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帖：1999，中美逆转的48小时...（图）

如果有人在1999年11月14日凌晨4点路过离故宫不到20分钟车程的王府饭店，兴许就会看见在森严的戒备中，十几个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正在挨个把行李搬上挂着外交牌照的专车，急匆匆地准备离开。但在车队即将出发之际，美国人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又把车上的行李一个接一个地搬了下来。

这群人是赴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带头的人名叫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一个小时前，她的副手约见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声称“双方分歧越谈越大”，没必要继续谈了。但在王府饭店门口演足戏之后，这个喜欢佩戴精致丝巾的女强人在凌晨5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

也许巴尔舍夫斯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36个小时后，她又将与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Gene Sperling）一起躲在东长安街2号外经贸部二楼签字室旁边的一个女厕所里[1]，再一次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她看着斯珀林难掩兴奋地说，“总统先生，世界上最艰难、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人们更愿意用“世纪谈判”来称呼那场历史事件。美国驻华大使馆、王府饭店和外经贸部大楼构成的方圆5公里，吞吐和吸纳着媒体的无数猜测与想象。而笼罩北京城的不单单是关税、贸易、开放这些概念，还有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疑云和席卷加利福尼亚的“朱旋风”。

谈判桌背后的36个小时，勾勒着两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长达几十年的博弈。

1. 死局

如果一切顺利，巴尔舍夫斯基在11月14日这天应该可以抽出空来，看看故宫和王府井。

按计划，美国大使馆本应在这天凌晨——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第25轮磋商的第五天向媒体发布消息，但在凌晨三点，巴尔舍夫斯基的副手、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卡西迪(Robert Cassidy)跟龙永图撂了一番狠话，美国代表团随即在王府饭店上演“欲离还休”，没有任何消息留给苦等一夜的媒体。

两天前进行的谈判并没有让双方给彼此留下什么好印象，焦头烂额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没能控制好情绪，忍不住向中国谈判团怒吼：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国将“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加入世贸。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随即拍案而起[3]，“中国人害怕外国人发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1月14日凌晨5点，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再一次坐到石广生面前，继续谈判。双方体力早已透支，但仍然毫无进展。

下午四点，克林顿的专机正在做着最后的调试工作，等待两个半小时后的欧洲之行。巴尔舍夫斯基向面露疲态的石广生下了最后通牒——必须要在克林顿总统到达欧洲之前达成协议，以便总统在出访前对外宣布结果，否则美方代表团就要在15日上午离开北京，并宣布中止谈判。

这意味着留给中国的时间只有不到24个小时。

60岁的石广生显然没有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摊牌做好准备。前一天晚上，他跟总理以及十几个部长开会开到凌晨三点[5]，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凌晨五点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下午就接到了美方近乎要挟的通知。石广生深知，此时哪怕是一点点失误，都会让前面十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其实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提出“复关”申请后，入世谈判一度非常顺利。

按照“关贸”以及后面世贸组织的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因此当一个国家提出加入申请后，需要跟成员国逐一进行谈判。每个国家的诉求不一样，比如冰岛的焦点是鱼类、厄瓜多尔的焦点是香蕉、马来西亚的焦点是棕榈油，搞定这些国家并不难，最难攻克的是美国。

中美之间涉及了6000多个税号的产品，而根据非歧视性原则，双边谈判的成果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因此大部分成员国都乐意见到美国对中方的高价勒索。

但毕竟当年正值中美十年蜜月期，那是黑鹰直升机都往中国卖的基情燃烧岁月，冷战的地缘政治让两国紧密合作，中美谈判一度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1988年外贸部讨论复关工作，李岚清、沈觉人等几位领导都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乐观，当时会议气氛热烈，大家谈笑风生[4]。

1989年5月的中美磋商后，中国似乎已经踏在了关贸的门槛上。但一个月后所有事情都改变了，按部就班的谈判变成了艰难的鏖战。这是一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没有柳暗花明、没有峰回路转，也没有“小球转动大球”这样的神来之笔，只有无穷无尽的相持与对峙。

十年之后，同样的困境摆在了石广生面前。面对巴尔舍夫斯基的“最后通牒”，石广生要求先跟朱镕基总理通个电话。但还没等石广生打完电话回来，美方代表团就急匆匆的要离开，外经贸部的一位司长追出去问你们去哪儿？驻华使馆临时代表麦克海随口说我们去接总统电话，马上就回来[6] 。

