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武汉的心理创伤，需要比汶川大地震付出的更多（图）

凌晨2点07分，唐伟的手机响了。

作为浙江首批支援武汉的心理医生，从进入方舱的第一天起，唐伟就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且强调了24小时接听，但这个时候有人打来，还是第一次。

划开手机，电话那头是一个弱弱的女孩，“您能给我保密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女孩小声啜泣起来，很快发展到嚎啕大哭。大约半个小时后，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女孩22岁，是名护士，半个月前来的武汉，自己报的名，属于脑袋一热的冲动型。到了武汉以后，被分配到了护理轻症患者的方舱。刚来的时候，女孩还有些新鲜感，也不感到害怕。大约一个礼拜以后，她产生了恐惧心理，一方面是新闻里不断有医生感染去世的消息，另一方面是她每天都要看护200多名确诊患者，有的患者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突发重症被转走了。

慢慢的，她开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闭眼就是方舱里的画面，赶也赶不走。打来求助电话的前一天，女孩从新闻里看到武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数量超过3000名，感染率接近10%。这个数字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女孩崩溃了。

“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拿着电话听她哭诉。”唐伟是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精神心理科的主任医师，曾经参与过汶川地震、温州723动车事故、丽水里东山体滑坡等大型灾害的心理援助，经验丰富。但这一晚，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抱着手机听了三个小时。

天快亮时，他问女孩，你能睡一会儿了吗。女孩回答说能睡了，他们就这样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前，唐伟说，“如果以后晚上还是睡不着，打我电话，我会陪伴你。”

“这是武汉一线医护人员当中比较普遍的状态，刚开始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时间一长，身体的劳累和心理的恐惧已经到极限了。”唐伟告诉八点健闻，汶川地震的时候，一线的医护人员15天左右要轮换，否则会引发严重的焦虑情绪。但这次，部分医护人员已经扛了一个多月。

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的一线医护人员认为疫情期间的工作负荷是平时的1-2倍，有6%的人认为工作负荷是平时的4倍以上。近七成医护人员睡眠质量受到影响，部分医护人员出现强迫症，比如看到水龙头就去洗手。

2月3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提及疫情防控中心理干预的重要性。2月9日，唐伟跟随浙江第三批医疗队来到武汉，这是浙江首次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和救援专家组。差不多同时，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也都带上了自己的心理医生。在唐伟的手机微信里，有一个全国医疗队心理医生的大群，里面的人数不断增长，现在已达209人。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一、保证救援队里所有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二、为武汉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就的帮助。

医护人员被“英雄化”带来心理隐患

官方体系之外，民间心理咨询师临时组建的志愿者团队更早地介入了疫情之中。

薛芃均是在大年三十那天“入编”的。当晚，一位武汉当地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在群里发起了求助，他所在的医院有100多名医护工作者从一线撤了下来，急需心理干预。

因为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又有过临终关怀的经历，薛芃均被选中。第二天，她就拿到了6名医护人员的基本信息，包括他们目前的状态以及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且医院已经协调好了时间，需要她主动把电话拨过去，1天3个人。

“6个人里，几乎每个人都写了焦虑、失眠，有人因为身体有一些症状，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个90后的小姑娘，她写的是，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害怕发生暴动。”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李萌，也是最早参与疫情救助的心理咨询师之一。她加入了一个有200多人的心理援助团队，因为是最早的成建制的民间志愿者团体，他们被允许接听武汉市心理危机干预的热线电话。

她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也和医护人员有关。一对外省的夫妻向她求助，他们的儿子在武汉某家医院做护士，穿着防护服顶在最危险的一线，已经连续一周了，每天脱下防护服的时候，内衣内裤都是湿透的。这几天他们明显感到儿子情绪不对，不接电话，短信也只回几个字，沟通不畅的情况下，两个老人简直被逼疯了。

照着他们给的号码，李萌加上了那个男孩的微信，但男孩并不想和她说话，每天只简单回复几句“我刚下班”、“我很累”、“我要先去睡一下”。几天后，男孩主动给她发来信息，说自己被感染了，核酸检测阳性，已经被送进了隔离病房。

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不愿多说。他曾经给李萌发过一条信息，大意是，我每天光是脱一套防护服就有20多道工序，你们外人根本没法理解。这是他打字最多的一次。

“他最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但像我们这样，仅仅只是网友，没法建立起这种信任关系。从心理援助的角度来说，他不求助，我是不能去做的，这就是早期我们碰到的最大问题，我有心，但使不上劲。”李萌向八点健闻感慨道。

