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局：香港本土教育的反思与进取（图）

香港反修例运动反思的聚焦点必然落实到教育层面。逃犯条例修订的出发点本身是合法合理的，是为了弥补香港和其他司法管辖区之间的逃犯移交的制度漏洞，同时也是为了及时补救被害人追究凶手刑事责任的个案的诉求。特区政府启动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起点是一个法律技术的问题，是香港特首在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作。后来，法律问题被政治化，香港本地反对派借题发挥，对特区政府极限施压。

加上外部势力的干预，例如，美国用“香港牌”在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期进行战略敲诈，而台湾地区的蔡英文政府在政治上进行利用，并发动了从执政党到“台独”势力、青年组织的一系列对香港反对派的援助。这些外部势力的联动操作导致修例风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逼迫特区政府在6月份相继作出了暂停修例以及完全停止修例这两个决定，但是，反对派还在不依不挠，继续沿着暴力抗争、勇武路线的方向去推进风波。到9月初，特区政府为了避免警民发生更大的冲突，尤其是反对派堵塞机场、港铁，造成香港民生秩序、民生利益进一步损害，特区政府基于善意再退一步，完全撤回修例，同时提出四点倡议。应该说，特区政府是基于法律目的来修例，在被政治化和社会运动的压力之下，为了缓和局势，为了保护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作出了妥协。但特区政府也坚持了自己的法治原则，认为除了撤回修例以及扩大监警会的人员构成之外，政府不可能免除这些暴徒的刑事责任，否则香港的法治原则和底线无法守护，特区政府是有理有节、有原则、有善意地在应对这场风波，承担“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内的自治责任。

修例是一个导火索，它背后所联系着的是香港回归22年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汇总成的“炸药包”。从香港社会的内因来说，回归22年以来，特区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即积极不干预管治政策，放任资本去占据市场，固化政策，掌握香港的命脉，而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积极作为，从而使得香港贫富分化拉大，使得香港作为一个晚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积聚了很多的矛盾。青年人难以有发展上升的空间，楼价高企，地产霸权板结，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政府在二次分配、再分配领域的功能一直没有展现出来，造成矛盾的长期积累，这样一种社会怨气要借助一个事件、一个薄弱的出口爆发出来，此次修例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这是香港固有的阶级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是香港极端资本主义的“恶性”发作。

此外，香港回归之后，与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利益有关的一些制度和政策未能得到及时的完善和巩固，这就使得回归22年以来，面对一国两制当中的“一国”，香港一部分青年人难以建立内在理解和认同。这就使得当一国两制从“井水不犯河水”、分立区隔的状态转变为一种融合发展、尤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框架的新的发展阶段时，很多香港人会产生心理排斥。这也是香港在“一国两制”实施当中长期强调“两制”、弱化“一国”所牵引出来的严重后果。

外因就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和两岸关系的质变所共同带来的激烈冲突，内外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修例这个导火索引燃了背后这么多复杂的冲突因素，爆发出这么大能量的一次政治风波。

香港本土教育是这次风波过后需要重点检讨的——为什么一些人会用打砸抢的方式来反对一国两制，来反对特区政府管治，甚至表现出明显侮辱、不认同国家的面相，比如涂污国徽、侮辱国旗、暴力冲击中联办等事件的发生？

我认为，回归22年以来，整个香港教育体系要背负非常大的责任。香港从中小学的通识教育到公民教育都没有教给青年学生什么是中国的历史，什么是中国的政治，没有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时代观和政治观，而是抹黑国家，凸显和夸大“两制”差异及冲突。香港的教师队伍要承担起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这种教育体系的产物，他们自身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国家的质疑和不认同，对西方价值观简单的迷恋和追随，于是他们也就滥用自己教师的身份在课堂、课后做出非常多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浓重而阴郁的氛围及黑幕，把孩子的心灵笼罩住，遮蔽住了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通道。

