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为何支持香港极右翼抗议者（图）

自诩为“进步人士”或“民主社会主义人士”的美国左翼人士（也被中国人称为“白左”）被香港年轻人高举民主大旗对抗警方的惊悚画面所蛊惑，纷纷对香港抗议活动表示支持。然而随着那边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却愈发地应当担忧不安。抗议者和他们身处寡头地位的支持者曾定期同特朗普极为保守的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和信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副总统麦克·彭斯定期会面，同时对极右翼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特朗普前任心腹史蒂夫·班农的所作所为大加赞扬——他们都是美国政坛上最为反动的人物，都曾不遗余力地镇压美国和欧洲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工人为争取自由和基层民主所发起的抗争。乱港分子的背后，是金额达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军火销售；他们最重要的粉丝，是由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权和沙特阿拉伯的萨拉菲斯特仇女政权所支持的势力集团。

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抗议者反对的是香港的跨国企业制度和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那么上述美国政要肯定会对他们置之不理——虽说各大跨国企业令诸多工人的生活窘迫困苦，恣意横行的霸权主义也加剧了香港和美国的财富过度集中问题。你可能会以为，至少某些美国左翼人士会质疑手举英国、美国国旗，口唱美国国歌，请求特拉普前去解放他们的抗议者究竟有何目的，然而你错了。

同样荒谬的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把有关香港示威游行的报道放在头版，可这两家报纸都曾对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极尽诽谤，也曾将要求政府负责的巴黎黄马甲运动一笔带过。它们曾公然拒绝报道、谴责两国警方在上述两个运动中的暴行，虽说在警察的冷血和残酷方面，当时的美、法两国与被它们扣上极权主义帽子的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伤于、死于警方之手，个人安全在对少数群体、工人运动、和平活动家以及抵抗美国监狱产业膨胀之人的罢工和抗议的镇压中沦为草芥，但那些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此类事件时，这两家报纸却不闻不问。西方媒体为何对香港的抗议活动如此关注？美国的进步人士和民主社会主义人士为何要跟这阵风？

在正常的世界中，名副其实的进步人士和博闻广识的社会主义人士在听过乱港分子捏造出来的情节后，或许会像吃过腐败变质的食物一样觉得反胃。然而我们的“左翼人士”却更喜欢强咽下一则则精心编造、虚假失实的故事，将它们当做精神上的抗酸剂，抑制恶心的感觉。

诚然，许多年轻人在香港的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经济框架之内深感失落沮丧，他们很容易被人煽动，认为自己的失意是由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尽管为充实自己的金库而让香港变为如今模样的是各大跨国投资银行。其实这种失落感并非香港青年人所独有，然而香港与美国、法国、希腊和其他“发达世界”国家不同，其政府与警方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甚至有些纵容的意味，他们允许抗议者在街上横冲直撞，在商业区制造混乱，在国际机场阻挠旅客出行。换做在任何“发达国家”，这样的行动一定会被打上“威胁公共安全”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立即叫停。

剑桥大学的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教授冒天下之大不韪，描述了西方媒体的虚伪：

“西方媒体一直虚伪至极，纵容了这些团体的暴行——甚至对占领机场一事，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的媒体也从未加以谴责。为什么？倘若伦敦希斯罗机场发生类似事件，他们肯定不会如此大度。为什么他们允许绝不可以发生在伦敦的事发生在香港？”

美国媒体一味地强调香港美名其曰“支持民主”、实则“亲殖民、亲美”的示威活动规模庞大，同时针对大批民众支持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呼声，针对警方被身穿黑衣、面戴口罩的暴徒围困殴打的事实实行新闻封锁；各位可能会认为，美国的左翼人士会对此大加抨击，至少指出媒体集团对乱港分子砸毁商铺、在街道等公共空间威吓民众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就连“左翼”媒体都把这场由抗议者发起，令警方遭受袭击殴打、令无辜路人遭受牵连的对抗性运动描绘为民主支持者的英勇义举。但在香港大街上横冲直撞的抗议者让人联想到了打砸犹太人商铺、冲击犹太人群体、臭名昭著的纳粹冲锋队。在推特和脸书上，抗议者肆意破坏公物的图片处于审查状态，而中国却要蒙受为镇压这场“民主运动”而发布假新闻的指责。

