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死”？ 外国记者遭驱逐 自由之都蒙上阴影（组图）

香港——7月底，当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决定邀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政治活动人士，让他在总部所在的那栋19世纪的优雅大楼发表演讲时，董事会隐隐觉得此举可能会令一些人不高兴。

他们的演讲嘉宾陈浩天是一个最多只有数十名成员的新晋政党的领导人，该党有一个充满挑衅的目标——香港脱离中国独立，地方当局将其视为对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准备将其取缔。

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预料到随之而来的反响：北京方面要求外国记者会取消该演讲。在俱乐部拒绝之后，香港驱逐了一位知名记者。这种激烈反应令人怀疑，香港能否继续作为一个庇护地，提供在亚洲地区最好的法治和公民权利保护。

“我想说，这是香港政府犯过的最大错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傅华伶在谈到驱逐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亚洲新闻编辑马凯(Victor Mallet)的决定时表示。“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的，但感觉无处不在。”

来自美国、英国和欧盟的外交官要求对此做出解释。跨国企业担心香港作为区域基地的未来。一些记者表示，“香港之死”——这个前英国殖民地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终于来了。

这场争议也令全球注意到当局想极力抑制的香港独立运动，以及香港领导人分顾两头的处境——他们理应服务于香港，捍卫其特殊地位，但工作上又要听命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驳斥了几乎所有香港人的结论——即马凯被迫离开是一种报复行为，此举标志着对政治言论新的限制——称这是“纯属臆测”。然而她没有提供其他解释。

她的前任梁振英成为了对该记者会发起攻击的代言人——他回到聚光灯下，公开表达对北京的忠诚，此举竖起了一块政治试金石，可能会限制林郑月娥的选择。

上个月，在被问及梁振英是否与记者遭到驱逐事件有关时，林郑月娥回答，“当然没有。”但是，当被问及北京在做出这个签证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她并没有予以明确地否认。

“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人民负责，”她指的是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特殊行政区的地位。“我也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当政府提出取缔该组织时，大多数香港人从未听说过陈浩天或他的香港民族党。“我们当初邀请这位28岁的室内设计师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当时有新闻在报道他，”外国记者会现任主席、法国记者陈翡(Florence de Changy)在该会的会刊写道。

外国记者会拥有餐厅、酒吧和会议室，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在香港的摩天大楼之间拥有一席之地。虽然现在其大部分成员都是律师、银行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但该组织仍由记者管理并组织活动，邀请拥有各种背景的演讲者。

在陈浩天的演讲宣布后几天，中国外交部的两名官员来到外国记者会，和因陈翡在外地而代行主席之职的马凯会面。他们对这次活动表示反对，并告诉马凯，他们希望取消它。

第二天，这个要求被泄露出去。一天后，梁振英在Facebook上谴责记者会，称邀请港独倡导者演讲，就等于邀请纳粹或恐怖分子发言，此举跨越了“绝对而且清晰的红线”。

在随后几天的十几个帖子中，他批评记者会的领导人，并敦促审查他所谓的“特殊协议”，该协议允许记者会以折扣价从政府租用这栋建筑物。

这是梁振英一次不寻常的爆发，去年，他在一个任期后就放弃争取连任，人们有时认为该决定是因为北京担心他的支持率不佳。虽然香港的前领导人通常依然是有影响力的声音，但梁振英对俱乐部的讨伐引发了人们的猜测，认为他可能希望北京让他复职。

亲北京的立法委员和前内阁成员叶刘淑仪则称可能性不大。但她承认梁振英“可能觉得他本来应该连任，而且他的生涯被截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她说，“他很难忍住不发表评论”。

叶刘淑仪补充说，香港大多数政治人物都赞同梁振英对记者会邀请的看法。“总的来说，这可能会对我们政府的决定产生影响，”她说。

但林郑月娥公开表达与前任相左的意见，称俱乐部支付了市价租金。虽然她批评邀请陈浩天的决定“完全不适合”，但她拒绝为梁振英取消演讲的要求背书。

8月14日，活动在俱乐部外的抗议声中照常进行。“中国的本性就是压迫，”陈浩天宣称。

一个月后，政府取缔了他的政党，开创了一个先例，批评人士警告说，这种手段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亲民主的反对派。

然后在10月的第一周，政府拒绝了马凯续签工作签证的例行要求。这一决定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因为香港以前从未驱逐过记者——而且此举是直接借自北京的手段。

中国政府近年在对几名外国记者的报道表示反对后将其逐出大陆。香港一直是不同的，它是一个关键的通讯站，记者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写关于中国的事件。

近年来，香港本地媒体受到一些审查压力，但以香港作为区域中心的外国新闻机构——包括《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纽约时报》和CNN——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影响。然而，马凯遭到驱逐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他们已经移动了球门柱，”《时代国际》(Time International)前亚洲编辑谭崇翰(Zoher Abdoolcarim)说。

这一决定也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之都的未来蒙上阴影，商界人士私下表示，对于那些已经在考虑搬迁到新加坡的公司，这可能会起到决定作用。

香港的大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都没有就这桩驱逐事件发声。他们保持沉默，部分原因可能是希望外国记者遭受的新压力不会影响到外国公司。但除此之外，它们也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危及其中国业务的事。

在今年香港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该市的法治受到侵蚀。

该协会主席早泰娜(Tara Joseph)最初似乎对马凯遭驱逐一事轻描淡写。但她在第二天发表声明，说此事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没有新闻自由，资本市场就无法正常运作，商业和贸易也无法可靠地进行，”她说。

英国《金融时报》对该签证决定提出上诉。移民和人权律师田光誉(Robert Tibbo)说，这可能迫使政府提供解释。

他指出，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最近访问香港，尽管有指控称他曾领导一场不法的杀戮活动。“他们对马凯做了同样的考虑吗？”田光誉问道。

去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访问香港时，对香港独立表示担忧，当时他警告说，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绝不能允许的”。

香港事务的管理通常由政治局的另一名成员处理，但习近平似乎在制定政策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他在中国的大多数重大问题上所做的那样。

北京一家香港政策研究机构的首席执行官田飞龙表示，香港必须更低调，并接受它与中国其他地方政府一样这个现实。

“在中国的‘新时代’，”他提起习近平的口号之一，“香港必须遵循中国的主要战略。”他补充说，“这要求香港改变它原有的骄傲态度。”

研究当地政治的香港大学博士申请人邝英豪说，对港独的支持在几年前还是闻所未闻的。支持或受北京控制的报纸是首先经常使用这一词语的报纸，用这个词来攻击亲民主反对派。

2014年，随着在学生主导下要求自由选举的“雨伞运动”进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北京拒绝作出让步时，包括陈浩天在内的一些年轻活动人士认为，独立是香港成为民主国家的唯一途径。

香港中文大学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1.4%的公众支持独立。但是，消除这种情绪的行动，可能会将一个边缘政治问题转化为一种对香港身份认同核心——言论自由——的焦虑。

学生们一直在大学校园发布支持独立的标语，民意调查显示，在校园里，对独立的支持率要高得多。

上个月，香港理工大学遮盖了一些支持独立的海报和贴纸，随后三名学生进行了绝食抗议，另有2000多人签署了抗议声明。两天后，大学允许学生重新控制张贴海报的空间，即民主墙。

“表达自由是香港始终与中国不同的事情之一，”21岁的学生会主席、绝食抗议者之一林颖恒表示。“我不希望看到香港成为另一个大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