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范冰冰的事，我没戏可拍”：“鬼子”演员大批回日本，闯荡中国16年梦想止步（组图）

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鬼子演员”高岛真一觉得一切都变慢了。

他的老家良乡位于日本北陆地区石川县，一个靠近日本海的地方。抵达当日，他在写着“欢迎来北陆”的观光标语前驻足了几秒，接着从新干线换上慢车，电动门变成了手动门。出站后，他先搭乘一段出租车，再步行一小段路，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老宅。

49岁的高岛此前在中国演艺圈“混”了16年，累计参演了26部电影、54部电视剧。他常常自诩为“50亿票房”演员——这是因为电影《流浪地球》票房47亿、《厨子戏子痞子》票房近3亿，即便他在其中的戏份屈指可数。但随着这两年中国影视圈进入资本寒冬，以及因影星范冰冰而起的“税务地震”，他的戏路走到了尽头。

今年5月1日，高岛在微博撰写了《惜别》一文，对外公布了决定中止演员工作，回日本生活的消息。离开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为之前参演的管虎导演的新作《八佰》配音。殊不知，“息影”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近来却因为技术原因“爽约”上海国际电影节。

每年在横店产出的影视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作品与抗日战争题材相关。虽然其中一些神剧因为细节夸张频被吐槽，但在不少影视节目接连被叫停的日子里，抗日剧依旧得以霸屏。这其中，总有几张熟悉的日本面孔。

这些人不敢奢望像木村拓哉那样在《2046》里与影帝梁朝伟对戏，也难以得到小松拓也在商业大片《东京攻略》中获得的演出机会，更不会遇到高仓健在《千里走单骑》中那种感人至深的本土化角色。他们反复诠释的角色只有一个——抗日剧中的日本军官。

高岛真一不是第一个从中国离开的日本演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在中国演艺圈“摸爬滚打”十余年，从没有台词的群演到名字位于演员表中的显著位置。回到日本之后的生活意味着一个全新开始，也会有着诸多的“水土不服”与无可奈何。

从东京皮条客到上戏留学生

5月27日登机前，高岛发了一张自拍，留下“后会无期”四个字，便踏上了回乡的征程。四个黑色书包，是他带回去的全部行囊。

回家几日，高岛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慢节奏——他跑去朋友开的点心店吃刨冰，到邮局银行办理各种手续，逛超市买零食，但更多时间是留在老宅收拾庭园。

晌午的阳光炙热，他身着橘色的背带除草服，脚上蹬着一双绿色胶底鞋，在院子里架起手机录像。他刮掉了之前留的络腮胡，红白条纹的背心遮不住被晒红的粗壮双臂。劳作一会儿之后他便满头大汗，于是拧开一瓶夏日凉茶，咕嘟咕嘟喝了起来。旁边的空地上，堆满了这几日清理的木头树杈，等待新一轮就地焚烧。

离开老家时，高岛才19岁。他跑去东京寻找营生机会，并激发出了一段“演员梦”。

当时他找到当地一家小剧团打工。在日本的小剧团，演员习惯称自己为“役者”，意为舞台上演一个角色，舞台下做一个普通人。排练以外的时间，大部分演员只能靠打零工糊口。虽然兴趣满满，但高岛没能坚持下来。为了生计，他跑去东京有名的风俗区歌舞伎厅做案内人（相当于皮条客）。

不出几个月，高岛便将几条街的“生意”打理得妥妥当当，老板问他说：“你想去中国吗？我可以每月出3万元人民币供你在中国学习，将来帮我打理中国的生意。”

高岛同意了，2003年飞去了上海。33岁的他迈入人生中的第一所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汉语的日子让他难忘，每天吃食堂、睡寝室，还谈了个中国女朋友。平日里，他有机会蹭看上戏小剧场的话剧，“当时一下想起在东京小剧团学表演的日子”。不到一年，日本老板放弃了在华做生意的想法，切断了对他的资助。高岛却决定留下来——曾经的演员梦又燃起来了。

类似的经历也在矢野浩二身上上演。作为“天天兄弟”而在中国为人熟知的浩二，在决定当演员之前，曾在大阪的一家酒吧打工。

在大阪乡下长大的浩二，一家六口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18岁高中毕业后，他做过邮递员、送奶工，20岁来到一家酒馆做酒保。某天，一位经常光顾的客人夸他帅气：“你在这种地方能做什么？去东京当演员吧！”这句话让小酒保的心蠢蠢欲动。

作出决定后，浩二的斗志被史无前例地点燃了。到了东京，他先在新干线的车内找了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寻求当演员的机会。后来，他换来为著名演员森田健当私人助理的机会，一干就是8年。

