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制的概念 大变局能消除“帝国阴影”吗（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晚清时期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成呼应。当时所谓的变局，首要从深陷多重危机的清王朝自身出发，面临“师夷长技”、内革积弊、外御强敌等诸多重任；而今天的“大变局”则发生于整个世界范围内，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财富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等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范式转变。

谁能对“大变局”先知先觉，或许就能率先掌握开启未来世界大门的钥匙。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大变局”的讨论有逐渐升温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难言令人满意，而国际舆论对这一话题的反应要更加滞后。为此，多维新闻专程采访了多国专家学者，就是否存在大变局、大变局如何发生、大变局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本篇为系列采访第三篇，访谈对象为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赵穗生。

特朗普现象席卷美国，实际是当今世界大变局的一种表征。（AP）

记者：中美最新一轮经贸谈判前不久刚刚在上海结束，从双方发布的声明来看，重启后的第一次谈判似乎进展不大，这也与外界“中美谈判将是一场持久战”的预期相吻合。而特朗普于北京时间8月2日宣布将对中国3,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全球股市虽有下跌但幅度不大，似乎也对贸易战逐渐适应。从中国领导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来看，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将持续很长时间的博弈最能体现“大变局”。但事实上，“大变局”绝不仅限于中美，而是蕴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际关系范式转移的诸多形态。你认为当下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

赵穗生：“百年大变局”目前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学者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还没有关注到西方国家有什么人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但是从我本身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来看，我的的确确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变，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跟我自己想要看到的面貌差距越来越大。以我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我总是下意识的觉得这个世界会进步、会向正面的发展，但是最近这些年的变化让我对这种所谓的线性发展观，对所谓现代化的发展理论越来越觉得需要重新思考。物质和科技一直在不断向前走，与之对应的现代化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首先想说我一直关注的全球化的问题。前些年大家在谈“地球变成平面”的时候，当时完全想象不到会出现特朗普现象，更想不到今天的世界能形成这么一种反全球化的气侯，以及这种气候具备的巨大能量，这个“变化”跟我们一直所讲的“进步”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出现了，而且具有很大的能量，即便你不把它看成百年不遇的变化，至少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是，各国国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不平等关系等）产生带来的动荡，产生了对现存政治秩序的一种反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球化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近些年来全球化促成的物质上的进步，与随之而来的对于全球化的反对，产生了世界政治关系的两极化，不光是学者常说的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化，整个人类的社会关系都在呈现两极化的趋势。

与全球化相关，第二个我会想到现代化理论。以往谈到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一定会经过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民主化经过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以后，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出现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我和很多学者在若干年前完全想象不到，即使像美国这样最领先的民主制度会产生一个完全反民主的美国总统。我们这些年在西方受的教育，一直有一个“进步”的概念，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某种逆向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其民主的质量都在下降，与此同时一些威权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在满足物质进步这方面反而做的相当不错。这种与所谓的进步观念、现代化观念、全球化观念背道而驰的力量，或者说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抑或运作当中质量的下降，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国际社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这些年都在说新兴大国崛起，现存大国衰退，或者说西落东升，包括很多声音都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的的确确亚洲的国家在崛起，但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变化究竟是零和的变化，还是一种非零和的变化？这些年大家都说这个世界正朝多极化发展，但是为什么零和的思维方式现在会这么强烈？而且很多人正是在以这种零和的思维方式声称反对零和游戏，说互利共赢，说“WIN WIN”这种。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零和的形态？我觉得应该不是，但是这个世界的竞争现在越来越呈现出零和的趋势。当然，这跟全球化的倒退也有直接相关。

记者：听上去这三个方面的思考都没有脱离开对中美关系的观察。

赵穗生：是的，以上三个方面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中美关系的变化上。过去中美关系的危机都是突发事件造成的，把突发事件解决了就会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受哪个突发事件影响，而是多年来慢慢积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包括政治制度、全球化当中产生的利益分配等很多问题，其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零和游戏的趋势。

美国白宫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或许是对华鹰派中最为强硬的一个。（AP）

赵穗生：以往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鹰派和鸽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尽管鹰派会有比较强的声音，但最终都是鸽派会赢，因为鸽派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理性的，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互利共盈、所谓的制度进步等观点最红基本上都会占上风。因为了美国的鸽派基本上都是学者、商界人士，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对国家利益、全球关系看的比较清楚。鹰派往往是很短视的一帮人，要么是搞军事安全的，要么就是只为了打赢两年一次选举的国会议员，这些人虽然声音会很强，但最终都会被压下去。这一点在美国看的比较清楚，我觉得可能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也是这样。

