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还是留？面对疫情，在华外国留学生的艰难选择（组图）

香港——家人通过电子邮件和即时短信匆忙劝告在中国各地校园的子女：赶快离开中国。

德克斯特·伦辛(Dexter Lensing)听从了劝告。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最近在中国暴发，迄今已造成1000多人死亡，并使中国大部分地区事实上陷入瘫痪。在读博士生伦辛是近50万在中国大学读书的外国人之一，疫情迫使他们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几十年来，像伦辛这样的学生一直在搭建语言、政治和文化的桥梁，为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出力。让伦辛尤其感兴趣的，是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决策是在幕后做出的，掌权者可以随着北京宫廷阴谋的漩涡大起大落。

现在，伦辛以及可能成千上万与之情况类似的人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或是否有机会再次去中国学习。

“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失望过，”33岁的伦辛说，他现在北卡罗来纳州贝尔蒙市的姐姐家。这是他在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他担心自己没有机会重返中国。他说，他最值钱的东西还在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的一间学生宿舍里。

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已造成1000多人死亡，并暂时切断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许多联系。对不少在国外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这意味着担心国内家人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忍受来自同学们多余的注意。

对于许多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来说，疫情暴发暂停甚至终止了他们在这个巨大、复杂的国家学习的机会。切断联系发生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令人担忧的时期，因为中国正在寻求将自己打造成抗衡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力量。

对美国来说，病毒暴发带来的影响可能尤为显著。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后，许多去中国读书的年轻美国学生后来成为记者、商界领袖和政治家，帮助两国建立起联系。

但交换学生的人数已在下降，而且，两国之间的教育伙伴关系也因言论自由和地缘政治问题受着压力。2018年，在中国读书的美国学生总数约为116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逾2%。

“这对正在高技术、贸易和投资领域发生的脱钩是一个隐喻，尽管原因完全不同，”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说。“所有这些趋势都代表着中国更国际化一面的结构的破裂。”

新冠病毒给你带来什么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逃走了。一些人困在了中国，比如疫情中心武汉一些大学里的一群尼日利亚学生和老师。巴基斯坦政府也已通知该国大约800名留学生留在武汉，因为政府担心该国的医疗系统无法应对这些学生回国可能带来的问题。

有些人，比如凯西·宋(Kathy Song)，选择了留下来。她是在上海纽约大学攻读中国问题研究和社会科学专业双学位的学生，她已搬到北京与叔叔、婶婶和堂妹同住。

凯西·宋现年19岁，会说普通话，以前多次在暑假期间去中国探亲的经历对她的普通话大有帮助。她选择了去中国念大学，是因为她认为，作为一名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她能够帮助消除双方的误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她说，“我相信，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由于城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关闭，凯西·宋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家里。在叔叔的激励下，她开始学习书法。她也开始了解叔叔与她在纽约的父母在教育方式上的不同。

“我叔叔特别注重读书，”她说，“他比我父母更严。”

一些选择留下来的人开始发现，他们太想与人交流了。艾丝玛·达拉基安(Esma Dallakyan)是在北京清华大学读硕士学位的亚美尼亚人，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学习。校园里的生活越来越孤独。

“所有的街道都空无一人，你找不到人说话，”她说，“有点寂寞。”

读公共卫生专业的达拉基安曾是亚美尼亚的一名卫生官员，她正在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机会。“现在，当我看到政府的实时做法时，我觉得这像是一次实习，”26岁的达拉基安说。

那些离开了中国的人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我住得很远，买票很不方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中国，”31岁的迪亚哥·罗恰(Diego Rocha)说，他是清华—麻省理工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的二年级学生。

罗恰现已回到巴西圣保罗的家中，他说，如果今年春天的毕业典礼推迟的话，那会让他更难拿到在中国学习、找工作的签证。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是通过与当地一家公司合作进行的，眼下是否还能这样做，目前还不确定。

对于像罗恰和19岁的瑞安·特朗布利(Ryan Trombly)这样，生活在一个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的外国学生来说，突如其来的恐慌让他们措手不及，并增加了他们的漂泊感。

“这很滑稽，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真的很出乎意料，”中国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的大二学生特朗布利说，昆山杜克大学是杜克与武汉大学的一个新合作项目。

就在当局为控制疫情对好几个城市进行封城之前的那周，特朗布利正在南京、上海和杭州游学。“当时国外有几篇报道，但国内没人注意这个病毒，所以我们旅行时都没有戴口罩，”她说。

她早就计划在中国农历新年一周长假期间去凤凰城看父母，当她1月24日离开时，她从未看到过当地火车站如此之空旷，以前车站通常全是人。

特朗布利计划最终回中国去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目前她正在网上上课。

“我知道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对我未来想从事的国际关系工作非常重要，”她说。

有些学生很了解中国疫情暴发的历史。17年前SARS暴发时，政府官员最初隐瞒疫情，从而加剧了传播，也让人对中国政府在全球安全问题事务上的透明度提出了质疑。

33岁的凯瑞·黄(Kerrie Wong)与罗恰同班，是清华大学MBA项目的二年级学生。和罗恰一样，黄女士在第一年的学习结束后留在了中国，尽管这并非必须。

但她母亲1月1日从波士顿打来电话，当时只有几个人生病的报道。

“我妈告诉我，马上离开中国，”黄女士说。SARS暴发期间，她和父母曾住在香港，那次暴发在这座半自治的中国城市造成了近300人死亡。她于1月7日飞离北京。

她需要重返中国作口头答辩，答辩原定在4月或5月进行。不过，她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担心的是，当新闻不像西方新闻那样透明时，总会有信息的滞后，”她说。

“我宁可安全，而不是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