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为武汉患者整理求救信息:任何语言都显无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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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岸的二月已经有了初夏的感觉，从暖风中穿过，阳光里能清晰地看到一粒粒金黄的花粉从树上纷纷落下。

每天下午两点，我录入完微博上最新的求助帖，走出图书馆回家。等着国内的志愿者伙伴们醒来前的这两个多小时，是我每天的喘息时间。然而我毕竟可以逃离，只要盖上屏幕，眼前又风和日丽。

国内早上七八点，前一晚熬夜的伙伴们已经陆续醒来。群里的信息也飞快轮转起来：

“昨天录入的xx老人，得到反馈已经去世了。”

“xxx已经入院了。”

“我去核实...刚打电话，昨天还在发布消息，刚刚去世了...”

“昨天录入的xx老人去世了。”

“一个患者刚上了去医院的车就没了。”

“这个病人的情况我们有办法解决吗?”

“现在还缺一个人打这半页的电话，谁来？”

“@xx 这家的情况可以标注危重吗？”

“有一位患者反馈xx，供我们参考。”

在信息的不断轰炸下，每个人都在专注地做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有人转求助信息，有人录入，有人电话核实，有人填各种表格上报，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求助会想办法找到可以对接的组织。有时候快速地看过几百条信息、压着时间提交表格，与伙伴们讨论问题到深夜，准备关上电脑睡觉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屏着呼吸。

没有意外的话，又是一个久久无法睡去、或早早醒来的夜晚。

2

从一月初疫情开始蔓延时，我再也没有睡好过，虽然我身处一万公里之外的美国。丈夫在武汉读过书，那里有我们共同的美好记忆，从未想过脑海里有春樱和热干面的武汉会与“肺炎”、“疫情”这两个词联系起来。

最初的一周，我不停看国内外报道和微博，与网友们一起为医护人员、患者、无处收留武汉人揪心，追讨红十字会的腐败。在给校友会捐款后，我还是什么也干不下去。我意识自己内心的焦灼来源于无能为力，只有做点什么才能减轻这种负罪感。

二月伊始，在朋友的介绍下，我终于加入了志愿者小组，又陆续加入了七个相关的小组。

我惊讶于民间志愿者们的行动力和对患者需求的细致挖掘。疫情一开始爆发，志愿者们通过网络集结，迅速按照自己的专业和需求分成了许多小分队：

科普疫情知识和预防方法；

采集和汇总求助信息，由有医学、社工、心理学的志愿者为尚未住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医学答疑和帮助，给一部分患者提供制氧机，联系社区，帮助患者尽快可以入院；

收集和更新武汉及周边县市的床位信息、可以做核酸测试的医院和测试流程；给武汉留守孕妇们提供医院信息和帮助；

征集当地志愿者，提供、交换供需信息，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和患者；制作疫情相关的海报，等等。

因为和国内存在尴尬的时差，我做的事情非常繁杂，看到组里有什么可以做的就去做。

有时候我会打医院询问收治流程、联系求助者核实信息；大部分时间我在几个组之间穿梭，在微博、豆瓣和朋友圈收集求助信息、填写表格，私信求助人核实信息，帮助求助者寻找入院途径。

糟糕的睡眠不再困扰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凌晨若醒了，起来和伙伴们一起干活便是。

志愿者群里，时不时会看到组员反馈求助者的新消息。我们会为了求助者的好转或入院而一起欢呼，但也常接到患者去世的信息。每次看到录入过的患者离世，热闹忙碌的群里都会出现短暂的沉默，随后，我们彼此安慰、打气，继续向前。

3

走过阳光照拂的林荫道，坐在宽敞的图书馆里收集求助信息，我常感深陷一场精神分裂的梦里。这边春深似海，那边愁云惨淡。

尽管白天志愿者们已经采集过很多求助帖，但凌晨时，我仍然能看到十几条新帖子。那些呼救令人心碎，又如此卑微：“我的外公已经去世了，外婆病危，请救救我们吧，”“我的丈夫才三十五岁，救救这个家吧！”“我们家已经有三个人感染了，我们只求能先把爸爸送进医院。”“不好意思占用公共资源，我真的试了所有的办法...” 

