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确诊冲破130万！疫情中争议最大且关注人数最多的10个问题，这篇文章彻底说透了（组图）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带儿子去动物园玩，他指着一条鳄鱼说：“好帅呀！”鳄鱼怎么会帅呢？我目瞪口呆——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鳄鱼很丑。

但我转念一想，鳄鱼怎么就不能帅呢？难道就那条炮弹鱼可以帅？难道就那只老虎可以帅？换一种眼光看鳄鱼，其实它也是可以帅的。

对于中国也是，经历这一次疫情之后，我们应该学会换一种眼光看中国了。下文中的这十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

1、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一些网民进行了推演，也提供了好些种答案。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只要中间某个环节出现失误，新冠疫情的发生就无法避免。

要在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在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在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要在第一时间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简单，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我们用现在知情的视角，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真的有点过分了。这违反认识论，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就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其实很难避免，换你我上去也一样，我们都没法在当时做出最完美的决策。

2、武汉方面到底有没有重大过错？ 

这场疫情很难避免发生，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有关部门没有过错？并不是。

在这次疫情的防控中，毫无疑问，武汉有关部门存在严重的误判和过失。别的且不说，就是中央派专家组进驻武汉后，武汉相关部门还是对疫情进行了一定隐瞒，说新冠病毒没有出现人传人，甚至一线医院有明显证据时，依然坚持错误判断，并长达两周没有通报新增病情，延误了专家组对疫情的正确判断。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做出了的确存在人传人的论断，一锤定音。换句话说就是，虽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发生，但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其实是可以减小疫情规模的。

3、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现了过失，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体制原因。”

还有一些甚至认为：“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我觉得不能。这次疫情的发生，跟体制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的政府，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为什么不同价值观的政府，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汉？

是因为武汉政府蠢吗？是因为世界各国蠢吗？显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1、判断失误，想不到这个病毒会这么厉害；

2、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中国表现为追求事事维稳，“不能出现大乱子，影响大局”。在美国则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这样出现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已经不适用了，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4、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国家现在的疫情状况，可用“惨烈”两字来形容。3月31日，美国官员说：“都是中国的错。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了6周时间。”

欧美防疫如此失败，真的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就向美国人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所以，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要么是假的，要么是不人道的，要么是蠢的。这种认为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或者直接就可以扛过去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去宣传，也没有认真去防范。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在《纽约时报》上说得一针见血：“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个病毒。比较一下：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白宫和美国政界还是在那里粉饰太平。”

最后Ian Johnson总结说：“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让他们低估了中国的做法，给他们国家带来的可能价值和意义。”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5、这个社会需要方方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关于这次疫情，学者陈玉明说得特别好：“官方媒体侧重于宏大叙事，宣传努力、宣传事迹，宣传成绩。财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侧重于问题的探究、原因的追问。方方日记等个人视角的写作，侧重于关注疫情的民间生态。

三类写作，各有不同价值；它们互相不可替代，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只有这三种方式都存在，才能真实而完整地呈现这次疫情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社会是需要方方的，所以没必要对她进行封杀。

这一次，胡锡进有段话说得很好：“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方方们的存在。”

历史回顾武汉封城，记录的一定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后来又是如何扭转态势的，全国各地是如何驰援武汉，武汉人民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所以，真的不用害怕方方影响大局，只要大局做得好，方方也影响不了。

方方日记在2月份为什么如此轰动，而在3月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呢？就是因为广大民众意识到，虽然这次防疫存在“方方日记式”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这次防疫的主色调，虽然早期防控有些问题，但后来的举措整体还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真没必要封杀方方，广大民众心里自有分寸。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见证的一个补充，让它成为反思的一种鞭策，我觉得挺好的。

6、批评方方就是极左和脑残吗？

现在有一部分人，见不得人批评方方，只要你批评方方，他们就说你是“极左”和“脑残”。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是很好。