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西方左翼人士应当发问，抗议者为何不与富豪阶层分庭抗礼——毕竟是他们把香港变成了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为何要破坏当地年轻人的生活和福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峡对面的深圳年轻人正在踊跃投身富有活力、鼓励创新的创客文化。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绝不可能在深圳生根发芽，这并非因为受限于国家管制，而是由于深圳的年轻人并没有像香港青年一样心中满盛着疏离感。

先把抗议者为何不把真正的压迫者做为抗争对象这一问题放在一边；现在我们也许更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实际上他们深受思想殖民，在贬低自己民族身份、用蔑称称呼大陆人的同时，却对剥削压迫他们的阶层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们对香港的腐败问题三缄其口，对香港经济由跨国企业、土生土长的富豪寡头掌控这一事实避而不谈，对进步人士应当关注的迫切问题置之不理，只顾一味地朝北京发泄怒火，正中一心打算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的美国右翼和新自由主义战略家们的下怀。

香港抗议者将中国描绘为通过推行引渡法案来控制香港人民的极权主义国家。然而事实与西方媒体的暗示性报道恰恰相反，颁布该法案的并非北京方面，而是香港政府，其实施者也是香港当局，并非中央。只要对这部所谓的“独裁性”法案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它不过是规定将重案犯送往澳门、台湾或中国大陆，令其在其犯罪的司法管辖区受审的普通法律。有人认为中国对待犯人比美国苛刻——美国也与香港签订了引渡法；但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其推行何种法律纯属中国内政，这一点无可辩驳。然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腐败程度领先全球，而抗议者却对香港与美国之间的引渡法案没有任何意见。事实是，犯罪者在中国反倒更有得到公平判决、活着出狱的可能。

可是美国大多数自诩的左翼人士仍然坚持认为香港抗议者发起的是民主运动——即使已有有力证据表明，这群暴徒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言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大批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身为传媒大亨及新保守主义者约翰·博尔顿之密友的黎智英之流，以及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中的极端派、法轮功人员等形形色色的右翼狂热分子。

推崇民主社会主义的《雅各宾》（Jacobin）、比较进步的《国家》（The Nation）等左翼期刊在报道其他问题时尚能秉持客观态度，但这次也对香港抗议活动高度赞扬——即使它们应该对真相更为了解。这两家杂志不必付出比美国主流媒体更多的努力，便可查清将香港暴动粉饰为“民主抗争”的幕后推手恰恰是它们在新自由主义民主党和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中的主要对手。我们要问问自己，进步人士和众多社会主义人士为何都对香港内外参与组织、资助、鼓吹这场抗议活动的的极右翼势力和货币利益集团置若罔闻？

诸位也许认为自诩为“左翼人士”的群体至少会顺便提及这场所谓的“民主抗争”中的重要矛盾——哪怕他们一向对阶级分化、美国军国主义在东亚地区稳定局面破坏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左翼人士自称正在关注的所有问题避而不谈。香港的抗议活动经过静心策划，抗议者们要求的是美式的、特朗普式的民主；可以想见，就算他们在美国，美国左翼人士也不会对他们予以关注。

此外，众多左翼人士欲盖弥彰，试图粉饰、忽略抗议者们有组织的暴行，这恰恰与美国主流左翼秉持的非暴力主张背道而驰。已有充分证据显示，抗议者对警方发动了蓄意的暴力袭击，以挑衅对方动用武力。他们的动作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置政治意愿和新闻伦理于不顾，才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民主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的反应

所有大国的国家议程中，以中国提出的最为进步：着力消除贫困、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和基础科学。如今中国已建立起覆盖十四亿人口的医疗保健系统，人均寿命已高于美国；为低收入阶层而兴建的数百万套保障房拔地而起，优质高效的高铁网络几乎遍覆全国。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一类的进步人士却坚称奉行“威权主义”的中国一无是处。桑德斯用尽浑身解数，将美国的堕落归咎于他捏造出来的中国，同时公然谴责中国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却绝口不谈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境遇；他不加分辨地一味重复美国政界的陈词滥调：中国窃取他国成果、压迫少数民族、欺凌周边小国。