中美谈判过程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美方代表团径直离开了外经贸部，为了躲开记者们长枪短炮的追踪，车队从侧门兵分几路撒开腿就跑[7]。 此后，代表团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不管是通过外交部联系驻华大使馆，还是石广生把电话打到王府酒店，都找不到人[6]。

躲着中方谈判人员的斯珀林，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汇报道：中方作出了一些让步，但现在谈判局势又恶化了，美方是否也作出对应的妥协，以便让谈判顺利完成[7]。在飞往土耳其途中的克林顿很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你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于是在11月14日下午6点，一群美国人在北京城“消失”了。

2. 拉锯

这种“掀桌子甩脸子”的桥段，是美国代表团的传统表演项目，在长达几十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上演过多次。

1992年10月10日，中美就301调查的贸易谈判到了最后一天。午后，美方副代表突然说不谈了，首席代表Hills要去欧洲开会，三点半要上飞机。中方代表佟志广神情自若：不谈拉倒，并马上要求在谈判记录记上：美方中止谈判。然后说：没别的事的话，我们就直接对媒体宣布谈判结束吧。

会场一片寂静，对方副代表退出会场去请示，过了一会回来说，Hills推迟了动身，四点半再走。实际上当天Hills一直到夜里11点45都没走[8]。佟志广陪美国人熬到午夜，最后美国人绷不住了，同意将“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协议。

冷战结束后，中美蜜月期一去不复返。1991年，美国两次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4月份针对“知识产权”，10月份针对“市场准入”。并且宣称如果不能在1992年底前达成协议，就将针对39亿美元的商品发起惩罚性关税。上述佟志广跟Hills的谈判，就是针对“市场准入”的301调查。

在那些年的谈判里，中美一直在反复拉锯，留下不少语录和故事，比如吴仪怒斥的那句：“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不过除此之外，谈判的进展并不大。中国原本期望在1994年底前复关，但因美国的重重阻挠未能实现。

1997年主席访美，在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等地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影像和故事。在访美期间，中方要求克林顿做出承诺，在1998年底前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此美国总统表示将“在不违反有关规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促成此事”，一度陷入停滞的中国入世谈判似乎重新看见了希望。

这种美好的氛围在1998年下半年再次遭遇杂音，尤其是大张旗鼓的“考克斯报告”。

199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对华技术转让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炮制了一份长达700多页的所谓“对华技术转让报告”，报告信誓旦旦的宣称，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向中方透露了W88核弹头的关键技术。

在前苏联尸骨未寒的年代，煽动性的语言，莫须有的揣测，加上“核弹头”这样性感的词汇，总能够迎合大众对“冷战”的想象，再配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挺的中国经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反感迅速蔓延开来，媒体上充斥着口诛笔伐。二十年后，这套动作原封不动地被施展在华为身上。

事后看，这些指控基本都落空了。1999年12月，四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发表研究反驳考克斯报告[9]，认为“语言充满煽动性，部分证据和结论毫无根据。”2000年，无法被定成间谍罪的李文和获释，美国司法部和能源部赔了他89.5万美元，《纽约时报》在内的5家媒体赔了他75万美元。

但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点，这些事后的纠正并无出现的端倪，舆论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中美谈判再次遭遇寒流。

这种寒流跟美国两党斗争不无关系。1998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在莱温斯基案中也未能如愿，于是攻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便成为了共和党2000年大选的重要筹码。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期待通过邀请中国总理访美，来缓解国内的反华情绪，就像两年前中国做的那样。

只是这项备受瞩目的访问从一开始就被白宫染上了一层荒诞的底色。1999年3月26日，即在北约发动针对南联盟军事行动的第二天，白宫方面急匆匆的宣布了朱镕基将于4月6日造访美国的消息，但媒体向中国外交部发言询问时，并未得到证实，直到4月2日，外交部才正式宣布了总理的行程。

那天晚上，朱镕基在紫光阁接受了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康比德夫妇的采访，他说：“别搞错，中国不是乞求加入世贸组织，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加入世贸。为争取加入世贸，中国努力了13年，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离开世贸就活不下去了。过去13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越来越好。”

尽管面对媒体态度依然强硬，但当时朱镕基已经考虑就条款作出让步，他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透露[7]，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包括电信、保险和农业等领域，以加入WTO。时值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朱镕基有意以开放倒逼改革，决定在上述领域给予美方超出预期的谈判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对外的利益让步，都会面临内部的争议，即使这种让步会在未来得到十倍百倍的回报。因此在跟康比德夫妇的那场采访中，朱镕基还说了一句话[16]：“这次访美是两面不讨好，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而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我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朱镕基带着吴仪、石广生、龙永图等人启程了。1999年4月6日上午9点30分，专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当天大雨倾盆。

