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并购销声匿迹 中国对澳投资能否再起风云？

8月19日，有两件事非常巧合地“撞”在了一起。

一是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2019年上半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降至2644亿美元，降幅达18%，创过去十年最大半年度跌幅。同时，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下降近一半至268亿美元，过去半年大型出境交易几乎难觅踪影。

而就在当天，澳洲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主席大卫·欧文（David Irvine）在悉尼举行的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详细解释了FIRB在审查外国投资时对基础设施和个人重要数据的关注，并表示澳大利亚继续欢迎外国投资，包括中国投资。

图片来源：ACBC NSW

对于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热潮正在降温的现象， 普华永道香港及大湾区交易服务主管合伙人陈宣统认为，主要原因是境外投资机会受限以及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澳华财经在线》观察到，进入2019年之后，中资在澳洲的并购投资气氛比去年更为冷清，即使是与中国消费者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项目，也没有出现一个大型收购案例。

中国投资还能否在澳洲再起风云？

大型并购交易退场

在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对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是政府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拥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公司支持了澳洲十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和40％的出口就业岗位。

从总体上看，2018年澳大利亚的4550亿澳元投资中，外国投资占到9％；外国投资存量增加了1870亿澳元（5.6％），达到3.5万亿澳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9.5％，达到9675亿澳元。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澳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只有在去年，美国重新超过中国，成为澳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但中国目前仍是澳大利亚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来源国。2017-18年，澳洲吸引中资最多的前三大部门是房地产（商业和住宅）、服务业、矿产勘探和开发。

FIRB主席大卫·欧文称，2018年，中国在澳投资势头退居第二，中资在澳洲没有重大的收购，“可能反映了中国资本管制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澳洲政府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FIRB主席大卫·欧文最新的讲话中出现的两个个高频词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大卫·欧文曾担任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高层领导，他还是现任网络安全合作研究中心主席。他也不乏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作为一名年轻的澳洲驻华外交官，参与过中企对澳的首批重大海外投资，包括中国企业投资维州波特兰氧化铝冶炼厂和西澳皮尔巴拉的Channar铁矿。后来，作为驻华大使，他还参与过达成中石化投资澳洲西北大陆架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谈判，这是当时中企首次投资澳洲的LNG项目。

对于外资审查，他阐明的态度是：“我们保留对这些投资的主权，特别是在战略和国家安全考虑方面，但在满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如果阻止我们的经济获取外资，我们只会损害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

就中资在澳洲的投资而言，悉尼大学商学院中国商业与管理学教授Hans Hendrischke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对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战略投资已转换为较小规模的投资，多为战术性且与中国消费者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项目。

最近，中国云南英茂集团从澳洲第二大葡萄酒公司Accolade手中收购了位于南澳克莱尔谷的高端Knappstein酒庄和五个葡萄园。Accolade由美国私募股权巨头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所有，该集团去年从澳大利亚私募股权公司CHAMP以10亿澳元收购了Accolade，并拥有Hardys、Banrock Station和Grant Burge等品牌。

从投资主体看，虽然较大的国有企业投资更容易成为媒体追逐的新闻，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是私有资本挑起了大梁。据相关规定，中国的私有公司投资澳洲非敏感行业的，投资额在11.54亿澳元以下的不需要FIRB审批。

2018年在中资对澳直接投资中，以交易数量看，中国私有企业占到了92％，以投资额看，中国私有企业占到了87％。

重要基础设施、个人数据更为“敏感”

前不久，关于达尔文港的租赁权的争议再起。澳洲的工党参议员Nick Champion称，澳政府应当将北领地达尔文港“国有化”，收回中国岚桥集团对该港的租赁权。

2015年，中国岚桥集团以5.5亿澳元获北领地达尔文港99年运营租赁权。但此后，围绕着北领地政府是否应当与中国企业达成这一交易的质疑不时出现，参议员Champion干脆提出，政府应考虑回购达尔文港租约，理由是这个港口在北领地有重要的国防设施，为了国家利益，政府应当确保对达尔文港的控制权。