这种尴尬在更大范围内存在。唐伟曾经接触过一位最早来武汉支援的女医生，据她的描述，在医疗队的驻地里，晚上经常能听到有人嘶吼，有人哭闹，甚至夹杂着匪夷所思的怪笑声。相比于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这些医生更愿意独自面对压力。唐伟认为，这背后，是一种危险的“被英雄化”的信号。

“尤其是一些外地来救援的，临行前各地都搞了欢送仪式，胸前戴过大红花的，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视为英雄了，这一点反过来会提醒他们，你们是英雄，你们不可以胆小，不可以害怕，即便有，也不可以被人知道。”

空巢老人憋得太久，心里那根弦快崩断了

因为是公开的求助热线，除了医护人员以外，李萌更多面对到的是普通的武汉市民。李萌告诉八点健闻，早期大家打电话来，基本是以询问为主，比如说问一下这个病有多严重，还要隔离多久，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情绪上都没有问题。但到了2月中旬的一天，她突然感觉风向变了。

那一天上午，她一口气接了5个热线电话，清一色都是家住武汉的空巢老人。这个缺乏家庭关系支持的脆弱群体，最先表现出“疑冠”的特征。

一个57岁的老大爷，10天前去药店买过一次药，之后再也没出过门。有一天，他从电视上看到新闻，说河南有人因为去药店买双黄连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由此怀疑自己也染上了病，失眠了一整晚。那一个晚上，他隐隐觉得喉咙发痒，浑身燥热，之前在新闻里看到过的“新冠”症状在他身上一一应证，他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第二天一早，老人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热线电话。

“面对这样的老人，我们第一要确定他是不是健康的，有没有发烧咳嗽。第二要确定他是不是安全的，食物够不够吃。一般来说，能打心理热线寻求援助的人，在这些方面都没问题。他们的问题是憋得太久了，心里那根弦快绷断了。”

把弦崩断的后果是灾难性的。2月16日，家住武汉市汉南区的杨元运，就是因为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独自翻墙离开小区，在一处废弃厂房里上吊自杀。他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上写道：疫情与自己开了玩笑，但坦然接受它的洗礼。

可即便是到死，杨元运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病了。他曾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自己每天都在和病魔斗争，吃不好睡不好。因为害怕传染给家人，他又哀求道：就算不是这个病，也应该让我住院呀。得到的回复是：床位紧张，服务不过来。

“不管他有没有得这个病，从他主动向社区发起的求助行为来看，如果能够接受到合适的心理干预，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热线志愿者李娟告诉八点健闻，她也接到过不少疑似患者的电话，绝大部分人在事后都被证明没有感染，只是因为死亡离得太近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陷入到了对未知的恐惧中。

她曾经在平台上碰到过一个求援者。电话接起来后，她循例说了一段开场白：你好，我们这里是某某平台的疫情热线，我是咨询师李娟，您有什么和疫情相关的问题？

电话那头立马就传来了不愉快的回应：我现在只是怀疑自己得了这个病，你说你这是疫情热线，是不是就等于打这个电话的都是得了病的，你的话让我很不爽。

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位求援者喋喋不休地抱怨了10多分钟，从那句小小的开场白骂到武汉市政府的不作为，再上升到人类为什么要吃野味，打破生态平衡的话题高度。最后，不等李娟回应，他自己挂掉了电话。

“我觉得在那10多钟的时间里，我应该是帮到了他的，至少让他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李娟说，这一类求援者的比重不小，尤其是随着疫情的进展，居家隔离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明显感到电话那头的情绪也越来越激烈。为了保证心理咨询师本人的健康，平台限制每个人每天只能接听5个电话，每个电话不超过25分钟。“就算一天只接一个，平台也是允许的。”

但唐伟显然没有给自己留下这样的空间。他所服务的日海方舱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总共有4500张床位，他去了三次方舱，通过简单对话，来筛查重点要关注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回到酒店以后就是24小时不断的接听电话或者是微信视频，每一次通话都是一次负面情绪的堆积。

“我现在每天做三次俯卧撑，早中晚各一次，每次做30-40个，把自己做到精疲力尽，然后洗个热水澡。不然没法放松，我也会憋出病的。”唐伟告诉八点健闻，从2月9日出发算起，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天，整个人瘦了9斤。

所有的观察角度只剩下声音

难题还在不断地冒出来。

比如，李萌前几天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他原本心态很好，在家没事还能喝点小酒。这一次，他打电话向社区要一个口罩，社区的工作人员又忙于别的琐事，在回复他时欠了一些礼貌，老人就觉得胸口压了一团火，他和李萌抱怨，“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和我说话，一点都不尊重我。”

