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率低过5%的美国名校，为何“花钱”就能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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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日可能会是美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司法信息的公布，由职业掮客串通名校招生官、体育教练，帮助富豪家庭子女非法获取知名大学名额的案件被公开于公众视野下。

检方并未起诉全部涉嫌贿赂的家长，但起诉名单已有超过50人，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录取率极低的名校涉案也让该事件受到了几乎全球的关注，该案甚至被称作美国“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

“与公众印象的巨大差别是案件造成如此大轰动的原因之一。” 美国升学规划申请机构“光景新知”创始人黄炜哲说，“美国教育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公正、平等的形象，大家也认为最好的大学都在美国。”

但对熟悉美国大学招生制度的人来说，这样的事件并不令人意外。黄炜哲告诉界面教育，至少在过去十五年间，为了帮助部分学生在大学申请中获得竞争优势，捐款赞助、贿赂招生官、考试作弊等非正常手段一直存在。

捐款换录取，无需避讳的“阳谋”？

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此次招生舞弊案的核心人物威廉·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通过贿赂大学体育教练，为自己的客户获得了破格录取的特招运动员资格。

《纽约时报》报道称，辛格在波士顿联邦法庭的庭审中将自己的贿赂、洗钱体系称为一道升学“侧门”。“正门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进入大学，后门则是需要花一大笔钱的学校募捐系统，这都不足以确保获得录取。”辛格称，“我所设计的这道侧门向家长保证能够入学，这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

但正如辛格所说，向学校捐款成为了富豪家庭为子女铺路的一条无需避讳的途径。“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欢迎捐款，原则上这不与录取挂钩。” 黄炜哲表示，“但必须承认，有计划地向学校进行定期捐款，能够为子女入学带来帮助，这几乎每年都会发生。”

早在15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就通过自己的调查向公众展现了捐款可以换得名校录取的现象。

根据戈登的调查，新泽西房地产开发商查尔斯·库什纳（Charles Kushner）在1998年向哈佛大学捐赠了250万美元，他的儿子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此后不久即被哈佛录取。这在当时就不被看作是一次正常的录取，贾里德高中学校的管理人员对戈登表示，他认为贾里德的GPA与SAT成绩并不是很高，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

查尔斯·库什纳通过公司声明公开否认了捐款与录取之间的关系，但在公众得知他的儿子是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并于2017年就任白宫高级顾问之后，贾里德·库什纳成为了疑似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大学的学生中最知名的一位。

戈登在他出版的书籍《入学的价格》中写道，由最大的捐赠者们所组成的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Harvard's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Resources）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时任微软CEO鲍尔默、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等均在其中。该委员会成为了哈佛大学在捐款方面最大的支柱，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统计，截至2017年，哈佛大学收到了近380亿美元捐款，比排名第二的耶鲁大学足足多出近100亿美元。

在刨除掉没有孩子或子女未达年龄的情况后戈登发现，剩余的340名委员会成员中有336人至少有一名子女被哈佛大学录取。戈登认为，这是一个惊人并相当说明问题的“录取比例”。

但与录取名额相关联的捐款并非没有门槛，家庭背景、介绍人身份、捐款方式的不同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这绝对是一项技术活。” 黄炜哲说，“甚至不在于金额，带你进入这个圈子的是谁才是关键，没有大学会无故接受巨额捐款并给予招生优待。”

非“亲”难入，部分家庭另辟作弊新路

进入特定社交圈，才是捐款这个合法的升学“后门”最难的部分。

“校友”是打进美国名校社交圈最好用的一张名片。戈登揭露称，接近三分之一的哈佛大学校友子女都被哈佛大学录取，这个录取率是哈佛平均录取率的四到五倍。而《哈佛深红》一项针对2015年入学新生的调查则显示，校友子女占据了录取学生总数的16%，家庭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学生中有40%来自这一群体。

