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热传：波兰“出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图）

一月初，波兰国家安全部门忽然高调拘捕华为(专题)波兰分公司一位销售经理，理由是有关人士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事件引起世界媒体广泛报道和中国社会一片哗然。虽然波兰方面强调，这是个人行为，无证据显示与华为有关。但没过几天，波兰内务部长约阿希姆．布鲁金斯基（Joachim Brudzinski）高调呼吁欧盟和北约制定共同立场政策，以对应华为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以及是否要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加以协调。有关言论一下子把中国人的情绪给激发起来─震惊波兰之莫名其妙，愤怒波兰之无端敌意，鄙视波兰之惯性妄为。

对于许多国人来说，波兰几乎是一个令人无感觉的国家，一下子想不出中国与波兰曾经有过什么交集，故此感到波兰的敌意很莫名其妙。当网络上开始出现爬梳波兰历史和中波关系史的"雄文"陆续出现时，又猛然发现，原来波兰真的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国家：

在近现代史上，波兰至少经历过四次被瓜分而亡国的悲惨命运，头三次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所瓜分，最后一次是在二战初期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占领。照理来说，这么一个饱受亡国伤痛的国家民族，应该对同样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有所同情，没理由反过来向中国展现敌意。但再挖掘一下中波关系史，就会发现波兰不止一次对中国展示敌意：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占领中国山东（这一点肯定是不实误传），以及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替日本侵略者作辩护（这一点于史有据，但原因不明）。

对华敌意背后的历史背景

于是乎不少网民恍然大悟，把波兰的对华敌意之因，与它历史上的亡国原因，一并归咎为这个国家是从来没有外交政治智慧，总是得罪不应该得罪的强国。

以史为鉴，这是正确的思维方式，更是为政治及外交决策提供参考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这里的前提是，以史为鉴的这个"史"，必须是准确的，而不是被误读的。

当我们讨论波兰近现代史时，不可能不提到波兰曾经建立过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制度─贵族民主制。波兰人并从十四世纪草创、实施这套政体，到十六、十七世纪成熟，直到十八世纪末亡国，足足运作了三百多年。从历史总结和制度检讨的角度来看，现在普遍都认为，这种制度是导致波兰被瓜分和最终亡国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它能够持续进行复国运动的重要原因。

之所以要在本文提到这个制度历史，是想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波兰历史上的悲剧国运，不是源于当权决策者的肆意妄为，而是有其制度性根源。

波兰推行了几百年的"贵族民主制"，其具体形式就是由所有贵族组成的议会，它一方面几乎具备了现代民主制度一切的权力，包括选举国王、立法、征税、外交，宣战等等；但另一方面又绝对封闭，贵族家族固定不变，拒绝给予平民和农奴任何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就造成了对外决策低效，对内又不能凝聚整个民族的团结，贵族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凌驾了整体国家的利益。到了1652年，波兰议会承认贵族有一票否决权，从此贵族议会实质上已经难以有效运作，整个国家陷入了大混乱。波兰首三次被瓜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议会无法落实任何高效和合乎整体国家利益的决策，甚至不少贵族是被侵略者收买。

你可以取笑波兰人怎么整出了这么一套制度出来，但不能说什么波兰民族性就是胡来妄为，毕竟波兰人在民主制度发展史上是有过非常精彩的实践。

尽力争取仍有巨大空间

第二，如果把今天的对波兰政治行为之判断，建立在误以为波兰是习惯性妄为的错误基础上的话，那么将无法准确理解波兰这次对华敌意行动背后的极端理性和务实态度，自然也无法作出有效的回应。

这次事件，波兰当局精明异常，说白了，中国就是波兰拿来向美国献礼的"投名状"。得罪中国，付出的代价顶多没了便宜的华为通讯基建设备（这还不一定没了！），但在美国明摆着围堵打压华为和中国之际，波兰身先士卒，为美国当马前卒，明眼人都看得出，它是希望美国在波兰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从而彻底制衡着东边那个巨兽邻居俄国。去年九月，波兰总统访问美国，直接提议美军在境内建立基地，不但自己愿意出资二十亿美元，而且还肉麻地提出要把基地命名为"特朗普堡垒"（Fort Trump）。

得罪万里之遥的中国之弊，与换来美国建立基地以阻遏近在咫尺的俄国之利比较，简直微不足道，太划算了。

第三，在分析国际问题上，与其动辄诉诸所谓的"民族性"、"国民性"这些彷彿能解释一切，但实际上又什么都没有真正解释过的概念，不如更细致地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地缘格局来解读波兰乃至所有国家的政治行为。

虽然波兰内政部和安全部门作出对华敌意的行动和言论，但波兰毕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个中东欧国家，中国与波兰的经贸关系互补性高，2017年贸易总额比2016年增加两成。波兰经济在今天欧盟不乐观的经济情势下，并无多大亮点，因此对与中国经济合作不会真的不稀罕，不会为了讨好美国而彻底出卖中国。中国企业包括华为，价格上的巨大优势对于波兰这些经济不算很强的东欧国家来说，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如何充分利用这种双边关系的特征，对波兰政府、商界和社会进行公共外交和游说工作，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