我看到香港近期有一张“人链墙”新闻图片展示的就是这些教师已经把幼儿园孩子动员出来反对警察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严重违背了教师的职业操守。让幼儿园的孩子手拉着手展示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标语，是将未成年人不负责任地抛入了政治场域，是将他们“政治玩偶化”，是严重违背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则。民主政治是成人世界的理性政治，在香港退化变质为无所不用其极的“玩偶政治”，这些负面心理刻痕将给这些孩子带来终身性的心灵创伤和社会阴影。这些教育工作者不负责任，香港的教学体系不负责任，编出来的通识教育的教材不负责任，所以香港部分青年人离国家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青年人的问题不能仅仅借助香港的本地教育去解决，因为它已经病入膏肓了，它教育出来的是一个没有国家意识、无根幽魂似的“世界公民”的形象。在幽魂般的精神状态下，香港一部分人就会被诱导去想象一个未来主义的政治归属，就为“港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生力军，从而导致香港一代青年人付出持续性的人生代价、对人生意义的迷失和成长的失败。

青年人的问题要跳出香港来解决，要用好国家资源，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资源，让这些青年人在香港本地浓云密布的教育之下有机会突围出来。比如，孩子在成长的每个阶段，小学、中学和大学期间，理想意义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内地交换学习、修读学分、交流交往的经历，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学校和香港的学校开展全面的交换生计划和学业修读计划，这样才能结构性地打破香港本地教育对孩子的封锁、垄断和荼毒。

林郑月娥最近在广西举行的泛珠三角行政长官联席会议上指出，香港青年人的未来在内地，这是非常明智的判断。我认为，内地更具体的就是指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国两制从“井水不犯河水”阶段进入融合发展阶段的主要政策落脚点。香港社会现存的所有问题，无论是观念的、制度的还是社会的，都可以在大湾区框架当中通过适当的地区间合作及国家政策协调来加以解决。长期来看，香港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转型的发展，还是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大湾区的腹地，都离不开大湾区政策的框架和支持。某种意义上，大湾区是香港人的“回归”宿命，一种“二次回归”的最佳制度安排。

对话平台的建立需要香港特区政府下功夫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去了解代表香港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到底是哪些团体、哪些组织、哪些学者和哪些观点，去吸取真正多元、丰富、全面、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观点。特区政府的决策必须建立在这种事前的民主协商、共同参与的基础之上。这次风波也为特区政府带来了开门行政、民主行政、公开行政的契机。

一国两制已经到了融合发展的阶段，对话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香港特区内部进行，一定要引入中央政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政府的对话程式，就香港社会的重要发展问题、决策问题进行多方协商，将政治和政策的眼光从狭小的香港一地拓展到大湾区、拓展到国家。这样一来，一些决策才会不容易受到香港本地反对派的蛊惑而产生激烈的反对。这样的对话平台要常态化，成为特区政府新型管治模式所坚定依赖的理性支撑系统。

特区政府必须要放下架子，必须要摆脱掉原来公务员所特有的精英心态和纯粹专业导向的施政风格，真正要走群众路线，真正要走民主参与路线，并且尊重学者，尊重不同利益阶层意见领袖的意见。让特区政府决策不仅仅合法，还要科学，还要民主，就像内地现在对决策的要求很高，不仅要依法决策，而且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特区政府要从原来积极不干预的管治哲学转向积极作为的管治哲学，此次修例风波为此提供了最大的压力和推动力。

台湾对香港的利用和干预是过度及不负责任的。蔡英文政府是极端自私的，她本人思考所有问题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是否有利于“大选”，是否有利于“台独”。“大选”是一个周期性的目标，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保证她自己当选。“台独”是她长期的理想，“大选”也是为了追求“台独”，所以她把香港作为棋子来对待。她只是愿意利用香港黑衣青年去暴力示威，损害一国两制的声誉和影响力，她绝对不愿意承受这些香港青年来到台湾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道德代价与社会成本。所以她只想取其利，不想承其害。

台湾社会已经产生了对香港这些青年的反感。这些青年中，60-70%是“废青”，他们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没有很强的职业竞争力和知识基础。所以他们如果到了台湾，只能坐吃山空，还要求受到特别照顾，因为认为自己是“政治难民”，觉得理所当然。这其实不符合台湾社会自立奋斗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是否接受这些“废青”，蔡英文政府有很大压力，如果真的接受他们，会引起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会有内部的激烈政治争议和社会反弹，会带来两岸关系上更进一步的对抗和恶化，其总体代价不是蔡英文政府能够承受的。这或许也是台湾干预香港事务的一种“回火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