唐伟也开始被这些职责以外的事情所困扰。他正试图安慰一个方舱的患者，这名中年妇女刚刚确诊，因为症状较轻被社区强制送来了方舱医院。她倒是认同政府的政策，但她这一走，家里的儿子没人管了，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她质问唐伟，“你让我不要焦虑，不要担心，那你去我家给孩子送饭行不行。”

在这场重大的突发事件面前，所有武汉市民似乎都能理解政府的初心，隐忍地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会因此陷入真实的困境之中，那些平时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在突然停摆的城市面前，都和人命挂起了钩。

“这是这次疫情很特殊的一个点，我们更多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介于心理专家和社工之间的角色，除了放松情绪以外，我们也要帮助促进他们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告知他们在网上买菜的途径，帮他查一下小区的网格员是谁，你得准备好这些信息资料来安抚他。”李萌说道。

另一个困境则和隔离有关。无法面对面的交流削弱了心理干预的精准性，所有接受采访的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都谈到了这一点。

唐伟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他当即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正处于什么情境之下，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开玩笑说的，还是站在30楼的楼顶。好在最后被证明是一场虚惊，一个青春期的熊孩子因为无法外出，天真地以为，出去是被病毒害死，在家是被自己憋死，我还不如出门“自杀”呢。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碰到过，之前即便是汶川地震，我们也是和求援者面对面坐着，我需要从他的动作、表情、对环境的反应来判断他的情绪状况，但现在，所有的观察角度只剩下声音，这就给心理医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点在于，心理干预往往需要两个人先建立信任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心理医生和患者大概要面对面交流5-10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才可能找到那个宝贵的连接点，从而建立信任关系，顺利完成治疗。这在疫情时期几乎不可能实现。

李萌也参与了汶川地震的一线救援，在对比这两次事件时，她同样觉得武汉疫情的心理干预更难完成。

“汶川那时候是已经发生了，面对一个非常灾难的结果，我们要怎么做。比如一座学校倒塌了，孩子都没了，家长的内心极度痛苦，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明确的，并且灾难已经结束，不可能更坏了。但武汉不一样，所有人都处于死亡的恐惧中，“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好起来，什么时候好起来。”

对死亡患者家属的哀伤干预

但事实上，对于心理医生的考验还远没未到来。

唐伟说，按照过去大型灾难心理救援的经验来看，对于死亡的恐惧很快就会过去，只有死亡本身才会留下永恒的伤害。“我们当时在汶川做的就是哀伤干预，现在这一块没有做起来，大家的注意力都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上，那些死亡患者的家属的心理需求还没有被看到。”

他提到了这几天的一则新闻。湖北十堰市一个六岁的男孩，平时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最近一次志愿者上门测量体温时，发现爷爷已经死在家中，这个可怜的男孩因为听了爷爷生前的话，“外面有病毒，不能出去”，守着尸体过了好几天，被发现时已经有些木讷。“这就是典型的需要哀伤干预的对象，如果不及时介入，很大概率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TSD。”

唐伟说，几天前，杭州市心理协会已经开通了两路热线，一路开到湖北，一路开到武汉，专门接听死亡患者家属的电话。在他看来，这个群体至少面临两种压力，一是家里有人确诊死亡，意味着家属要被隔离起来，他们也要面临死亡威胁。二是在现阶段，新冠死亡的病人会被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亲人没有准备丧葬事宜的机会，这对于恪守传统伦理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薛芃均和她背后的团队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本身就参与过临终关怀，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底气和资源。但直到今天，这个项目仍然迟迟没法启动，薛芃均说，事实上，内部培训都已经做完了，但大家只对一件事没有把握——线上的效果。

“哀伤干预和一般的心理援助很不一样，因为涉及到具体的死亡，所以我们很怕会给求援者带来二次伤害。”薛芃均告诉八点健闻，哀伤干预最重要的两条原则，一是真诚陪伴，二是尽量避免回忆，“但是如果是在线上做，几乎这两条原则都会被打破。”

唐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和杭州市心理协会的两路热线取得了联系，希望达成一个前后方合作的模式，即杭州的工作人员在后方接听热线，筛选出情况比较严重的对象，由他在武汉当地寻求面对面干预的可能。

但目前，这些事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能不能得到允许走出宾馆，对方的社区能不能放他进去。如果上头支持，他相信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媒体也能帮忙呼吁。

“武汉人民太苦了，我们做多少都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