当时的日本适逢泡沫经济，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大量影视制作公司纷纷撤资。1996年，日本人的观影量跌至历史最低——全年不到1.2亿人次。

与日本萧条的境况相比，2000年初期的中国影视业刚刚开启市场化改革。一窝蜂涌入的资本和相对宽松的行业监管布局，让中国影视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也给很多日本演员带来了机会。

浩二在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戏并不是抗日剧，而是一部青春偶像剧。2000年4月，他被选中在中日合拍的电视剧《永恒恋人》中饰演一名日本留学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并与陈建斌、吴越对戏。在中国3个月的拍摄经历，让他作出了来华发展的决定。回望当初，这个决定被他称作是“悬崖边的再起计划”。

井喷的抗日剧带来契机

有业内人士在2012年做过一个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全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六成以上演过“鬼子”；全年接待的150个剧组中有48个涉及抗日题材，平均每天有300个“鬼子”被“打死”，全年“消灭的鬼子”超过10万人次。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抗日剧的剧情也起了变化，朝着愈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原本完美无缺的抗日英雄，变成贴近生活的有着“缺点”的平民。这无疑让抗日剧更加富有戏剧性，从而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但不少剧目也出现过度娱乐化的趋势，所谓的抗战神剧应运而生，并频频遭到吐槽——“裤裆藏雷”“子弹拐弯”“石头砸飞机”等桥段实在过于雷人。

井喷的抗日剧给渴望来华发展的日本演员带来了机遇，而出演“鬼子”，也是他们摸索出来的一条戏路。

山田晃三是1991年来中国留学的，他当时迷上了中国昆曲。“那时候来华的日本人都是单纯喜欢中国文化，而不是为了讨生活。”他如此形容。他每周三次骑自行车到故宫附近的北海公园跟老师学习昆曲，晚上再回学校练习，并出演过孟京辉的儿童剧。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上曾播放的抗日剧是《燕子李三》：“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机会出演中国电视剧，更不用说演日本军官了。2000年之后，抗日题材的影视剧开始从单纯描绘无恶不作的皇军形象，转向有意识地刻画日本人的内心纠葛。”山田如今在北京大学教授日语，平时也会在一些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跑龙套”，《京华烟云》《走向共和》《金陵十三钗》等影视剧中都有他的身影。

随着戏份增多，不少本国人斥责山田所为是“非国民”的卖国行为。“攻击我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他解释说，演员在成名后当然可以挑选剧本，但成名前必须服从导演的指示，参演抗战片不是叛国，而是敬业的表现。他还说，“可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拍抗日剧，因为很多剧确实讲的是历史，目的也是要强调民族团结。只是有时一些内容太夸张，难免有失实的嫌疑。”

决定留在中国之后，高岛便一头扎进影视城，与喊着“我要成名”的中国无数演员一起递简历、进剧组、吃盒饭。

2004年冬，他获得了第一次演出机会，在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中饰演一名日本警察。这也是他留在中国银幕上的第一组影像。这部剧中，高岛只需说日语台词，服装道具也是自己准备的。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嚣张地对一位穿旗袍的女人说：“小包里有什么东西？”在导演的要求下，他还打了那个女人一巴掌。

拍摄《厨子戏子痞子》时，高岛结识了同乡大冢匡将，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在看到高岛说要回国的微博文章时，大冢立刻从日本打来电话询问。“我放心了，哥哥没有放弃做演员。”大冢在电话中说，“现在回老家思考一下人生也是很好的，有时候（人生）需要休息一下，再重新开始。”

与高岛有戏就接的风格不同，大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抵触扮演“鬼子”。他一度拒绝了所有抗战剧，并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反复去演同一个角色？中国年轻人会喜欢这类剧吗？”

但当他看到《永不磨灭的番号》的剧本时，还是被打动了。跟以往的抗日剧不同，这部剧中的故事被用诙谐、幽默甚至荒诞剧，辅以正剧的手法讲述出来。2010年播出后，该剧得到了空前的好反响。北京地铁一号线上，大冢头一次被女粉丝认了出来。合影后，大冢好奇地问：“你们年轻人也爱看抗日剧吗？”“戏好的话，大家都爱看。”女生说。自那以后，只要剧本好，即使是扮演日本军官，他也愿意尝试。

在片场学习表演的日本人

高岛从未在科班学习过表演。2000年初，伴随着《还珠格格》风靡亚洲，还有 “96级”明星班现象的推动，一批批科班出身的中国年轻演员前仆后继进入剧组，作为外国人想要成名似乎更难了。

