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探险家旅居中国20年，曾担任政府顾问，袁世凯为其更改街道名（组图）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路新博士是澳大利亚知名资深华裔学者，对澳大利亚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澳中关系等问题研究深湛，著译甚丰。刘路新博士撰写的《澳洲观察》是一系列具有历史深度和时代视角的澳大利亚面面观，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澳大利亚的前世今生，准确把握澳大利亚的时代脉搏。

这里我们刊载刘路新博士赐稿的《澳洲观察》第十二篇：想改变中国的莫里循？

澳洲观察之十二  想改变中国的莫里循

刘路新

三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变。开门还是关门，融入世界还是闭关锁国。在这个一波三折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几位澳洲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想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希望中国现代化，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莫理循（图源：百度百科）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在很长一个时期，叫做“莫理循大街”，这是袁世凯总统专门为他的顾问而改的。

出生在墨尔本的莫理循，少年时就是一位探险家。1894年，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过一百多天，行走一万多里，到达缅甸。第二年，在英国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这本书给莫理循带来很高声誉，因为此书，英国的《泰晤士报》任命他为驻北京记者。1897年3月上任后，莫氏的第一个采访任务，就是赴中国东北调查俄国和日本的动向。这是一次历时几个月、行程数千里的调查，他在随后的报道中说，俄国人想修一条吉林到旅顺的铁路，日本不会同意。所以，在中国的满洲，日俄之间必有一战。

莫理循还最先报道了俄国给中国的最后通牒，要修一条直达旅顺的铁路。这篇报道引来各国压力，最后，俄国不得不改变战略。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目的是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虚弱的清朝政府被迫中立，并为双方划出一块交战区。莫里循认定，这将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

1900年，义和团围困东交民巷时，莫里循实际成了各国使团的指挥官，指挥着临时拼凑起来的各国联军抵抗义和团的进攻。6月13日，他带领20名英军，开到南唐教会，解救被围困的100多名教民，并把他们安置在肃王府。第二天，又带领20英兵，10名美军和5名日本士兵，开到奥地利使馆附近的寺庙，解救出数十名教徒。

被困55天后，莫理循身负重伤，一度谣传被击毙。为此，《泰晤士报》还刊发了悼念文章，对莫氏大加赞赏。

辛亥革命后，莫理循站在革命者一边。当他的同胞、另一位澳洲人端纳在替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起草《共和政府宣言》时，莫氏正在北京周旋，协助商谈清帝逊位的条件和待遇。袁世凯很慷慨，答应说，清室退位后，每年给五百万两岁用，莫氏则认为，一百万两足矣。最后，《清室优待条件》定为四百万两。

1912年，莫理循从《泰晤士报》辞职，成为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年薪4千镑，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440万英镑，或者是570万美元。虽然没有办公室，意见又常不被采纳，却一直“顾问”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要求与袁世凯总统直接密谈。会见中，日置益向袁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总统的桌子，要中国绝对保密，尽快同意。

袁世凯看过文件，彻夜未眠。他决定，一边采取拖延战术，与日方周旋，同时，将部分内容外泄，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作为政治顾问的莫里循，便想到了自己的澳洲同乡、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端纳。

很快地，端纳便到访莫里循的住处（当时是莫里循大街100号，现为王府井大街271号）。简短的寒暄过后，莫里循故意理了一下桌上的几张纸，说：“对不起，伙计，我要去一下书房”，然后就离开了。端纳心领神会，趁佣人添茶的机会，卷起那几张纸，装进怀里。

不一会儿，莫里循返回，说：“抱歉，伙计，让你久等了”。端纳则答道：“不客气！我还有事，告辞了！”

很快地，《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主要是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特别是第五项，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做军事和财政顾问，日本负责培训中国的警察，等等。

“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一开始宣布中立，莫理循则极力主张参战。他认为，参战能让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能抵御日本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日俄两国一直都在觊觎中国领土，中国需要和英法等国搞好关系，牵制日俄。

莫氏认为，协约国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为胜利的一方，中国就有权要回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可以没收德国在华资产，可以占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而首先要做的，是要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同时，他还认为，参战可以唤醒中国的民族意识，获得盟国协助，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他同时劝说英、法、俄国的驻华公使，希望他们邀请中国参战。黎元洪任总统后，又请假两个月，到东京私下会晤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后来的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希望中国参战。

可以说，中国参加“一战”，莫理循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战争结束后，1919年，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会上，他为中国的利益据理力争，特别是从德国手里收回山东半岛的问题。无奈，此时的莫氏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得不辞职前往英国治病。一年后，1920年5月30日，在英国的德文郡病逝，时年58岁。

莫理循写的书（图源：百度百科）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莫理循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几乎每次重大事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交往对象，既有西方使节，也有中国政客；既有显要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既有革命党，也有保皇派。

很长一个时期，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都是依据他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制定对华政策。

新到北京的外国人，如果不知去哪里，黄包车夫就会送到莫里循家，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来北京的“鬼子”，都是来找莫里循的。

莫氏也曾雄心勃勃，希望改变中国，帮助中国现代化，把中国拉入世界大家庭。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雄心，慢慢被时光消磨掉了。

1895年，莫里循在出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时候，只有33岁。在这之前，他沿长江而上，或步行，或坐船，或骑驴，游历了半个中国，以为自己对中国很了解。

书中，他对中国人的热情、善良、敦厚，赞赏有加。对各国的在华传教士，也多有评论。一方面，赞赏他们的人品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对他们传教的成绩，则多有贬损。书中提到，很多西方传教士，在华辛苦半生，也没有几个中国人受洗，皈依基督。

从那本书开始，莫里循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中国生涯，并进一步成为“中国的莫里循”，或者如另外一些人称谓的，“北京的莫里循”。

从记者到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几十年时间，他不断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发现，改变中国，和改变中国人，同样困难。

或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自己年轻时曾经尖刻批评过的那些西方传教士们。

莫氏感慨到，作为顾问，自己只拿钱，只是花瓶，不起作用。他想帮助中国，可是，中国不接受他的建议。

最终，他不得不放弃。

晚年的莫里循，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因病离开巴黎和会，回到伦敦后，他有很多时间思考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关于中国，他说，虽然历经中英、中法、中日多场战争，可是，这个国家没有从战争中学到任何东西。持续的内斗、不断的转向、缺乏治国方略，都使得中国无所成就，国际地位持续下降。

关于中国人，他发现，很多的国人不修边幅，不担责任，不爱国，没有纪律，罔顾事实，一盘散沙。。。

莫里循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些看法，与他的同胞、另一位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澳洲人端纳，可以说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