3. 虎穴

朱镕基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他一下飞机就宣布中美就农业合作达成协议，作为农业出口大州加州人立刻对这位倒八字眉老人充满了好感，朱镕基调侃到“你们加州的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华都要谈加州的柑桔出口问题，谢天谢地，从今往后终于不用再谈了。”

不拿演讲稿的朱镕基幽默、犀利并且真诚，他向美国人留了个悬念“我们给出了非常好的出价”。当美国记者打听具体细节时，他又卖了个关子，“现在不能透露，否则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条件。”谈判代表龙永图大有深意的向媒体表示“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

朱镕基的坦率和真诚在加州刮起了“朱旋风”，与此同时，克林顿在华盛顿为中国总理的到来做最后准备。他向政界和舆论界呼吁：不要让对华政策成为“总统大选驱使的冷战”。美国总统试图让他的国民相信，让中国以“合适的商业条件”加入WTO，对美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美国政府向来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盛顿分成了两派：

赞成达成协议的方面主要是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他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确实做出了让步，劝诫应该“见好就收”，不该让朱镕基空手而归。

反对达成协议的方面主要来自经济界，财政部长鲁宾、商务部长戴利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他们相信拖一拖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更好的报价。财政部长戴利坚持要求中国向外国经济公司开放证券市场，并允许外国银行向中国人提供汽车贷款。

反对派在争执中占据了上风，克林顿最终决定不与朱镕基达成协议。他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向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件，增加保护美国纺织业的条款，以讨好美国纺织重镇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纺织是中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产业，扩大对美出口对中国至关重要。

巴尔舍夫斯基明白朱镕基不可能答应，但她别无选择。朱镕基对此并不知情，当他抵达华盛顿时，负责接机的龙永图相当乐观的报告，“差不多了”。 在4月8号的宴会上，歇了口气的总理以一种美国式的直率结束了致辞，“I love Chinese people，I love American people.”

但在当天晚些时候，在中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在其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上发布了其单方面起草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情况的联合声明》，附在其后长达17页的附件将诸多中方并未答应的美方要价公布于世，并称之为谈判结果，企图逼迫中国就范。

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带有歧视性的一般保障条款，这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反倾销条款，一旦实施，中国的纺织等行业的命门将被掐在美方手中。这将朱镕基和他的谈判代表团逼入死角。对此吴仪愤怒的说：这不是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在加入WTO前，中国所承诺的出价都不能算是同意。

这是朱镕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根据《他改变了中国》一书里的说法，这份《中美联合声明》被立即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里[11]。反应就像是6级地震，谣言愈传愈烈，有人以为朱镕基已经同意了美国公布的条款，愤怒质疑，“老朱怎么能做这种事？”

吴仪与她的老对手巴尔舍夫斯基立即开启了针尖对麦芒的谈判，但此刻双方都已经没了退路，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4月9日，华盛顿的各界人士在拉德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朱镕基迟到了一个小时，他解释道：“今天是个terrible day，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因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问题上出现了麻烦。估计此刻我们的吴仪国务委员和她的美国谈判对手正在吵架。”

朱镕基接着袒露自己的无奈，“中国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我们也认为应该做这样的让步，引入竞争机制对对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只能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来）。现在美国还要我们做出更大的让步，我不是担心要下台，我担心的是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他用一句半玩笑半认真的话收尾：“你们既不卖计算机给我们，又不卖卫星给我们，什么都不给。难道只想卖小麦和橘子吗？当然我们光吃小麦和橘子也能活下去，但我们没办法过得更好啊。”

在另外一边，两个女人的交锋便没有这么文质彬彬。谈到凌晨2点，等在外面的记者听到消息，巴尔舍夫斯基准备撤了，谈判濒临破裂。吴仪并不示弱，称中国总理将于明天离开华盛顿，言外之意是中国人不怕空手而归。巴尔舍夫斯基自知要给总统和媒体一个交代，又坐下来继续谈。

经过通宵达旦的唇枪舌战，破晓时分，巴尔舍夫斯基走了出来，她本就颧骨高一脸苦相，现在满脸倦容更显得衰老。一个在场的中国记者感叹“如此憔悴，面容变化了很多，都有点儿不敢认了。”

在4月10日朱镕基一行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刻，双方重新对外发布了新的《中美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WTO，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达成协议的新闻。这让中方多少找回了一些颜面，但真实的裂痕，双方都心照不宣。

