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漏3万亿元社保 中国改革开始“秋后算账”（图）

正所谓，一叶知秋。进入9月，随着中国社保征收改革的临近，一时间“秋风”萧瑟，卷起无数旧账新“愁”。一旦改革开始，按照相关法规，企业如实缴纳社保费用，中国企业每年需补缴社保将高达3万亿元。这几乎相当于2017年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总和。如果考虑到近十几年来中国企业偷漏的近20万亿元社保费用，一旦中国政府严格执法，中国大部分企业就将面临破产的窘境。 

也许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中共正在用自己的改革“扒”下中国经济神话的“底裤”。如何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面对经济创新动力的缺失？ 

显然，中国高层已经对继续纵容“资本的野蛮生长”失去了耐心。相比于经济的短期降速而言，中国高层似乎更在乎整个“改革目标”的实现，以及经济的长期发展。

因此，一场以规范经营、健全法治为名义进行的社保征收改革，正在悄然开启中国改革“秋后算账”的模式。 

1 偷漏3万亿元社保  算一算你被坑了多少钱

和大多数改革一样，中国高层往往最喜欢在某种不经意间，轻轻地就完成了某项重大的经济调整。此次社保征收改革也是如此。表面上，社保征收改革仅仅是将社保的征收部门从社会保障部门改到税务部门，虽然一个征收部门的变动，但实质上却隐含着数万亿元财富的重新分配。 

仅以中国的城镇职工为例，按照中国城镇职工社保缴纳的相关规定，中国企业需要将职工上一年度实际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基数，然后按照职工个人8%，企业20%的费率，分别乘以缴费基数，最终得到社保需要缴纳的费用。 按道理来说，如果将中国所有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基数进行平均，这个数值应该与中国的社会平均工资（以下简称，社平工资）基本相当。 

但是，奇怪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按照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公布的2016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数据来看，中国共拥有2.78亿人的在职工，但是却仅仅缴纳了约3.5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6美元）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平均缴费基数只有3,450元，不到当年社平工资的67%。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大约33%，约合1.7万亿元的养老保险费用没有如实缴纳。其中，仅2016年一年，中国企业就少缴漏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1.23万亿元。 

如果再将医保、工伤、失业、生育，这4个社保项目，以及非城镇职工，也就是2.87亿农民工的社保费用也计算在内，仅2016年一年，中国企业就少缴漏缴社保金额达到3万亿元。这基本相当于2017年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总和。 

如果计算过去10年的情况，中国企业少缴漏缴社保的总金额将超过20万亿元的规模。这几乎相当于中国2017年GDP总量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将近7年的教育财政支出。 

面对冷酷的数字，我们不得不这样说，中国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正在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被剥夺感，除了政府庞大的行政开支和高企的房价外，来自企业的压榨同样“居功至伟”。 

更关键的是，面对财务上动一动手脚就能轻轻松松多赚几万亿、十几万亿元的利润，中国的整个社会和企业将失去创新的动力和诚信的基础。 

社保小常识

也许有些人认为，企业少缴社保，不是有助于企业减负、职工到手工资的增加吗？

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今天缴纳的社保就是父母或者祖父母一辈的养老金，并且也直接关系到自己退休后的收入。 

按照未来十几年中国社会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率5%左右计算，以中国上海市2017年社会平均工资7,132元/月为例： 如果从2017年开始累计缴满15年退休，那么，按照67%的工资基数缴费，将比按照实际工资基数缴费，个人平均每月仅仅少缴费270元，但是因此退休后将每月至少少领取700元的养老金。如果按照上海市平均预期寿命计算，这意味着一时间的贪图便宜，将至少给自己造成大约18.5万元的收入损失。 

同样，如果从2017年开始累计缴满30年退休，按照67%的工资基数缴费，将比按照实际工资基数缴费，个人平均每月仅仅少缴费400元，但是因此退休后将每月至少少领取2,500元的养老金。如果按照上海市平均预期寿命计算，这意味着一时间的贪图便宜，将至少给自己造成大约66.8万元的收入损失。 

即使不考虑社保的保障功能，仅仅将社保看做是一种投资，那么，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养老金的增长涨幅度不仅已经达到了11.3%，将CPI远远甩在身后。而且，如果按照累计缴费30年，按照上海市平均寿命计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也已经达到了3.5%至5.2%之间（由于缴费基数不同，收益率会产生变化），这不仅跑赢了中国官方的5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的收益率，甚至跑赢了余额宝。 