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美国全部都是鹰派的声音，反进步、反全球化，他们不想互利共盈，只要“对等”。互利共盈讲究的是你多一点、我少一点或者反过来，大家都得到好处，核心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完全对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零和思维。这种反理性的声音现在在美国是大行其道，中国国内我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的中国的网络上同样也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包括现在中国政府内部似乎强硬派也有占上风的趋势。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与过去明显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中美之间尽管有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各种分歧，但是大家都普遍认为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在维系、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这些矛盾、问题最终会被解决，这是一种往前看的眼光。现在最让我惊讶的是，中美这么大两个经济体，排名全世界第一、第二，相互之间的联系已经这么密切了，居然还想要脱钩？这种观点最初提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竟然能成为一种很主流的观点（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尤其让我觉得世界的发展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呈现出所谓“常理”的正相关关系。

更夸张的是，特朗普说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美国认为中国所有的机构，不光是孔子学院，还包括媒体，都是中国在美国搞渗透的工具，美国一些智库的报告都在讲中国在美国搞和平演变。我以为有生之年很难看到中国对美国和平演变，没想到这才30多年就看到这样一种反转，美国已经没有自信到这种程度，不可思议！

国际关系当中大规模出现反进步、反全球化、零和思维，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社会中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没有研究过，我不是研究历史的，我自己研究比较多的事故一些具体的政策性问题。但是我能感觉到世界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你说的“变局”，第一，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第二，会不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记者：你自己对这两个问题如何判断？

赵穗生：从第一个问题来讲，我比较担心的是，这种变局会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政治强人、强人领袖，而当这些强人领袖都可以像特朗普那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某国第一、让某国重新伟大”的时候，事实上就形成了一种对全球化、进步的反动，事实上就已经是零和思维。当然，中国领导人目前是不反全球化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对这个变局中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科技上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权力结构变化，特别是在这种结构变化中产生的政治领袖思维和政治领袖素质，却并没有与物质与科技的进步形成正相关的关系。而且这种局面还有着相当深的社会基础，我对这种危险“变局”持续发展、看不出什么时候会停下来的状态非常担心。

就拿特朗普来说，按照正常的美国社会准则，他简直不可容忍！当年克林顿隐瞒他与白宫实习生的婚外情，就要被弹劾，而特朗普撒过多少谎，有那么多的黑历史，他的家族企业至今没有完全撇清与美国政府的特殊关系，从道义上讲他根本不适合做一个总统。更何况他做总统做的这么糟糕，朝令夕改，完全不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去做出决策。可就这么一个人，居然有30%-40%的美国人支持他。也许是我的正常思维理解不了他们（支持特朗普的人），但是按照我们这种人的思维，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特朗普的做法对美国伤害很大，即使能得到一些短期利益，但长期来说对美国绝对是害大于利。特朗普说与中国打贸易战，增加的关税是由中国政府买单，事实上完全是美国老百姓买单、美国消费者买单，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居然在美国有那么多人相信。按理说美国应该是个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但是居然就有30%-40%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特朗普撒谎撒到那种程度，那些人也信。

由于中国大陆在互联网设置了防火墙，中国网民在不使用VPN的情况下，谷歌、推特、YouTube、脸书等诸多互联网产品无法使用。（VCG）

赵穗生：中国令人担心的问题也很多，比如网络防火墙。前不久我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与人工智能有关。我与一位来自中国某知名科研机构、研究高新科技的学者交谈，提到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把中国人的网络世界分割开了，中国老百姓能够得到的信息很少很少，这位学者居然一幅理所当然的样子，“就是应该用这个东西（网络防火墙），我们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该知道的东西”。这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你自己就是搞科技的专家，难道不知道信息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吗？

当然，类似的事情在美国也有，美国倒是不造网络防火墙，但美国在现实中造边境墙，特朗普可以把美墨边界关闭，把移民排斥在美国之外。要知道美国本身就是移民国家，美国多少年来的进步就是靠移民的贡献，不管是科技还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低层级工作，都是靠移民。美国之所以能够伟大靠的就是这些，现在就可以“翻脸不认人”，在我看来非常反理性，反常识，而且对美国最终的伤害会很大。

也不光是中美，包括英国脱欧等很多非理性的事情，很多国家都有相当大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如果这种非理性、反进步、零和思维，加上越来越趋向于反全球化的强人政治，最终仅仅是走向孤立主义，各个国家自己管自己的事情，那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但我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这种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走向灾难。

