钱，连家里最壮的猪也卖了。养父对她很好，但是不允许她出外打工，怕她出去就不回来。16岁那年，养父给她招了一位河南人做上门女婿，丈夫好吃懒做，常在半夜与黄燕兰打架。最惨的一次是在2004年，黄燕兰被打得脸都肿了，她决定离开他。2008年，养父患上癌症，不久离世。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到黄燕兰肩上。她迫切地想寻回亲人，希望能找到更强大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