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未遂与中共建政 百年变局的三个思考（组图）

最新消息称，超过500万人请愿取消“脱欧”，另外还有11名内阁大臣计划用集体辞职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施压，威胁后者尽快卸任。欧盟虽然同意英国推迟脱欧，但至多延至5月22日，留给特蕾莎·梅和英国的时间都不多了。 

英国脱欧，这幕已经开演三年的大戏，似乎仍然不打算完结。而事实上，即便形式上脱欧成功，英国也不大可能真的脱离欧洲，唐宁街10号心心念念的“光荣孤立”，最终很可能不太光荣，也难以真的实现孤立。 

三年前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为标志，全球政治基调为之一转，政治家们的可预测性进一步降低，其行为边界进一步扩大，在“强人政治”当道的今天，没有人有自信预测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但变化和机遇总是同步的，这是一个大国争锋的好时代，其中的一些会历经磨难脱颖而出，另一些则可能就此沉沦光环黯淡。当人们的目光被种种吵闹牢牢吸引之时，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想到，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缓步走来。 

2018年7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这个论断可以再大胆些，当今世界的未有之大变局是五百年来未有的，完全可以将时间前推到地理大发现时代。 

从15世纪开始，因通向东方的道路受阻，陆路贸易几乎陷入停滞，欧洲的冒险家们将目光投向海洋。在本能和现实的双重驱动下，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杰出的航海家，率先深入远洋，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这是一段长达百年的伟大发现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定义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酝酿了划时代的产业技术革命。无数条从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出发向西、向南的航线，第一次清晰勾勒出世界的轮廓。 

藉由航海大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举实现对东方文明在地理知识上的跨越式超越，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现代科学体系，将东方世界远远抛在后面。南北美洲和非洲的广袤殖民地，成为欧洲人予取予求的后院，为全球性帝国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和劳动力基础。

可以说，十五世纪后的数百年时间里，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一直保持全面优势，英美两国三百年的全球统治，将整个世界划分为核心西方、边缘西方以及非西方，基本将后两者从制度到理念，从技术到文化，均纳入广泛意义上的殖民和后殖民体系中。 

但这种绝对领先从20世纪中叶进入衰减期，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本已不再严丝合缝的世界格局进一步松动，文明格局的天平也开始摇动了。中国的复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强大，也不是日本曾经笑傲全球的经济意义上的富足，而是西方-东方这对二元关系的重新诠释，是整个世界文明史新的坐标系和参照物。 

这绝非盲目夸大，当中国成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以及实现工业化的路径的那一刻，西方文明对世界万物曾经无可置疑的解释权和定义权便失效了。 

中国用70年时间实现了十亿以上人口规模的工业化，是当年英美之和的十倍多，建立起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市场规模，同时拥有基本稳定的政治结构和可控的经济模式。某种意义上，在当前语境中，这就是最优解的组合体。制造业体量的成长是有基础意义的，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发展中，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正是如此，设若世界局势依照目前的趋势向可预期的方向发展，且各国各领域都不出现致命意外，则这场大变局中就将越来越具体显现出来。 

概括来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文明维度。世界文明史是有基本清晰的起落阶段的，截止到中世纪结束，或者稍微提前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总体上对西方保持了长达近三千年的领先，在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的时代，热那亚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杭州。率先开启地理大发现则使西方文明后来居上，依靠现代科学的反哺，反过来领先东方五百年。中国的崛起则成为新的大变局的一个契机，此起彼落，东方文明再次看到领先西方文明的可能。这种领先并不是过去的殖民意义或者压制意义，而是在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语境中，东方文明重新拿回应有的话语权和定义权，重新焕发出吸引力和活力。 

在文明崛起这个母题中，包括制度、理念、范式转移、军事等，文明的全要素都将迎来面临新的历史阶段。 

如在制度层面。中国崛起的最大价值之一，就是证明了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的一条道路，也就是所谓“中国道路”的出现。这是近现代以来，东方文明首次向外推荐、输出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 

范式转移层面。这一层面是对制度贡献的更抽象、更深刻提炼。什么意思呢？一旦“中国道路”确实有效，就证明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而非西方专利。这就会更进一步动摇建立在西方制度唯一可行性假设上所有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结构都将面临打破重建，视野会真正的放宽到全球。 

理念层面。这里的理念包含意识形态和文化。整个东方文明的文化曾经长期而且仍然深陷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本质上是后殖民语境中他者对本我的模仿和崇拜，而作为文化基底的意识形态只会更为甚之。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这种想象的现实基础，一个明显标志是，很多标榜东方神秘奇观或者暗喻东方对西方的性别崇拜的影片不再受欢迎了，人们开始更多地欣赏那些“大气”的，符合新的自我想象的作品。 

另如军事层面。自近现代以来，东方世界的主战军事装备从未领先过西方国家，即便是二战中的日本，除去海空军的个别装备，同英美德等国也有差距，即令同苏联相比也是不及的，而其海空军的突出表现还是基于极限压榨式的发展，是透支过耗的。当前中国的总体军事实力应当仅次于美国，在陆海空军及战略武器层面，均有了可以比肩美军乃至略有优势的装备，这又是一前无古人之变局。 

大变局的第二个维度则是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国崛起同样改变了东西方的力量配比，这带来连锁反应，力量配比会影响世界治理体系的松动和重建，而治理体系的更易又会直接带来权力分配的变化。之前世界权力结构的中心在西方，在北大西洋，现在则逐渐转向西太平洋。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崛起，就是五百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主要含义，这似乎是一种各种复杂因素叠加之下的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必然。 

另一维度是技术动能主导者的迭代。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英美两国，先后在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领域解放了人类的五官和四肢，几乎完全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单一胜利。中国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但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到来前夕，中国和美国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如果将5G和物联网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中国已经处于领先。若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核聚变、生物技术与量子信息等技术领域的突破作为标志，则中国虽有差距但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有赶超乃至短时间内实现超越的可能。驱动世界发展的技术动能有望首次萌发在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