听从了强硬派意见的克林顿，此时反而受到了媒体界和产业界的诘问。大公司们几乎是在向他的经济顾问斯珀林咆哮，记者们则火力全开：“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朱镕基。前者证明了总统的无耻，后者则证明了总统的无能。”

局促不安的克林顿在朱镕基即将离开美国之际，先后打了两个电话向他表达歉意，希望能够立即和中国签署协议，甚至可以派人随中方到加拿大去签合同。察觉到转机的朱镕基希望把这种重要时刻带回国内，他向美国总统示意，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派人到北京去谈判。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的专机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离开美国。双方的贸易代表或许已经在期待在北京的谈判。但此时离三枚炸弹击穿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屋顶，只剩下短短的24天了。

4. 破冰

1999年11月14日晚上，美国代表团“人间蒸发”，谈判陷入死局。人们无从得知，斯珀林是否会为他几个月前的锱铢必较感到后悔——朱镕基的访美被认为是中美世贸谈判距离达成协议最近的一次，但作为强硬派的他，牵头给朱镕基制造了“最黑暗的一天”，搞砸了一切。

不辞而别的美方代表团，也让中国谈判代表们感到气愤，这算什么意思呢？他们相互约定，谁也不能向美方示弱。不过龙永图还是打听到了美国人的动向：据酒店礼宾部说，美国人决定第二天早上坐十点飞机启程回国，要求安排开道车，然后有些人去泡酒吧了，有些人去逛商场了[10]。

这天夜里，无论是美国的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还是中国的龙永图和石广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一个无功而返的结局。

六个月前，参与中美贸易谈判的相关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戛然而止。当时中国国内群情激奋，愤怒的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大使馆示威，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美国大企业人人自危，学英语的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遭遇了成千上万名学生要求退款，几乎倒闭。

危机发生后，克林顿打电话给国家领导人，请求继续进行贸易谈判。我方表示，在当前的氛围下进行WTO谈判时不适宜的。

转机来自意外的插曲，在1999年夏季的美国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连胜5场杀入决赛，对手正是美国队。在克林顿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他决意效仿周恩来和尼克松导演的那场“乒乓外交”。美国总统亲临现场观看了决赛，并在赛后第一时间用夸张的语气向中国表示了祝贺。

随后在上海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吸引了大量美国的商业领袖，他们纷纷表态看好中国。百事可乐董事长表示“要让每个中国人喝一罐百事可乐”；通用汽车总裁展望未来称“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则更加直接，“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在这样的氛围下，双方高层才开始重新频繁接触。8月和11月，克林顿先后两次致电国家领导人，希望能够尽快和中国恢复谈判。这才有了11月的巴尔舍夫斯基率团访华，双方此时的分歧在于，美方认为可以抓起4月8日朱镕基访美时的协议就跑，而中方则觉得过了这村没这店，一切必须推到重来。

双方此时的分歧点已经非常清晰：美方要求在保险和电信行业拥有持股51%的权利、取消化肥的专营贸易、拥有15年的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以及音像制片的出版和发行权利。同时，中美的文化差异也在给谈判制造障碍，比如中方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不允许留下文字，美方则表示不可理喻。

中美文化差异在两国谈判的历史上闹出过好多笑话，比如翻译直译了佟志广讲的“成竹在胸”一词，美方代表以为他胸里长了一根竹子，疾呼赶快送医院；李岚清引用孙悟空大闹天宫比喻中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西方媒体严肃地引用：假如中国如果无法入世，就将变身巨型猩猩示威。

龙永图是少数能够弥合这种文化分歧的中国官员，这位从贵州走出的外贸悍将身上始终保留了大山人的耿直与倔强。这使得他在有的时候显得不够圆滑，他有过当着外国谈判对象的面训斥有人是“部门利益的代表”；他也有过让傲慢的美国官员滚出自己的办公室；他甚至还放过朱镕基的鸽子。

据追踪报道加入世贸的白岩松回忆，龙永图长期只有一套高级西装，每次回到办公室都很仔细的挂好。在海外谈判很少去逛商场，因为买不起，感觉丢了面子。早年在日内瓦参加谈判，主办方给他定的套房，他都要晚些时候悄悄去退了换单间，好为国家省点外汇。

长期外交和贸易经验，让龙永图成为谈判的关键人物。11月14日夜里，朱镕基总理亲自给龙永图打了电话，指示他跟美方代表联系。

电话里的朱镕基说，不管是否能够达成协议，明天还是要按照惯例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后来，双方对如何重新建立联系的过程出现了回忆分歧：龙永图声称是美方副谈判代表卡西迪主动要求从早晨三点半开始会晤，但斯珀林坚称是中方邀请他们去外经贸大楼，还不透露目的。

