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罕见换将背后 香港已成大变局前沿阵地（组图）

非常时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当中国头号官媒新华社1月5日公布了香港中联办主任的最新人事消息后，外界的普遍观感便是这三个“非常”。

具体来说，“非常时期”说的是香港已经持续了七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以及由此而暴露出的积重难返的问题与矛盾；“非常之人”是香港回归至今还未曾有过地方省份一把手出任中联办主任的先例，何况骆惠宁还曾先后担任过两省省委书记；“非常任命”则说的是骆惠宁刚在一周前被任命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个星期后又担此要职，实属罕见。

不过“非常”和“罕见”之外，骆惠宁的任命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因为香港回归至今已经积累了太多问题，被发展与繁荣掩盖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已经被忽略太久，尤其是至今仍在持续延烧的反修例风波，更是将香港拖入了对立与撕裂的深渊。香港要想再出发，非得来一场刮骨疗毒的改革不行，非得突破现有条条框框才行。

正如我们此前分析的，“封疆大吏”出身的骆惠宁，不仅曾在安徽、青海、山西三地担任过是省领导，而且还在山西塌方式腐败之际临危受命进行官场重塑，足见中共高层的信任，以及骆惠宁本人的能力。

但骆惠宁的“非常任命”，既是因应于香港自身变局的安排，却又不仅仅是，因为香港自身的“小气候”之外，还有一个国际的“大气候”，而且香港又注定脱不开这样的“大气候”。所以北京如此安排，也意味着中共已经不再局限于香港本身，转而开始跳出香港来布局香港了。对香港而言，也已经在各种或偶然或必然因素的裹挟下，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沿阵地。

之所以偶然，是因为反修例风波本身是带有偶然性的，回过头来看，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修订《逃犯条例》这个小浪花，会最终成为这样一场海啸；而之所以必然，在于香港背后是中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股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所以不管香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可避免成为前沿阵地。而反修例风波的偶然发生，不过是催化剂，加速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碰撞与对抗。

中国在变，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而且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可是处于夹缝中的香港却没有怎么变，依然奉行着近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相信政府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所以依然乐此不疲地将“香港连续二十五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当做耀眼的成绩轮番拿出来炫耀，却不曾意识到，当香港的“不变”与世界的“大变”发生碰撞，尤其是在中美新冷战的大背景下，故步自封的香港要么成为中美博弈的“棋子”并最终沦为“弃子”，要么彻底丢掉以往“平台资本主义”的优势，成为一座再平常不过的城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专访时就表示，不管全球化，不管外面的机遇怎么样，也不管中美之间怎么僵持冲突，香港目前来看就是要跟内地区隔开来，这其实挺悲哀的。因为一旦“一国两制”出现平台危机，港人就再也没有生存的根据和依靠了。那种想象中的泛西方世界，其实也很难真的接纳香港。

美国固然可以在利用完香港这个“棋子”后拍拍屁股走人，可北京却很难真的对香港不管不顾。所以回到北京对于中联办主任的任命问题上，要想改变现状，让坏事变成好事，带领“高烧”中的香港再出发，必须有所作为，不拘一格降人才，骆惠宁的“非常任命”正是因应这一现实需要的大动作。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与大变局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美国与伊朗的对抗甚至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可本身作为“前线”和“战场”切身体验着动荡与变局烈度的香港，却鲜有人认为习近平挂在嘴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自己相关，也读不懂不久前那份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红头文件围绕香港部分的表述究竟暗含着怎样的长远布局。无畏固然值得称道，但若是无知所以才无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