《金融时报》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则称，根据研究人员估算，校友子女在常春藤名校中的占比平均为10%左右，这样的“家庭人脉”能够让一名中学生在申请学校时的成功率增加60%。

而对于没能进入名校社交圈的家庭来说，在标准化考试和特长生资格上作弊成为了“买进”名校的新方式。

在今年爆发的招生舞弊案中，美国知名演员和中国富豪等家庭，都通过威廉·辛格为孩子伪造履历，拿到体育特招生资格。辛格成立的The Key基金会贿赂SAT等考试的监考官，找人为学生替考各类标准化考试。另外，The Key会为学生在简历中伪造他们根本不会的网球、帆船、足球等运动，再贿赂名校的教练们给予特招生名额。这些数万、数十万的贿赂，伪装为了家长们向“The Key 基金会”的捐款。这不仅可以掩人耳目，家长们还可用这笔捐款为自己减税。而The Key基金会向名校的运动队捐赠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经费如何使用，完全由受贿教练自行决定。

黄炜哲告诉界面教育，国内留学市场中也已出现宣传自己有相似作弊“门路”的机构，甚至不只体育，艺术类特长也被当做了可被利用的漏洞。

海外移民、教育机构外联出国的留学顾问也向界面教育确认，该类渠道在市场中一直存在，但以提供假材料、打擦边球为主，大多机构并不真正具备其所宣传的“资源”。

相比之下，在SAT等考试中作弊或替考，则成为了难度最低也最为“流行”的选择。自2013年开始，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多次取消包括韩国、香港在内的部分考场成绩，原因均与作弊有关。频繁的泄题事件不仅让一些留学机构登上了美国大学的黑名单，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其他正常考试学生的申请难度。

名校“不值得”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不只在中国，美国白人家长同样有名校情节和升学焦虑。” 黄炜哲评论道。

涉及到本次行贿舞弊案的家长们，甚至是大众眼中原本无需焦虑的群体。“这些明星、高管和投资家的孩子们即使没能进入名校，未来也无需为财富担心。”戈登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却仍然不惜以违法为代价为孩子进入名校铺路。”

在学校层面，校友捐款系统大大增加了私立名校们的研究经费，也让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快速地在全球高等教育比拼中占据了领先的身位。但无论是捐款还是作弊，以金钱换取名校入学机会的行为带来的是对大众的不公平。

这一行为和制度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远比人们想象地深远。2012年在《金融时报》所发表的文章《The Price of Admission》称，尽管很大一部分常春藤学生获得了奖学金，但由于中产家庭过于富有无法申请奖学金，却又无力凭借人脉和财产“走后门”，中产学生减少已经成为美国名校的显著趋势。

另一个恶果同样与钱相关。尽管私立大学们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但美国依赖公共财政拨款的高等教育体系却正在面临资金压力。伯克利大学执行副校长内森·布罗斯特洛姆(Nathan Brostrom)在该文中表示，以伯克利为首的加州公立大学体系正面临严峻的资金缩水，仅仅五年间，州政府对这些学校的补助减少了三分之一。

由于从未实行过校友子女优先政策，伯克利大学很难填补政府拨款减少所带来的缺口。但这些学校承担着为一般家庭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根据布罗斯特洛姆提供的数据，伯克利大学有40%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而这一数字在常春藤院校的比例通常仅为10%。

即使不考虑过于宏观的负面影响，仅从对子女教育的角度，以非法手段花钱上名校仍然很难称得上是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中国家庭。

“大学不是人生的终点，很多家长把学校的名字看得过于重了。”黄炜哲对界面教育表示，“强行去名校最后没能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太多。”

专为中国学生提供学术服务的美国机构WholeRen Education曾发布数据称，因作弊或成绩不佳，美国大学在2012年至2014年开除了近8000名中国留学生。启德教育此前公布的调研也显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名校的退学率高达25%。

“重要的是了解孩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帮助他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黄炜哲说，“而不是用钱换来一封O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