为什么方方可以批评社会批评别人，别人就不能批评方方呢？你既然主张社会应该容纳不同异见，那怎么就容不得批评方方的异见呢？

李劼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允许方方们写医院没有空床位，病人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就不能允许别人写火神山、雷神山，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

允许方方们写“物质匮乏，生活无着”，就不允许别人写小区业主搭建团购群，绞尽脑汁谋物流、保供应吗？

允许方方们写“无助的人在阳台敲锣”，就不允许别人写社区自查自纠，专门针对其他病患（如尿毒症）开始服务吗？

总之一句话，你不能只允许方方写悲惨，却不允许别人写悲壮。方方写悲惨就是良心就是吹哨，别人写悲壮就是粉饰就是粉红。这很不好。因为这次疫情呈现的状况有很多面，你有权利写这一面，别人当然也有权利写另一面。

7、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公知？

什么是公知？就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当然，这是以前的定义。

现在对公知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当下的中国，“公知”不代表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指有特定政治取向的人。我喜欢以前的公知，以前的公知没有特定的政治取向，进言社会事务时比较公正客观。

但我不喜欢现在的公知，为什么呢？有三个理由。

1、总是站在上帝视角看问题。你说这次防疫中国整体做得很不错，公知就会反问你：“难道就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他们总是喜欢用上帝视角，来审视昨天发生的事情；

2、总是盯着黑暗看。这一点不解释，一看就懂；

3、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哪个地方楼塌了，哪个地方的水果卖不出去了，哪个地方出现贪官污吏了………“嗯，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反正中国做什么都不对，外国爸爸最好了。

我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公知？因为他们总是传播这个社会没得救了的论调，却欺骗民众说大洋彼岸有一座人类的灯塔。这样的人不配叫公知。

8、小粉红是爱国还是高级黑？

我觉得很多小粉红不是爱国，而是低端红高级黑。这种低端红高级黑有两大特点。

1、喜欢传播阴谋论。无论中国出现什么问题，他都上升到阴谋论，又是谁谁在暗算中国，又是某某在暗地搞鬼，他们以为这样是爱国，其实经常用力过猛，在舆论场上授人以柄。

2、只站队不站对。微博上的一些小粉红，打着各种伟光正的旗号，却容不下半点和自己不同的声音，动不动就逼你站队，站到他们认为对的一面，不然就说你不爱国。用下三滥的手段打压你、辱骂你、举报你，无脑之极。

这种低端红高级黑，就像一根搅屎棍，他以为他是在爱国呢，其实是在添乱、撕裂和树敌，用正面形式制造负面议题。

用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句话来回答吧：“有些人的高潮点，永远是‘中国最好’，相反有些人的高潮点，永远是‘中国最糟’。这两类人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活在严重的自恋中。”

9、到底是中国制度好还是西方制度好？

有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只用了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话值得商榷。

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能够高效处理某一类事情，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良的制度。同理，也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

只能说：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欧美制度也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好。

事实上是，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能解决所有问题。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所以，实在没必要争个输赢，

相互学习，不断改进，才是正确的方向。《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10、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不是过于狭隘了？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一般都特别自信西方的制度优越，觉得人民素质高、卫生条件好、科技水平强，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一般都特别迷信西方的制度优越，觉得西方人民素质高、卫生条件好、科技水平强，然后很看不起中国制度。

但经历这一次疫情后，很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很多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思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西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中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有个网民说得特别好：“一直以来，包括中国人民自己在内，整个世界都对这个国家和其现行的制度，有一定程度是低估。”

所以，不管是西方人，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的偏见是否过于狭隘了？

写在最后：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十个问题，我其实就是想表达两个意思。

1、想要选择一种好处，必然会承受相应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无论哪种体制，有其优越性就必然有其弊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只享受某种体制的好，却不愿承担某种体制的坏。当然，体制需要改进，只是再怎么改进，它也必然存在着弊端。

2、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面对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时间就站队，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

面对公共事件，易中天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首先要先学会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