澳总理莫里森随后对媒体表示，联邦政府从未批准过这笔交易。而金融部长Mathias Cormann排除了将达尔文港国有化的可能性。

这场争论貌似再次无果而终，但无疑是重要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敏感的民情反映。

到目前为止，澳洲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哪个部门禁止外国投资，历届澳洲政府都没有针对特定行业和国家制定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立法中也没有明确界定国家利益和有悖国家利益。

大卫·欧文在最新讲话中重申，澳洲政府评估外国投资建议时，并不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而是视具体案例而定，以便对投资环境和商业活动“产生最小的影响”。通常考虑的国家利益因素包括：竞争；其他澳大利亚政府政策（包括税收）；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国家安全；投资者的品质。

在审查流程上，由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就国家利益影响向财长提出建议。在这一过程中，其他政府机构也会给FIRB提供支持，例如国家安全机构、关键基础设施中心（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entre）、税务局（ATO）和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等。

过去十年中，毙于外资审查的交易不仅有中资的，也有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如Archer Daniels Midland以34亿澳元收购GrainCorp，Shell收购Woodside Petroleum等。

FIRB更密切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保护敏感的个人数据，而不仅仅是敏感的国家安全数据。

大卫·欧文提到，近年来，FIRB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想要获得数据中心和其他设施，这些设施可以容纳或访问澳洲人的敏感私人数据。

这并不是大卫·欧文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去年5月，他在悉尼投资者论坛上说，政府有义务规范谁可以获得和储存澳洲人的个人数据，以保护这些数据。“随着外国投资者对医疗保健服务和数据中心等数据敏感资产的兴趣增加，这一义务与FIRB有了相关性。”

今年初，中国上市公司江河集团发起的20亿澳元要约收购Healius案尚未尘埃落定，就意外激起了涟漪。Healius这家掌握着数百万澳洲人健康数据的公司能否被中国公司江河收购，引发的不仅是舆论的争议，据称政府正在做立法方面的准备。

欧文说，他一直在努力让关键基础设施中心（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entre）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

“我正在与关键基础设施中心进行持久战，该中心称关键基础设施是港口、水、电力、能源和电信。我说还有另一个：它就是数据。”他说，“由于技术发展如此迅速，我们的政策也必须迅速发展。”

有媒体报道，在FIRB网站上发布的最新讲话版本仅有两段是关于数据的，但在现场讲话中，欧文还提出了担忧，称澳洲人的个人数据将被一家外国公司“肆无忌惮地倾倒在海得拉巴或卡塔尔的一些外国数据库中”。

在审查潜在的收购时，关键基础设施中心已将“系统和数据”视为关键的潜在风险领域，并要求公司提供有关其安全策略的数据安全信息等。

联盟党政府去年通过立法，要求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披露所有外包IT工作，并迫使这些实体采取行动降低国家安全风险。

“关键基础设施法案”要求160家公用事业和港口运营商向政府提供“具体、高级别的信息”，了解谁有权访问和控制其资产，包括外包IT供应商。这体现了联盟党对外包数据特别重视。

审查挑战

莫里森政府目前正面临着对中国相关投资的外资监管决策，包括力拓、皇冠度假村等公司。

财长Josh  Frydenberg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下，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密切关注一系列外国投资提案。近来他已表达了对国家安全的强硬立场。

矿业巨头力拓及其最大投资者中国国有企业中铝公司已与政府接洽，要求取消对中铝持有力拓在伦敦上市股票的15％股权限制。这一限制是在2008年由前财长韦恩·斯旺（Wayne Swan）所做的。

中铝持有的力拓股权已从12％逐步增长至14.5％，并可能接近红线，随着力拓未来的股票回购，使力拓的资本管理决策变得复杂。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道，消息人士称，力拓首席执行官Jean-SébastienJacques上个月去堪培拉会见了Frydenberg，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中铝的股权限制，中国经济和商品价格等。

另外，FIRB将需要考虑政府是否应该介入香港上市的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从亿万富翁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手中购买皇冠度假村（Crown Resorts） 19.99％股权一案。现在新南威尔士州独立酒业和博彩管理局宣布正在审查这桩18亿澳元的交易。

市场消息人士认为，还有其他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交易，其中一些尚未完全向公众披露，将在今年年底前接受财长Frydenberg和FIRB的审查。

未来澳洲政府将如何求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正是审查外商投资方面的一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