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大闹特闹 香港建制派为什么这么不给力?（图）

香港近来的局势，成为全球焦点。很多人都是从媒体得知情况发展，报道的可能是现况，却未必知道背后成因。也有内地朋友向我询问，为何这番乱局中建制派声音微弱，今天香港建制派面临什么样的困局。希望这篇文章能解答部分内地朋友的疑问。

中间立场的困难

笔者先简单介绍下自己。我是新民党的区议员，选区在屯门，如果看在今日香港政治光谱中的坐标，算是浅蓝——香港浅蓝的关键词是︰亲建制、现实主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重点是希望维持现况，不希望社会有大变动，既反对“港独”也不希望“一国一制”出现。

这种立场相对而言走在中间，本应容易与不同立场的人士对话，但可惜的是这种对话在今天的香港已变得十分困难。社会的撕裂比起2014年违法占中还要严重，所有评论基本上都是立场为先，而且变得越来越偏激。

举个例子，7月21日当晚发生了两起标志事件：

第一件事是黑衣泛民举办的游行原本以政府总部为目标，但在到达政府总部后，有人在网上呼吁继续往前走，向中联办大楼进发。结果可能大家在新闻都有看到，他们包围了中联办，还泼墨弄污了国徽。

第二件事是，在元朗一带有一群身穿白衣人士，手执藤条，本来说是要教训来元朗的黑衣人，结果一些乘坐西铁的市民也受到袭击，震惊全港。

当时笔者在脸书（Facebook）上谴责了以上两起事件，认为两者皆不能接受。想不到这种谴责也引来谩骂，反对派的支持者认为元朗事件是“无差别恐怖袭击”，伤害人身安全，而国徽只是“死物”，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将两件事一同谴责，认为我轻视人命；而支持白衣人的却认为黑衣人是暴徒，白衣人只是保卫自己家园，不应受到谴责。

这种社会的撕裂，不单单是立场对立，而且是不容有中间意见，不容你双方都谴责——要么你站在我这边谴责对方，那我们是同路人；如果你连我也一并谴责，那你就是没有立场。这种情况如今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现在香港政府空转，几乎所有官员都躲在后面，却让警队面对示威者。今天香港面对的是政治问题，警队能用的只有武力这一选项，然而用武力去处理政治问题，最终结果极可能是武力逐次升级，仇恨越来越深，社会撕裂逾趋两极化。

年轻反对派的困扰

也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修订《逃犯条例》会引发出如此之大的风波。其实现时的矛盾，早已超过了条例修订的范围，所谓的修订只是导火线，政府在应对民众时的手法逐步将市民对政府的不满引爆，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现时情况是否如一些人所研判那般，是经济民生问题，认为年轻人没有分享到经济红利，因此投入运动，只要提出的政策能帮助年轻人，就可平息这次风波？笔者认为所谓的经济民生可能是问题起始点，如果能在更早时间提出相应政策，帮助年轻人，那还可以纾缓，但今天再以这角度去诊症并作出对应，时间上怕是已经太迟。

打个比喻，当一个人有脂肪肝时你不管，到肝硬化时你也不理，到肝癌了，你发现不能再拖了，才准备去就医，但用的方法竟然还是医脂肪肝的方法。叫一个肝癌病人多做运动减重，这疗法能起效吗？恐怕他连运动都已无力做了。今天香港的情况有点相似，青年基层生活越来越困难时大家不管，大家提出地产霸权时政府也不理，到香港人慢慢形成“问题出自政治制度”的共识，政府才想用短期惠民措施去解决社会矛盾，那已经太迟了。

今天的香港市民，特别是新一代没有分享到社会发展红利的，普遍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局外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而是认为自己在香港的发展中没有话语权，被排挤在香港的发展之外。一方面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另一方面认为政治制度不改，现状不会改变，进而产生焦虑乃至无力感。最激进的参与者认为即使成功机会渺茫，但制度不改他们也没有前途，因此决定放手一搏。

不幸但现实的是，这种心态正慢慢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即使他们因有负担而不愿走到最前，也敬佩年轻人放手一搏的决心。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停止的势头，特别是现在示威者投入时间代价越多，他们更不愿放弃，希望一次性争取到政制改革，即他们心目中的“双普选”。

建制派的困境

而今建制派也有着自己的困局，笔者认为这种困局是一直以来的运作机制所致，而这种运作机制，比起反对派己落后两个世代。

现时遇到重大的社会议题，建制派的机制仍是依照传统方法，各自透过不同渠通向中央反映意见，然后等待相关部门研究并制定回应方法及口径，再透过相关部门告知各人大政协及建制派政党团体。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整个建制派能够目标一致，集中力量去完成指示；但坏处是反应时间过长，往往未能有效应对快速变化。

而笔者认为更麻烦的是，建制内部慢慢生出一种等待的文化。有上层的指示，那大家不如等待，反正在指示出现之前，做什么都是白费。当这种文化出现后，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开始失去个性，因此培育不出政治领袖。试想想，在一个习惯等待指令的群体中，我们如何期待有领袖出现？可以预见，如果建制派的工作机制不再改变，不可能培养出政治人才之余，面对反对派的攻势也只会越来越被动。

那为什么说落后两个世代？

反对派亦曾如今天的建制派般有很统一的指挥，但很快他们便经历了分裂。那时虽然分裂却仍有一定的合作，甚至互相支援，例如2014年的违法占中，当时仍有明显的“大台”（指挥组织），而各个友好组织会互相支援。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违法占中中所形成的各个专业人士组织，它们到今天仍非常活跃，在今天的社会运动中亦担任了文宣工作，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支援运动。

到了2019年的社会运动，没了当时那般明显的“大台”，主要靠连登（即LIHKG讨论区）及Telegram通讯，商讨文宣策略及决定运动走向。这种方法肯定更适合年轻人的口味，主张“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同意你的做法就加入，不同意也不会指责你，而会在其他方面如物资又或者鼓励说话去支持。

可以看出，这种组织方式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探索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教课书，可能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社运组织方法还要“先进”。在这种情况下，建制派如何重新思考将来的组织方式以作出应对，绝对是自我检讨的首要问题。

香港的困局

因应最近的情况，香港的地位也值得再反思。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一直是长期利用，而香港之所以值得长期利用，正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国际化。直接点说，这座城市的开放性能帮助内地发展，但同时因为开放性，必定充满外国影响力，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影响力可以通过文化、资源、策略、培训及交流等途径去影响香港人，有些是刻意的，也有些是不经意日积月累的。

另一方面，透过这次条例修订，可以看出只要条例稍微与内地有关，也牵动外国及部分港人的神经。社会普遍担忧，政治上加强管治，极可能影响香港的经济特性。依这一担忧，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及长期利用两者恐怕难以短时间内同时实现。在这种矛盾下，如何平衡加强管治以及保留经济特性，是中央在设计治港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踏入8月，香港的社会形势估计难以快速好转，甚至有进一步恶化倾向。除了一直见到的集会游行，还有交通工具上的不合作运动，各行各业的罢工亦已蓄势待发。此外，民阵在8月31日将再次举办大游行。当然，10月1日的国庆及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也是重要日子，值得关注香港的朋友留意。

今天香港的局面，各方仍未找到出路，却已将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揭露出来。要让香港恢复平静，只靠一线警队肯定不行，而只施以短期惠民措施也肯定不够。要如何透过政治、经济手段去平息民愤，中央的顶层设计以及香港政府在下层如何落实才是关键点。这方面就要看政府的政治智慧及执行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