更关键的是，除了社保之外，没有任何商业机构能够提供投资收益周期长达50余年，并且与通胀、工资增长广兴挂钩、承诺保底的“基金定投”项目。 

因此，作为大多数的工薪族，就为自己每月少交几百元社保，就要放弃为未来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预期收入，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 

2 政企合谋与央地失控  改革正在失去耐心

面对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被剥夺感，中国政府似乎并不愿意单独背起这个“黑锅”。中国高层显然也已经失去了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耐心。于是，一场以规范经营、健全法治为名义进行的社保征收改革，就成为中国高层的改革突破口之一。 

社保征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社保缴费基数由原来的企业申报制，转为税务核查制；二是，征收部门由原来没有强制执法能力的劳动保障部门，转为了更加强势的税务系统。 

这一变动看似只是中国政府将社保费用从左兜装到了右兜，但是，从实质上却正在改变中国地方政府的基层治理结构。 

具体到社保征收方面。原先企业只需要向地方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申报一个企业工资缴费基数即可，至于是否与企业实际的工资总额一致，是否存在严重瞒报、漏报，地方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既没有能力、更没有意愿去核实查证。 

对于欠缴社保费用的企业，地方政府更多的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往往将对企业拖欠、漏报社保违法行的容忍，当成作对于企业的政策优惠。 

出于现实的考虑，地方政府不得不优先保护企业，保障就业，保障财政税收，最后才轮到解决社保欠费的问题。 

正是由于几乎每个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在袒护企业，都在纵容偷漏社保，最终汇聚到中国中央政府，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保“黑洞”。然而，面对高达几万亿，十几万亿元的社保欠费，就在每次中国中央政府开展的针对社保欠费的集中稽查、追缴运动中，通过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真正被查出的违规欠费往往却只有区区几百亿元。 

可以说，中国社保的巨额欠费，一方面是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失控。 

因此，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依仗更多的带有中央派出机构色彩的部门来完成地方治理。相比于完全从属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在完成“国地税机构合并”后，在兼有一部分地方政府职能外，实质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社保征收转到税务部门之后，一方面，税务部门不仅可以根据企业的工资总额、个人所得税总额等多种数据，来监控企业员工的实际工资情况，企业很瞒报、漏报社保的缴费基数。 

更关键的是，税务部门不仅要对所在的地方政府负责，更要向中国的中央政府负责，整个税务体系的联动和监察、惩罚机制的介入，都使得社保费用几乎享有了和税收一样的地位，直接关系到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某种共荣的亲密关系正在被打破，转而向着更加规范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转变。 

3 “惩前毖后”还是“秋后算账”

当然，这种中国政府与企业的疏远，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利益与资本的分道扬镳。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只是在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开始考虑如何与资本长期相处，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表示的那样，“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不仅是40年前，中国整个社会启动改革开放时作出的一个约定，更是习近平当政以来反复强调的“改革理想”。 

目前，“先富”的问题显然已经解决，那么，在此之后中共就将面临两种抉择。一种是“割韭菜”式的掠夺，另一种则是学会如何与“先富”长期共处，最终将资本引导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当然，这种抉择绝不是中共方面的一厢情愿，其中“先富”起来的人们是否能够遵守“改革契约”，也将是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而此次社保征收改革仅仅是中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一种试探，充其量只是在向社会传达出一个“欠债还钱”的信号。至于3万亿元的社保欠费，无论在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令人吊诡的是，明明是企业在大规模的偷漏社保，压榨劳工，但是“舆论专家”们，却将所有的矛头统统指向了政府。什么社保严重亏空、什么老龄化导致社保难以为继，甚至有人提出，正是因为社保才导致了民众收入的下降。 

需要了解的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社保费率其实就已经摆在那里，而且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部分费率还进行了主动下调。为什么时隔十五年之后，社保费率过高的问题才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 

其中，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中国的企业已经丧失了盈利能力，还是中国的一些老板们已经“利令智昏”？ 如果是前者，那么，足以证明企业本身的“虚胖”，一旦离开了对劳动的掠夺就将难以生存。像这样连职工社保都交不了的企业，下一步被自然淘汰似乎并不值得同情。 

如果是后者，老板们捂着“先富”起来的钱袋子，连职工社保都不肯如实缴纳，甚至还倒打一耙，那么，这种行为恐怕就已经违背了最初“改革契约”，并且也难以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依靠。 

尽管北京时间9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一系列措施。这无疑是在坚持社保改革的同时，给企业留出了“转换”的余地。 

但是，从2019年1月1日以后，中国经济领域，至少是在社保缴费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划出了一条“时间红线”。中国政府容忍“资本野蛮生长”的时代正在结束，而“秋后算账”的模式则正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