桑德斯跟特朗普一样，也在通过把中国当做替罪羊来煽动、迎合无法充分享受选举权、心怀不满的选民。遗憾的是，在美国，不仅反动媒体一直在宣扬桑德斯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论，就连相对独立的进步媒体也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然而虽说比起中国来，西方的民主国家更应当承担它们的媒体的指控，却几乎无人以同样的方式追究它们的责任。可是桑德斯不过是不遗余力地妖魔化中国，将其污蔑为美国所有问题以及世界紧张局势根源的众多美国政坛人士之一。主流民主党人向来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和可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靶子，在他们心中，无法用于抨击其他国家的刻薄言语可以统统抛向中国。美国政界对中国和以色列分别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觉得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制定的虐待性种族主义政策无可厚非，而不论中国获得怎样的成就，他们都绝不会对其予以正面评价。

反华左翼分子无与伦比的愤世嫉俗情绪

在美国，就连某些倡导开展革命性激进变革的社会主义人士也全盘相信香港的抗议活动是一场“民主”运动。比如，托洛斯基社会主义平等党建立的wsws.org（世界社会主义网）秉持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纲领，针对资本主义的泛滥开展了中肯的批评；然而在香港问题上，该网站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和《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别无二致，采取了反华姿态。这正是信奉托洛斯基主义的媒体所期待的——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是潜伏在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阵营中的第五纵队。

皮特·西蒙兹（Peter Symonds）就在WSWS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数十万人再次走上香港街头”（Hundreds of thousands again take to Hong Kong’s streets），为乱港分子文过饰非。该文对美国、台湾和香港寡头对暴动的资助以及媒体炒作只字未提，反而故意歪曲事实，称香港的抗议活动反映了工薪阶层的心声（其实该阶层的诉求根本无人倾听），抗议者都是“警方暴行”的受害者。然而显而易见，肆无忌惮的施暴方明明是抗议者们——许多视频显示，他们搞起暴乱来训练有素，酷似令行禁止的准军事部队。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WSWS的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罔顾事实，反而是政府喉舌CNN在2019年8月28日做了一档名为“拥护民主的闹事者黎智英为何是香港唯一一个对抗中国的千万富豪”（Why pro-democracy troublemaker Jimmy Lai is the only Hong Kong multi-millionaire standing up to China）的新闻节目，详细阐述了右翼寡头黎智英是怎样操纵抗议者和香港媒体的。

美国意识形态的朽烂是否已经深及根底，以致于就连平时假惺惺地谴责帝国主义、呼吁革命的群体都不得不高举帝国主义反华大旗？这使得人们不由得质疑自称为“进步人士”和“社会主义人士”的那些人究竟意欲何为。

有几个重要因素需要人们牢记。首先，美国的许多左翼人士都对中国人乃至全体亚洲人存有秘而不宣的偏见，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极右翼分子的种族主义言论所煽动。左翼人士、进步人士和社会主义人士会极力否认自己奉行种族主义、存在文化偏见，但证据就在那里——他们对拉美、中东和非洲的社会主义人士大加追捧，却对社会主义中国在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嗤之以鼻。

许多左翼人士都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古巴的支持者，却对中国鄙夷不屑——尽管古巴承受了美国六十年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中国也有三十年处于美国的遏制之下。美国直到在越南战争中灰头土脸地落败之后，才于1979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自从苏联解体、委内瑞拉因开展玻利瓦尔革命而发生制度性崩溃之后，中国一直是古巴坚定的盟友和后援；而且中国和古巴的国家管理制度基本相同，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然而中国并非他们的兴趣所在。美国左翼在中国发生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时还煞有介事地评论过一番，然而中国开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之后，他们却立即调转了矛头。

只要看一看由自诩为“进步人士”的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主持的伪左翼新闻节目《即刻民主》（Democracy Now），便可知晓一切。她的节目以巴勒斯坦和拉美国家的故事为主，却难得提到中国、东南亚、韩国和日本。美国左翼对亚洲的成见根深蒂固，甚至完全没有发现自己不敢对中国做任何正面评价，因此居心叵测的中产阶级左翼人士在对巴勒斯坦和古巴表示支持、对中国大肆抨击的同时，并不觉得自己在搞种族歧视。