记者：其实“大变局”绝不仅仅包括中国或美国，就像你说的，整个国际体系的范式都在发生转移，其中既有中美之争、欧洲撕裂、新兴经济体崛起等表现形式，又有财富权力的转移、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等内在逻辑，更包括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的全面改造等深层线索。如果这个“大变局”中存在一个相对关键的推动因素，你认为这个因素是什么？

赵穗生：中国是很大的推动因素。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中国会怎么样对于世界未来的走向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素。

当前的一整套世界体系是二战结束之后确立起来的，由美国主导建立。这一套体系到了冷战结束后开始受到挑战，这个挑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由美国自身开始的，因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认为它就是所谓的唯一超级大国，单极世界，事实上单极世界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就算真有过也不可能长期存在。而美国为了维护“单极体系”做了很多跟它的国力不相称的事情，最后导致了特朗普用“美国优先”来挑战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果。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开始崛起，中国崛起以后又开始觉得现有体系当中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存在很多与自己国力崛起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中国的代表权不够，因为这个体系在建立之初中国基本上是被排斥在外的，而中国越来越需要发出更多声音。

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国在这个体系当中本身也有双重标准的问题。很多研究者的共识是，美国是二战以后建立游戏规则最起劲的国家，但它又是最不遵守这些规则的一个国家，它自己建立的规则要求别人遵守，自己却不去遵守，所以这个体系本身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尤其是很多新兴国家对现有体系不满。所以中国在经济上要搞“一带一路”、搞亚投行、搞金砖国家银行等等，政治上要改革整个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方面面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变局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过，我并不觉得目前的变局是“百年不遇”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当前世界呈现出来的变化并不是要彻底推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包括中国都没有说要推翻这个体系，中国只是要改革，而且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内部的崛起，所以中国是这个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从这个角度上讲，变化肯定有，但其实没有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领导人制造出来的概念。中国现在反复强调的是要遵守并改革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宪章体系，“大变局”可以理解为把中国想要得到更多话语权的诉求合理化。

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因素。（新华社）

赵穗生：当然，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等让现有的国际秩序受到很大挑战，包括中国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挑战，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体系会很快没落，而且我自己感觉特朗普现象只是历史的插曲，美国最终还会回归到它传统的价值观念上。现在民主党内角逐明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拜登与四位女性参选人，也被美国很多人相当的关注，拜登还保有不俗的支持率，说明美国社会还是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因为走向两个极端都是不可能走通的路。如果美国社会又向中间回调，就会回归到这些传统东西，比如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承担的义务，多年来所追求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最终还会回来。

记者：说到“大变局”的未来走向，有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这种形态基本上消亡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里，美国在事实上扮演了“帝国”的角色；而当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可能会让帝国彻底走向终结。

赵穗生：我倒不觉得美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

记者：对，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虽然不追求帝国的形态，但在某种程度上与帝国的实质有某种契合。

赵穗生：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它有一种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识，或者维护全球秩序的意识。在西方受到广泛认同的理论是霸权与公理，世界的稳定需要有霸权，这个霸权并不是帝国，而是说达到国际和平需要有公共产品，包括航道的自由航行、清理整治预防环境污染等等都是公共产品，它的特点是一旦出现所有人都可以享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其实没有人愿意生产它——既然是所有人都可以享用，为什么是我来生产而不是别人生产？尤其小国不会生产公共产品，只有霸权国家才能够生产公共产品，因为霸权国家一是有能力，二是它的霸权能够保证所生产出来的公共产品能够一直存在。

二战以后的美国是典型的霸权国家，尤其在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它几乎是所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包括安全保护，建立联合国，建立各种国际货币基金，建立各种国际机构等等。有人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新的公共产品，但需要注意，“一带一路”是中国与所有参与国签订的双边协议组成的，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人都能享用，所以严格意义上“一带一路”目前还不能算公共产品。美国是霸权国家而不是帝国，所谓帝国是没有主权概念的。

现在这样的局面正在出现“逆反”，美国不再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美国不提供，中国现在能不能提供？第二，中国愿意给谁提供？第三，如果中国要提供，会与之前的公共产品形成什么样的反差？所以跟你正好相反，我担心的是二战以后的霸权体制正在消失，中国是否会让帝国体系重新出现。

184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完美封闭的帝国，对于世界的认知完全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洋人可以来跟我做买卖，但是你不能进入我的社会，而且对于西方那套主权国家、国家之间相互平等、个人自由这些东西完全不接受。直到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中国才被带入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道路，辛亥革命后正式告别帝国。