正因此，他从不挑剧本，珍惜每一次机会，“我都是在片场学习表演”。

在登顶中国国产电影票房之巅的《流浪地球》中，高岛不再演“鬼子”了。他扮演了一名日本救援员，地球生死存亡之际，在绝望中自杀。到了现场他被告知，自己只有0.02页的分镜头，没有台词。导演郭帆问他：“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一般会说什么？”他想了想说：“好想吃碗白米饭，要是有妈妈做的味噌汤就更好了。”导演觉得有意思，决定加上这句话。

影片上映后，高岛跑去电影院，看到了自己不到五秒的背影。台词保留了，只是删掉了“妈妈做的”几个字。“没想到，很多观众说，被这句台词打动了。”高岛说。

高岛和管虎合作过八九次，第一次是电影《斗牛》。2007年拍摄这部电影时，高岛有机会与当时还没出名的黄渤对戏。2009年，黄渤凭借《斗牛》拿下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之后平步青云。

《厨子戏子痞子》是高岛极为看重的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另类、戏谑而荒诞的喜剧片，讲述了日本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发生变异，刘烨、张涵予和黄渤饰演的小人物对日本军官进行轮番“审问”，却阴差阳错卷入一场阴谋的故事。

在导演管虎的力推下，高岛饰演了那个被轮番“审问”的731部队陆军中尉菅井真一。这部戏他拍得很辛苦，每天都要吊几小时高空威亚。从第16场戏开始，他就再没穿过完整的衣服，身上只剩下一块儿兜裆布。“我就像日本马路上的变态狂，身体一会儿被涂成红色，一会儿又变成了蓝色。”

2013年3月电影上映时，高岛没被邀请参加首映。这让他觉得有点委屈。“也许因为那时中日关系不太好吧。”他自我安慰说。他一向在意网友对自己表演的评价，赶紧跑去刷微博，却连一个负面评价都没找到，满屏都是对黄渤和张鲁一的好评。直到看到有人在评论里提到“小红人”，他才知道有观众注意到了自己，从而心满意足了。

让高岛感到真的“火了”的戏，是2014年的谍战剧《红色》。这一次他的戏份很重，除了要与主演对戏，还有着完整的人物线索。在饰演完日本军官木内影佐后，他的知名度飙升，微博下每天都有2000多条评论。他还去北京参加了影迷见面会。但这部剧并未给高岛带来更多的演出机会，彼时的中国影视圈，逐步被题材多元的网剧占领了。

看尽中国演艺圈百态

在中国演艺圈混久了，除了有机会见到大场面和大人物，更能了解到圈子里的“潜规则”。

高岛曾在《厨子戏子痞子》里同时与三位影帝飙戏。“黄渤每次会带我进入角色。张涵予看我被绑起来一直发抖，就给我点烟递到嘴边，说抽一根吧。”

他更视导演管虎为恩人。最后一次见管虎，是在跟日本演员的一次聚会上。管虎当时带了好酒，和大家一起吃火锅。“你回日本干什么？你不要回日本，必须坚持、坚持……”面对恩人的话，高岛嘴上应答“好，好”，心里却说：“对不起导演，我坚持不了了，真的坚持不下来了。”

酒过三巡，管虎醉了，坐在椅子上垂着头嘟囔：“给高岛一百万，给高岛一百万。”管虎还答应说，有适合的角色就让他回中国拍戏。

同样参演了《厨子戏子痞子》的大冢匡将之所以在中国待了十年，缘于与偶像成龙大哥的一次“约定”。2006年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班学习的时候，得到给成龙做翻译的机会。大冢坦言，“我很喜欢你的电影。虽然来北京学汉语，但打算之后去香港发展。”成龙却建议说：“不要去香港，香港的电影市场越来越不好了。连我都来北京了。”大冢于是向偶像保证，自己会在北京努力十年。

有机会与中国的大腕飙戏之外，在华的日本演员们惊讶于这些人的高收入。高岛拍摄《红色》共三个月，获得12万元人民币的片酬，对他而言这是一笔“巨款”。大多数影视剧中，他的戏只需两三天就能拍完。每天片酬3000到5000元，一般两三个月能接到一部戏。

而中国影视明星的收入，是远远高于日本同行的。日本因经济不景气，演员与行业达成共识，大家会自降片酬，即使像木村拓哉这样的国际巨星也自行降价。日本媒体2018年公布的一线男女艺人单集片酬，男艺人约20万元人民币，女艺人只有5万到12万元人民币。而同等“咖位”的中国演员至少是他们的17倍之多。

