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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中体西用”对中国的现代化启示(图)

2019-09-28 来源: 多维新闻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从习近平的新时代的当下回顾历史,自19世纪中叶的晚清开始,立宪、变法、游行、改革、革命、战乱……从民族独立到自强,中国始终走在寻求国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点点滴滴,足以为后人明鉴出现代化之路。为此,多维新闻专访到中国社科院近代所马勇研究员,为我们讲述,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启示。以下由采访实录与相关文献整理而成。此为第二篇。【中国现代化启示录:从洋务运动的成与败谈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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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主导了晚清的外交事宜。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图为1896年,英国李鸿章与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爵士合影。(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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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造船厂,始建于1866年,由福州船政局管理,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代表性企业,为清朝政府制造多艘战舰,所造船只多服役于福建水师,福州在19世纪末期一度为全中国最大的造船工业重镇。(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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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之际,浙江图书馆特别推出“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署120周年特展”。《朝日新闻》所载马关条约谈判的新闻。(VCG)

记者:最终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于当时追求强国梦的晚清有怎样的打击?如今回头再看这场现代化运动,可以总结哪些历史经验?

马勇: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可检讨的问题很多,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应继续以成败论英雄,应如实肯定北洋海军的成绩,如实探究失败的原因。

洋务新政带给中国巨大变化,成绩是主要的,问题当然也不少。最主要的问题,是清帝国领导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因而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甚至使整个中国近代的进程变成了跛足的、畸形的,从而给后世中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李鸿章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西方的工业化是一个整体工程,并不是单纯的机械、科学,更不是数字化的财富,但是碍于清帝国自乾隆晚期开始的锁国主义倾向,李鸿章们无法对这些历史已证明的错误彻底清算,因而从一开始,清帝国主政者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疑的所谓“中体西用”论搪塞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这一代政治领导人缺少起码的坦诚,甚至没有十七世纪排外主义者杨光先那样光明磊落:“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洋务新政领导人一方面需要西方的好东西,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文明整体上优于西方,只是在极个别方面暂时落后。这个说法固然有助于重建信心,但毫无疑问也使许多并没有深入研究中西文明差异的人产生了盲目的自信,进而使中国的变革变得困难重重。洋务新政领导人本来担心全盘、深入学习西方会引起自信心丧失,进而引发对先前锁国主义倾向错误的追究,但是部分地向西方学习照样可以增加中国的财富,照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看到学习西方的实惠。洋务新政领导人由此应该想到假如中国全面学习西方可能进步更快,财富增加更多,现在已经取得进步是“后发中国”天然拥有的模仿权力,属于“后发优势”。后发国家如果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如果一味陶醉模仿的结果,那么最终无法分清已有的进步究竟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还是彻底改革可以更好?畸形变革成了洋务新政的基本特征,随着洋务新政成绩越来越大,打破这些基本特征越来越难。

畸形变革、跛足现代化模式使中国丧失了“国家再造”,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最佳机会,传统的旧体制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几乎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对比同一时期比中国稍晚一些时日的日本明治维新,他们不仅选择了脱亚入欧、全面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近乎全盘西化的路径,而且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废藩置县,重构国家行政体制,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而使日本迅速完成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建构。回望中国的洋务新政,各省区的督抚体制,各省区的厘金、关卡制度,是中央很长时间不具有足够的协调能力,国内的统一市场也建成,这无疑加大了社会运行、经济增长的成本,减缓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

记者:在洋务运动之后,晚清政府还先后推动了维新变法,以及辛丑条约之后的新政改革,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可以说这是一大进步。侧面也反映出,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以救国的观念在当时属于社会主流。

马勇:实事求是说,君主立宪在辛亥前十几年,确实是中国各界比较广泛认同的政治选择。我们知道,甲午战后,中国人对之前几十年的发展道路有一沉痛反省,意识到了仅有器物的发展不是真发展,器物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中国要想追上东西洋并驾齐驱,关键要使中国与世界一致,要有适度的政治变革。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朝野很快达成了共识,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维新变法,中国人终于迈出了政治变革的第一步。所谓“维新”,其标准解释,就是《诗经o大雅o文王篇》的说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尽管日本发誓脱亚入欧,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但从结果上看,日本还是日本,日本并没有变成欧洲。这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变革方案。于是,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政治上的变革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改革不断推进,又经过1900年民族主义排外运动的冲击,至1901年,渐渐认同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记者:按照中国教科书中的说法,中国向西方学习是从器物向制度,最后在新文化五四运动发展到学习思想。

马勇:五四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中国现代化超过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操之过急的浮躁心理,无视社会秩序和谐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渴望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愿在有序的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五四之后中国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思想渊源。

中国从近代至今的一系列变化,原因就在于工业化以及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导致的。这里工业和工业化、工业文明是两个概念。中国自古“士农工商”即存在工业,但没有工业文明。这种不同的文明于中国传统文明存在着紧张关系,而工业文明下的契约陌生人社会与中国传统文明下的儒家熟人社会也有着明显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要转型为现代国家,需要认同工业社会以来,国际中共有的秩序。中国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解决与世界关联的问题。晚清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将国门打开到被迫全部打开。晚清统治者的困扰在于“我的地盘”“我的国家”“我的王朝”。回溯历史发现,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和有能力把中国肢解掉,世界各国和国际资本对于近代中国的期待就是打开国门。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需要与世界融为一体。

所以当年与西方刚接触时,中国强调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原则,即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再分东方和西方,就是传统和现代之分。无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向着现代性目标发展,改变原先不现代的部分。从服装的细节可以看出,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穿西装,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为列宁装。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汲取了经验教训,迅速走向现代化之路。然而在六四之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让中国对西方的内容有所警惕。有人向中央建议,中国要弘扬传统、爱国主义来应对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在此之后,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中加入了很多中国的因素,诸如传统文化、中国国情等。这套说辞在应对西方时的确有用,也给予了中国老百姓极大的踏实感。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去谈现代化,没有所谓的中西之元素不同。

日本作为最典型和最成功的现代化转型模版,它给予的经验就是只有真正的现代化之后,日本是“脱亚入欧”,才能真正保留民族的传统。

有说法认为,即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认为存在道理,是因为现代化是来源于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是一整套文化、理念、价值观和制度的架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拿选举来说,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制度设计。但没有竞争、充分的演说和讨论,只有等额选举,并且拿国情和特色来遮挡,怎么可以称之为现代化?

当然也有反驳,反问为何中国没有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之路,却取得了中国目前取得的现代化成绩?

从近代洋务运动到如今中国在技术应用层面的发展来看,中国在实用层面的学习和发展更为迅速,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相反在基础科学层面存在短板。所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粗暴式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在工匠精神和精密仪器方面,我们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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