我知道了武汉话里管外婆叫“家家”，很遗憾的是，我认识这个词语的方式也是通过求助帖：“外公已经去世了，家家病重，我不想再失去家家了！”很多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失去数位亲人，但求助时，他们反而会抱歉给网友添了麻烦。

有一天国内凌晨四点，我给三位求助的博主发私信询问地址电话，马上就收到了回复。想来他们还没睡，在长夜里枯守希望。其中一位是医护人员，家人得不到床位，她已经做了雾化、服药、吸氧等操作，但年迈的亲人情况还是每况愈下。

在私信交换信息后，她表达感谢，温柔地叮嘱我也快去休息。短短的交流里，她带给我的温暖远超过我能给她的帮助。几天后，我悄悄回访了她的主页，看到她的家人已经入院，而她自己还在与病毒抗争。

另一天，有网友发帖求助，长辈去世数天，遗体还没运走。我发送了当地所有定点殡仪馆的信息，并告诉她，我已经收录了她亲属的病情记录。她感谢我：“太麻烦大家了。”我想告诉她没有人该为活着抱歉、为获得基本的权利而羞愧，可最终也只是笨拙地回复：“没有人该经历这些。”

在他们的痛苦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无力、苍白。

4

这半个月里，最让我心碎的总是老人们。

从微博收录求助信息时，不少帖子下有网友要“坦白地说实话”，劝告博主，老年人年纪大了，多半救不回来，是浪费医疗资源，还有说“不如安乐死”的。有年纪较大的求助者不太会用微博发图片，没贴出就诊单据，就被网友围攻“造谣”、“没图就举报”。

还有博主提出“牺牲这一代老人”来 “保全千秋万代”。我的愤怒已经变成一种深涌的痛苦，毕竟现实中，老人们一直是最先被牺牲掉的那批人。几天前深夜，群里有人发出求助，三十多位原本应该送到方舱的老人，因为年龄太大被拒收，拉到火车站附近放下，在寒风里挨冻。

不同群里的志愿者马上开始寻找可以接送的车辆，打电话联系，一次次在群里汇报老人们的状态，终于在凌晨一点半将所有老人送回家。

这些老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硬指标要求所有确诊病人都收治时，有无法自理的老人在隔离点得不到照顾和药物，病情加重；有老人从隔离点又被送回家，让家属自己联系床位。志愿者们觉得沮丧，好不容易入院或送入隔离点的患者，很快接到几位家属哭诉，病人在隔离点没有人照顾、没有药物，病情加重。然而患者只要被送到隔离点就不算“未收治”，志愿者也无能为力。我不敢深想，疑心自己也参与制造了他们的境遇，担心我所谓的“帮助”不过是将求助者推入另一个深渊。

在开通了新的收治渠道，可以更快输送一部分危重病人时，我很激动。那时我刚刚加了一位求助者的微信，她的名字与我朋友的名字相同，让我倍感亲切。一问年纪，原来阿姨五十多了，在为自己七八十岁的父母求救，填了所有能填的表格，但父母还未收治，病情已经很难再等了。我马上又向阿姨要病情记录，坚定地告诉她我会上报。

没想到表格填完，申报的规则便更新：主要接收六十岁以下的患者，高龄老人还是要和其他未收录的病人一样等待，一切回到原点。然而名单里大部分病情危重的求助者，都是高龄老人。等待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等死。我感到愧疚，觉得辜负了阿姨的托付，又怕告诉她后让她更加绝望。之后的每天我都偷偷去看她的状态，很怕看到噩耗。好在前天，阿姨的母亲终于入院，我才稍放下心来。

有亲属子女帮忙张罗的老人还算幸运的。很多独居老人，无人照料，一旦生病，连呼救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等到生病的信息被外界获知时，已经垂危。

在感染人数如此庞大的当下，我明白高龄老人多数有基础疾病，感染后病情凶险，青壮年更容易经过治疗存活，也清楚如今医疗资源的紧缺。

然而当微博在大肆赞扬退休老人、贫困老人捐出一生积蓄的时候，老人们又是最后被考虑的人群。如果我们不能顾及社会中最弱者的需求，至少不要合理化这种忽视。有老人在久久得不到救治的绝望中跳楼——他的死让那封求助信息在几个志愿者小组里疯转，大家都想要帮助他的老伴获得救治。奶奶六十八岁，在他死后很快得到了收治。让老年人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给家人换一个床位的社会，每个人都该感到羞耻。

之所以有网友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放弃老人”，不过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按这套逻辑运行的。这套社会达尔文逻辑把每个人榨干，切断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互助，再毫不留情地抛弃没用的工具，甚至让他们自己都觉得求助可耻。可年轻人也终究会变成老人，那时我们又该如何走入自己的黑夜呢？

也许我们可以放弃老人换来千秋万代，但那样的繁衍，冷过死亡，不过是行尸的更新迭代。

5

6日晚，在李医生去世后，网络上掀起了悲伤的巨浪。清晨看到信息，我积压已久的悲伤也爆发出来，哭泣许久。然而天还没亮，就有声音呼吁大家不要“煽风点火”、“借题发挥”，要“理性看待”，为李医生到底是不是“吹哨人”而争论，这很悲哀。

问题的关键，难道不是反省为什么李医生会被训诫、如何避免下一个李医生的出现，以及如何更及时地控制疫情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恐惧和忌讳人们自然的情感表达和讨论呢？对病毒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如何防御、如何响应、怎么更好地调配物资、如何更好地保护国民，都是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技术问题应该允许反馈和讨论，否则要如何改进呢？一个政策颁布下来，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关乎生死，为什么受影响的人不可以说说自己遇到的困难呢？