在片场，高岛见过不少夸张的事。某个明星在休息时，指着不远处的小区说：“那边的房子可以买下来投资”。他还看到一个40多岁的男艺人让女助理帮他穿袜子，自己则用微信聊天。

名气对中国演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代表着片酬标准、角色机会及圈中地位。这让那些长期在华的日本演员也入乡随俗。约访时，矢野浩二不断询问：“这一次是专访吗？其他采访对象有名吗？”当听到另外几人的名字时，他表示并不认识，“那就采访短一点吧”。他也常常在微博中向中国粉丝“抱怨”：“日本观众都不认识我。拿他们没办法！”

在华日本演员的圈子不大，因此他们不愿多评价同行。但总的经验是，北京要比上海好混。很多导演会先在北京挑选演员，轮到居住在上海的高岛时，已经没有特别好的角色了。

即便有了几部代表作，高岛在片场的待遇还是和群演差不多：排队等打饭、等待接泊车、没戏拍的时候被晾上一整天。加上酒量不好，他也很少参与剧组聚餐，因此丧失了与演员前辈乃至副导演群体社交的机会。

“在北京，很多没代表作的日本演员都比我的片酬高，我真的很难过。”在微博长文《惜别》中，高岛诉说了在华16年的经历，提到自己没有努力和制片人、导演搞好关系，也抱怨了演艺圈诸多不公平之处。但对此，高岛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样的剧组是垃圾，不要靠近才是正确的。”

“因为范冰冰的事，我没戏可拍了”

闲着的时候，高岛一门心思都在微博上，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如今，他的微博粉丝达到了17万，虽然远不及矢野浩二的340万。

但浩二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并不是以日本演员的身份，而是作为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每次录节目时，浩二都站在“天天兄弟”主持天团的最右侧。他在节目中喜欢讲冷笑话，却由于表达迟缓屡被“嘲笑”，但也因此让大家记住了他。日本嘉宾来参加节目，浩二会临时充当翻译，这样能多说几句串词。

有一阵子，关于浩二的各类花边新闻增多，而这大部分是基于他的日本人身份。“《天天向上》刘斌怒骂矢野浩二事件”“矢野浩二娶中国妻子，女儿也入中国籍”“矢野浩二接受年度日本外务大臣表彰”等，这些新闻给他带来更大知名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非议。

网上有关于浩二的各种流言，有传言说他在某年元旦回日本探亲时遭到日本右翼毒打，还有人说他被右翼分子下毒等等。但他2016年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澄清说，自己除了在电视剧里死过，生活中并没挨过打。

2015年8月，浩二荣获由日本外务大臣颁发的外务大臣表彰，他在发表感言时说：“我心想这15年拼尽全力到现在，终于能得到日本国民的一些理解和认同了。当然，不理解我、对我恶语相向、说我是日本叛国贼的人依然存在着。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态度，不会去理会这些愚笨的人。历史和时间会证明，我的态度和我的做法一定是正确的。”

除了当演员，日本艺人来华的身份也变得更多元化。浩二抵京的第二年，来自日本兵库县的宫下匠规也步其后尘，成为“北漂”中的一员。23岁的他，开辟了日本人来中国选秀的道路。热爱街舞的他当时留着披肩长发，戴着街舞潮帽，穿着T恤开衫和嘻哈裤，手腕上绑着一串佛珠。

回忆起在中国获得的成绩时，宫下如数家珍：2004年参加“外国人中华才艺大赛”夺冠；2007年东方卫视我型我秀获全国百强、MTV炫舞门街舞大赛全国十强；2008年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周冠军；2009年组织了首个中日HIPHOP团体“龙者”，2012年发行其第一张EP唱片。他最常跟日本朋友提到的，是当年在济南体育场给3万名观众表演时的盛况。

已经回国7年，宫下仍怀念在北京时“自由自在”的日子：组乐队、做唱片、跳街舞、拍MV、参加比赛、上电视。“那是一段失败了也不害怕的日子。”他操着浓郁的北京腔说。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日关系的急转直下给在华的日本演员们带来了直接打击。2011年，因为钓鱼岛争端，浩二丢了工作，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离开了《天天向上》。2012年北京爆发反日游行后，宫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土豆网的节目停播了，原本谈好的中日交流翻译工作也没了。为了生存，他只好在工作室教人跳舞。而由于没有正式工作，即将到期的签证也面临问题，归国成为唯一出路。

虽然在上海接不到更多演出机会，高岛却坚持在此生活，因为喜欢。2001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时，风俗区的收入足以让他入住外滩600元一晚的和平饭店。但如今，他却付不起5000元的房租，只好从市中心搬到郊区。而到了2018年，本就严苛的外国人在华签证更不那么容易拿到了。