在此情况下，他们一贯的借口是：“中国比美国更像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这一论断太过轻率，罔顾中国采用的是其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事实。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是中国共产党弘扬的社会主义理想。再者说，中国在重要大学中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这在西方国家简直不可想象，而且许多中国学者都对社会主义及其政治经济拥有清晰、深刻的洞见。然而西方所谓的左翼人士对这一切不置一词。以温铁军为例：他大力倡导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发展有机农业，出版过多部发人深省的书籍，而且是优秀的演说家；他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可让美国深受启发。但他根本不被美国人所提及，在美国也无人知晓。

西方世界十分偏爱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主义人士奉行的“像左翼一样思考，像右翼一样生活”那一套。他们将诺姆·乔姆斯基和克里斯·赫基斯奉为神明，拒绝承认他们自己不过是尘世间的凡人，否认他们只把西欧传统做为自己批评观念的基石、因此对其他传统一无所知。

忽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坚持“西方资本主义可以批判，但只能用西方政治理论来批判”这一奇怪立场的重要原因。今天的美国“左翼”认为毛泽东思想无足轻重，只能骗骗深山之中的农民，远远不及卡尔·马克思、安东尼奥·葛兰西和霍华德·金恩的经典理论。他们没有察觉，即使察觉到了也不会相信，毛泽东的分析极具独创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前人理论观念的衍生品，但它整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复杂的政治哲学传统，达到了新的高度。

美国左翼对毛泽东的忽视并非偶然，其实他们对包括《中庸》、《庄子》，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内的所有中国政治哲学著作都不屑一顾，即使它们论述的是应当如何建立公平美好的社会。恐华左翼分子坚称“公正”“平等”等概念是西方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随后也是西方人将“资本”“阶级”等启蒙观念介绍给了蒙昧的世界。

他们当然从未想过法国大革命的发起，以及“唯才是举”“政教分离”等观念的诞生，都与儒家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完全无视这一事实：中国现存的许多政治话语都以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为根基，而这一民族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封面并不像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作品封面那样，印着激进派名人的照片，但只要潜心研读就可发现，中共对各方面问题做出了深入周密的、美国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左翼政党）都没有做出的分析。

有趣的是，西方右翼倒是更加心口如一，明确表示中华文明过于强势。这一观点具有排外色彩，而且狭隘反动，但先不提中国共产党在近一百年来围绕社会主义开展的创新性探讨，光是中国的儒道释传统思想就可与西方传统文化相媲美，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后者。很明显，中华文明的确对日渐排外、封闭、自恋的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战。

过于关注中国的左翼传统十分危险，因为一旦发现其根植于地方自治的惯例、知识分子在社群中的角色，以及可持续发展、排除了扩张主义的社会框架，美国左翼分子便会深感不安。与之相反，西方左翼已经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深深浸染，这样的传统，就连西方左翼领导人都鄙夷唾弃。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人士和进步人士究竟为何支持反华亲西方的香港示威游行？只是出于幼稚，还是说他们被反华集团的宣传所蒙骗，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不，这样的解释太过浅薄。真相很简单：这些民主社会主义人士和进步人士都是美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帝国主义全球霸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左”，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美国例外主义和美国不可或缺论的幌子。他们对腐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大加宣扬，称其是可实现普世人权的完美制度，只需小修小补即可再次代表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已经变成了在内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对外通过勾结活动分子推行帝国主义的左翼代表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拥护者。

左翼人士把目光集中在少数害群之马的身上，却不愿对美国乃至西方的民主体制开展根本性批评，丝毫没有动摇这个对内践踏人民权利、对外要求他国俯首帖耳的军事化监控国家的整体制度。他们同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反动势力勾结，对所谓“旨在实现民主”的颜色革命予以支持。他们的行为只会让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帝国主义。

只有当美国左翼开始按照中国的方式与中国合作、切实考虑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成效、从中国悠久的治国传统汲取经验时，我们才能开启真正的对话。遗憾的是，倘若美国左翼真的满怀诚意地启动这一富有建设性的工程，其领导人恐怕会发现自己在哈佛大学的伙伴都无话可讲，他们通过出版毫无营养的书籍赚钱的机会也将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