在看了几百条求助帖和家属的反馈后，也许我可以说说现存的一些问题。

封城之后，交通给患者就诊带来了巨大挑战。很多家庭没有车，一些老年人的子女可能因为封城无法回来。有几位家属反映，找不到车接送，年迈的父母只能拖着病体在寒风中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还有老人被120带到医院做测试，做完检查没有车回家，只能在医院大厅坐到天亮。有生完孩子没有车回家的产妇。家属如果想要给住院的亲人送些急用的物品，也要四处托人。即使有社区派车，但因为车上缺乏急救设备，一位好不容易得到收治机会的患者，在去往医院的车上死去。

更普遍的情况还是漫长的等待。即使CT显示肺部的感染严重，但大多时候核酸阳性依旧是获得入院机会的必要依据。没有确诊的患者难以得到床位，只能继续排队做核酸，等待下一次未知的测试结果。

一位家属在患者交流群说道：“我妈终于住上医院了，可我知道她回不来了。” 另一位家属悲愤地说自己的家人至今没有住院，难道就这么等死吗？她拍下医院走廊里刚刚去世的陌生老人，老人的亲属在尸体边戴着口罩流泪。肺炎发展到最后，患者常会呼吸衰竭，用力吸气也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痛苦不堪。很多人去世时都张大嘴巴，正如那张照片中老人的模样，而他们的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众多患者苦苦求生时，也有人求一死。有位癌症晚期患者原本住的医院被征收，只能立刻回家。患者时日无多，每天都非常煎熬，家属寻求临终护理，只希望家人能够少一些痛苦离世。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场战役中，想要安详地死去也成为了一种奢侈。

在收治时，也出现了程序复杂、机构互相踢皮球和其他患者被忽视的情况。有患者在住院后失联，家属只能在群里焦灼地寻找同医院的患者，打听家人的现状。有些社区、医院互相推责，社区要家属自己联系医院找床位，医院说必须有社区开的转诊单，社区又回复没听说过要开转诊单，家属只能到处打电话、往返奔波。

有拿着外地户口的护工得病后无处收留，只能露宿街头。有需要插管、透析、放疗的患者因为医院被征用、医生调走而无法继续得到治疗，生命垂危。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例因为没有及时做透析而离世的求助者。

我知道，对于一部分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人们，当然不难说出现在情况严峻，医疗资源短缺，“有些牺牲不可避免”，“我们要为大局考虑”，“要考虑效益的最大化”。可人不是一颗棋子或螺丝，每一条生命都有活下去的资格。看到这么多患者的遭遇后，我害怕我深爱的亲友和自己某天也会成为大局中必须牺牲掉的那部分人；更害怕的是，没有人为我们发声。

这场灾难里，是医护人员的付出、普通人的彼此守望让我们的社会不至于信念崩塌、陷入黑暗。然而，这些荡气回肠、温暖感人的时刻，不该抵消我们对问题的深思。在那些悲泣呼告的落难者面前，任何的粉饰、赞颂、鸡汤都无异于二次伤害。他们需要的是反省、追责、公道、改进。

6

一位同是志愿者的朋友对我说，虽然帮助了很多患者入院，但她还是感到羞耻。我也是。那么多求助的人，那么多急需救治的人，可能几小时就是生死之别，但床位只有那么多，总有一部分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有志愿者打电话核实，家属哭泣着说，家里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已经垂危，现在就是在等死。放下电话后，小伙伴问我，这种情况可以加快处理吗？我感到心被捏碎了。然而我知道即使提交，高龄老人们也多半会让位于青壮年患者。

可我们，一介凡人，有什么资格做关于人命的筛选呢？那些在名单中衡量比较的时刻，让我看到命运与命运之间深藏的齿轮。我知道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永远被改变了，再也不会有毫无阴影的快乐，再也不可能有安坐书桌前的忘世。

失眠的夜里，我常搂着小孩，亲吻他温暖的头顶，感受他的体温。想到有些人再也无法拥抱自己的孩子，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沉甸甸地知道自己是幸存者。我还活着，并非因为我比死去的人更加聪明、勤奋、善良，仅仅因为我幸运。但我不一定能一直幸运下去。

我希望这段艰难浑噩的时间快些过去，可是想到那些死者、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经历的苦难会慢慢被遗忘，一切恢复太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就无法承受。

在志愿工作的空隙写下这篇文章，不过因为我也是一个怯懦、自私之人。我希望当我或我的亲友、国土之上任何区域的同胞，在不那么幸运的时候，也可以得到比较完善的保障。我们这些幸存者，必须要为那些死去的人记录、奔走，大声说出他们的故事；因为如果我们不，那些苦难也终会在某一天，毫无修改地落到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