“因为范冰冰事件，连中国演员都受到影响，我更是没戏可拍了。”高岛叹气道。这两年中国影视圈进入了资本寒冬，横店的生意也惨淡了许多。往年常常是四五十个剧组同时驻扎横店影视城，如今却不足十个。行业处在风口浪尖，很多影视公司在处理税务问题、演员片酬问题、合同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

高岛说，今年以来，连“鬼子”的角色也很难接到了。“大环境不景气，一些中国演员的要价也降了，不少日本军官的角色重新考虑找他们。”

回国后遭遇“水土不服”

高岛回到日本时已是令和时代，日本荧屏上活跃的男星早就变成山田凉介、山崎贤人、管田将晖等一众“90后”新人了。

有朋友帮高岛牵线，为王宝强主演、即将于日本开拍的新电影《唐人街探案3》做翻译，但被他婉拒，“因为太不稳定”。他的终极理想，是让日本演艺圈可以像接受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一样，接受从中国回去的演员。

熬了十年，大冢在2015年离开北京，回国后娶了个日本姑娘。如今，他签约了本地一家经纪公司，老板十分尊重和认可他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但我已经40多岁了，在日本有很多比我帅、比我年轻的演员，我的机会更少了。”

为了维持生计，大冢捡起大学的建筑专业，学习庭园植被的维护工作。“虽然我对此不感兴趣，但如果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演戏也可以养活家庭。”他给自己的演艺生涯设了年限——闯荡到50岁。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矢野浩二反复强调：自己不完全是回国发展，只是多了一个发展空间。在中国活跃数十年后，他从2016年起同步在日本演艺圈发展，签约了拥有米仓凉子、上户彩等知名影星的经纪公司OSCAR，开启了在本国的演艺之路。但在公司的宣传走廊上，他的照片被贴在角落里。

“在日本，我还是新人，没那么有名气。”他直言，在日本，新人意味着没有话语权。“在中国拍戏时，我可以得到很多尊重，心情也很舒畅。回国发展的三年中，我作为晚辈，不能向前辈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会生气的。”

只不过，他终于不用再演日本军官了，相反，开始在日本影视剧中扮演“中国人”。在北川景子主演的新剧《卖房子的女人》中，矢野浩二出演一位有钱的中国买房客。在一场冲突戏中，他给自己加了一句台词：“你们不要说日语，我听不懂！”

在日本，如今预算相对便宜的娱乐节目收视率也不比电视剧差。懂中文的浩二捡起老本行，在NHK的节目《华语视界》和《吃美食交朋友》中担任主持人。有一次，浩二在东京川口市的中华街寻找中国美食时，那儿的中国人立刻认出了他。2018年《天天向上》录制十周年特辑，浩二回到长沙，和过去的兄弟们共同出现在舞台上，并跳起了招牌的鸵鸟舞，引发不少观众泪目。

日本更换年号的十连休假期之间，浩二切换于中日两国拍戏，而这并不容易。中国讲求速度，日本拍摄一集剧集一般要花费一周，而中国三天左右就完成了，速度快了一倍以上。怎样跟上速度、调整日程，都需要有良好的心态。

在中国习惯了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回国后，一些人始终难以适应保守的日本社会。

宫下在中国是北京卫视和央视的常驻嘉宾，回国后顺利入职一家本地电视台，担任出镜记者。虽然收入稳定，但他只坚持了2年。他直言，自己已经无法适应日本的职场。“为什么前辈说什么都是对的？为什么不能自由说出自己的意见？”

“日本演艺圈一点也不国际化。演员歌手那么多，但发展好的外国人没几个。”宫下说，自己空闲时会去东京的一家酒吧做驻唱，但对演艺圈已经没了兴趣。“在日本，失败是很沉重的一件事，会遭到周围人的质疑，认为你拖了大家的后腿。”他想了想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留在中国。”

现在他经营着一家翻译公司，去年接到过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订单，为去日本东北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团做翻译。休息时，他给来自中国的友人们唱起自己十年前的中文单曲《大爱》，一字不落背下了整段Rap。

这两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回暖，演艺圈互动频繁，很多有名的日本演员及导演争相来中国发展。去年《妖猫传》在中日两国上映，染谷将太和阿部宽等一线演员都出现在海报的中心位置。木村拓哉、山下智久、山崎贤人、斋藤工等知名影星也扎堆在中国开微博、做访谈。

宫下从中看到了商机，打算近期跟中国朋友聊聊开办演艺公司的事情。再来北京时，宫下已是生意人，再无心追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