从历史的角度看，向民族国家转型在当时是一种现代化的、更为先进的东西开始进入中国，但由于中国是被迫接受的，中国人把它认为是百年耻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将近17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抗现代化的东西。中国接受了这些所谓的主权国家等的体系与规则只是为了洗刷曾经遭受的耻辱，所以中国这些年一直的目标是富国强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励志雪耻到今天的“百年变局”这100多年中，中国终于最后达到了独立，成为了强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多大程度真正接受了这些现代化的、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观察中国这100年来变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都面临着怎样在现代化的同时又能够保留它自己传统的东西，中国更是典型的一直在这个矛盾中挣扎。

中国模式近年来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新华社）

赵穗生：如果说中国人通过提出“百年变局”给出自己在一百多年里探索得出的结论，即中国可以富强，但是又可以保留中国很多传统的东西，具体的思路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特别是包含一整套从意识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以强权政治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统治观念），那么在这种范式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对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才是更多应该思考的，而不仅仅是思考一些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更不是只看到美国出现很多问题、西方国家出现很多问题等物质性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中国进一步强大起来，干涉主义就成了现在很多人研究的内容。中国过去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但是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投资，包括在非洲一些国家都有投资，所以越来越多指责中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声音开始出现。中国过去反对其他国家向国外派兵，反对在自己国家之外建军事基地，而中国现在也开始逐渐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除了吉布提以外还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军事基地。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华帝国的周期》，里面探讨一种可能性：一百多年来，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步入民族国家体系，之后会不会逐渐又成为一个帝国？这是我很关心的“大变局”的结局。

记者后记：

赵穗生教授在采访过程中对“中国是否会重新变为帝国”的担忧并不令人意外，很多西方国家学者都曾对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永不称霸、永不扩展、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充满怀疑。这或许是出于学者的职业反应——说什么并不可信，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否强大。而西方学者当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实力足够强大时，它不可能不称霸。

事实上，中国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整体退回到帝国体制，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所以，赵穗生教授关于“帝国”的观点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方式：

一种是，他说的“帝国”概念更接近于今天的美国，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一套国际秩序，这套秩序即便不是全球的，也是远超本国疆域范围的。看上去今天的美国在不断“退群”，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在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自己曾经亲手打造的国际秩序，有北京方面的学者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精英希望的是“让这个秩序覆盖的范围缩小，纯粹程度提高，然后美国还依然在里面发挥主导性和支撑性的作用，但是‘帝国的负担’不会那么重”。

以这样的“帝国”概念来衡量中国，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给世界提供一个与现有秩序平行的、覆盖较为广泛地区的，且非常有吸引力的、行的通的、可操作的一套秩序，更看不出中国目前有此类意愿。

另一种可能性是，赵穗生教授所说的“帝国”更接近于霸权，即用实力给自己打造一个势力范围、打造一个“影响圈”。如果美国以此来指责中国，中国同样可以反过来指责美国大搞军事同盟、培养“跟班”等等，这会让讨论陷入无休止的死循环。

此种意义上的“帝国”，其实可以将赵穗生教授的担忧理解为一种对中国的警示。一位北京学者曾对多维新闻记者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个帝国的形成往往不是事前精心谋划的，而是被迫的，被‘架上去’的。比如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走出去了，利益走出去了，难免会发生利益受损的情况，你想不想保护你的利益？当然想，所以你会派出你的力量，可能你会说我没想着要成为‘帝国’，但是你的力量已经出去了，一开始是经济力量，后来可能就是军事力量。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当地这些人总是没办法把你的利益保护的特别好，你可能就会选择‘我来替你保护’。其实帝国都是这么一步一步陷进去的，并没有哪个国家上来就说‘我要当一个帝国’，就像保罗•肯尼迪所写的《大国兴衰》，他认为过度扩张是大国的宿命，就是当你的权力增长的时候，你的宿命会把你带到远离自己国家边境的地方，这种扩张就会导致这个国家的透支，然后就会衰落，周而复始。我认为他讲的很清晰，很深刻。”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意愿，有可能会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一个国家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它自然没有称霸的意愿，就像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是“真心实意”的没有这样的意愿；而当一个国家某天实力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依然能做到“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则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或许是赵穗生教授所言“帝国”的警示意义所在。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能否在这次“大变局”之中及以后让新兴国家摆脱“国强必霸”的宿命，让“帝国”彻底终结，则是另一个被讨论的越来越多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