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反修例源于“占中”深层问题的延续（图）

自港府宣布推动《逃犯条例》修例后，社会各界反应激烈，对修例各有解读，因而存在不同意见及隐忧。由于港府操之过急，既没有先易后难，又未有向存有疑虑的港人好好进行解说工作，导致香港社会反《逃犯条例》的示威及冲突行动越趋激烈。 

反修例的行动由最初只有数百人游行，逐步演变至立法会肢体冲突、2019年6月9日民阵宣称的103万人参与游行(警方指高峰时只有24万人)，甚至在2019年6月12日爆发二次“占中”，很多港人当天进行三罢运动(罢工、罢市及罢课)，占领夏慤道及包围立法会行动。最终，部分示威者更冲击警方，让示威行动“流血收场”。 

现如今，为了让香港社会恢复平静，林郑已经宣布暂缓修例的决定，北京方面各部门也均对这一决定表示了支持、尊重和理解态度。应该说，林郑这个决定展现了善意和弹性，有助于缓和局势。但与此同时，林郑和港府更应该深刻反思反修例背后的深层原因。 

近数年，香港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例如“占中”、旺角骚乱及这次的反修例示威等。理性分析下会发现，这些事件在不同的外在诉求之下，有一个共同的内因。 

2014年占中诉求是追求普选，是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旺角骚乱则是一些港人追求“港独”而酿成的冲突。今次港人反修例，直接原因是因为港府在推动修例过程中得理不饶人、手法拙劣，才造成修例被人扭曲和污名化。 

在占中、旺角骚乱和反修例的直接原因之下，深层因素是香港长期未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港人并非喜欢游行，亦不希望每事都出来反对，大部分港人的心态只是希望能安居乐业，低调的过生活，只不过残酷的现实是，许多港人生存艰难窘迫。 

现时，香港表面上看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居民普遍生活无忧。但香港内部只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小撮人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香港的低下阶层大多每天苟且偷生，实在是因为无计可施下，才越来越激进，甚至不惜选择与港府“对着干”。 

相比政治问题，经济民生才是港人的痛点。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位于国际前列，是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这样的情况是源于香港多年来不公的制度。近10年，香港累积超过万亿港元（1港元约合0.13美元）库房盈余，但港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投放在社会福利、医疗及教育等开支只占上15%。市民根本未能享受辛勤工作及香港经济发展的任何好处。同时，因通货膨胀及各种因素，港人的生活成本上升，从而令他们生活越见困难。 

除此之外，香港人的住屋问题可以用水深火热来解决。今年初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普通港人根本承担不起。而港府提供的公屋又严重供应不足，导致大量港人无法置业。 

正因这样，当许多港人连基本的经济诉求都难以获得满足时，对于港府的不满和怨气，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港府一直以来认受性和管治能力存在严重短板，以及陆港矛盾的影响，导致香港问题愈发严峻，矛盾很容易被激化和放大。 

不论是“占中”、旺角骚乱或是今次的反修例示威，当中的个中原因如同倒模，都是涉及外部及内部原因。外部力量的推波助澜固然重要，但极其量只有助燃效果。 

这次反修例的始作俑者正是香港的内部力量，这并非单纯指反对派的反对行动，而是2014年港府对“占中”草草了事的副作用。“占中”结束后，港府非但未深刻反思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反而恶化经济民生问题，如收紧长者综援门槛等事件，在财政预算案里压缩民生开支，导致港人的不满更如滚雪球式，越滚越大。 

最终，碰巧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例的工作含糊及犯下太多过失，让港人从“占中”留下来的不满及各种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从2014年至2019年，港府并没有认识到“占中”背后的深层问题，更没有解决好问题，以至于近来闹出这么大的反对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