但无论如何，在11月15日凌晨三点半，中美谈判代表再一次回到了谈判桌上。没谈多久，龙永图就发现了异样：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500多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他敏感地意识到，美方是有意愿达成协议的，“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

没有太多犹豫，他决定打一个越级电话。

5. 落锤

11月15日早上6点，龙永图给朱镕基办公室打电话，被告知昨天总理和美国国务卿一直聊到晚上三点半，还没有起床。到了七点钟，龙永图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一天中国正在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果还找不到总理，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此时谈判桌上双方已经准备鸣金收兵了。

九点半，龙永图接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电话，他几乎是从会议室跑着出去。朱镕基语气严肃的问他：“龙永图，你跟美国人谈了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人这次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不顾后果的向总理做了承诺“根据我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愿意签的。”

朱镕基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回答道：“他们已经开始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

朱镕基用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告诉龙永图：“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把他们放跑了。”龙永图心里有了底。

更大的转机出现在上午10点。吴仪来到了外经贸大楼，告知中方谈判的主将们，朱镕基总理已经来到了谈判现场。龙永图后来回忆称他先向总理汇报了当前谈判中最主要的分歧点，作为世界上可能是最了解世贸具体情况的总理，朱镕基随即表示：由他亲自来和美方代表谈。

如今互联网上四处可见这次谈判的野史，比如朱镕基在最关键时刻怒斥龙永图不要再递条子。但其实能让步到什么地方，朱镕基和龙永图心中都早有计量，只等待最后的拍板时刻。《朱镕基讲话实录》是公开资料中唯一详细描述了总理跟美方谈判细节的资料，其实没那么多传奇性。

在谈判中，朱镕基亲自拍板了日后备受争议的“特殊保障条款”15年的期限。所谓特殊保障条款，即当美方判定中国对其的出口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受损时，可以针对中国出口产业进行限制配额和提高关税。中方此前一度要求这一时限不超过5年，但美国国会则坚持时限必须达到20年以上。

这一日后备受争议的条款，换来了美方不再要求对电信和保险行业持股超过51%的妥协。在音像方面，中国承诺日后每年进口20部美国电影，但驳回了美方在中国出版、制作、发行音像以及对电影院控股的要求。斯珀林在15号早上临时起意的要求中方放开化肥的专营，中方予以了坚决的反对，但放开了美方银行在国内汽车信贷业务上的限制。

双方亮出几乎所有底牌后，巴尔舍夫斯基随后在请示了克林顿后，旋即决定与中国达成协议。

记者们已经在外经贸部大楼外面蹲守了整整六天，或见巴尔舍夫斯基眉头紧锁的出来，或见石广生、龙永图面无表情的踱步，但具体的进展一所知。11月15日这一天是周一，新华社记者刘兵发现来了许多港澳和外国记者，他们消息比较灵通，刘突然意识到今天可能会出大事。

中午，一位新闻官出来说话“今天别走”，记者们恍然大悟，手快的人已经开始准备写新闻稿。当天下午港股气势如虹的开始拉升，红筹股指数大涨近2%。

下午2点50分，外贸部一位姓胡的官员向中外记者宣布，中美双方将在一个小时内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记者们纷纷做好了向签字大厅冲锋的准备，一位香港报社的记者在不停的打电话联系外贸部的同学，“我怕待会挤不进去！”

3点25分，不知哪位官员喊了一声“可以过……”，话还没说完，记者们就蜂拥而入，《中国日报》的著名记者徐金星还摔了个大跟头。没在大厅里抢到好位置的女记者，脱了高跟鞋直接爬上了外贸部的真皮沙发。记者们熟悉的官员陆陆续续的走了出来，一位中方女代表已经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3点48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副部长龙永图、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和三位身着红装的礼仪姑娘站到了大厅北侧。两分钟后，他们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焦灼而紧张的36个小时结束了，自此中国的入世之旅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2001年11月21日，这个庞大古老却又生机勃勃的国家，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6.  序章

在中美谈判落锤的666天之后，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美国战略全面转向反恐；与此同时，凭借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重化工业进程，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花了8年时间就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在全球贸易体系里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

这里面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他们或是在东莞的工厂里打工攒钱，或是在昆山的仓库里跟踪订单，或是在省际的高速上驾车运货，或是在深圳的写字楼里熬夜加班……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勤奋、坚韧、智慧、磨难串联在一起，就是中国奇迹最重要的部分。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1999年那惊心动魄的36个小时，开启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中国人融入世界的努力，还远没到结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