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高管性侵14岁“养女”惹众怒！这篇关于“性暴力”的演讲，为黑暗中的女孩送来一点光（视频/组图）

这两天，全网被一个骇人听闻的新闻刷屏：一个上市公司总裁，通讯巨头独董，首席法务官，注册律师，性侵14岁的“养女”长达四年之久。

小女孩被性侵之后，第一次报警不了了之，第二次报警不予立案，第三次报警才有了结果，但距今已经半年之久迟迟没有推进。如今借助网络的力量，才有了点沉冤昭雪的态势。

而在日本，也有这样一位受害者女性：伊藤诗织。她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控诉性侵的女性。2015年，伊藤诗织被日本知名记者山口敬之迷奸，维权4年。她的实名指控，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性侵的关注，日本110年来未曾变更过的刑法中性犯罪相关条款，因此得到了修订。

今天，我们分享这位伟大、勇敢的女性的一篇演讲。她说：“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去之前竭尽所能，借新闻之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没人能谈论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经历做例子好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伊藤诗织，今天我要聊的是一个不太容易谈论的话题——性暴力。

在日本，要谈论这个话题相当难，某些地区也会把这一话题看作禁忌。所以你们今天能来听我讲，我非常开心。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都是成为一名记者。但我发现媒体这片天地主要由男性主导，尤其在日本。正如在下面这张照片中看到的：中间唯一一位女性就是我。

日本前首相的新闻发布会，“我”身边绝大多数的记者都是男性

在日本，情况正是如此。作为女性记者，我有时需要拼尽全力。但我相信讲述，也相信真相，所以我深爱着我的事业。但很不幸，在我事业刚起步时，我被一位位高权重的记者前辈性侵了。从那天起，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变了。

调查人员对我说，“假如你报告了这个案子，以后就再也不能在日本工作了。”事实上，在我试图向警方报告此案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媒体的种种压力。

性教育太重要了！

关于性暴力，首先我想聊聊“同意”的概念。不幸的是，在日本的强奸法中，不曾界定“同意”。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NHK（日本公共电视台）做的一个调查。他们的问题是：以下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

如你所见，有11%的人认为“如果两个人单独吃晚饭或在外面吃饭，就是同意上床。”你们敢信吗？但这可是NHK的调查结果啊。

此外，有23%的人认为“假如两人乘坐同一辆车，对方同意上床”；甚至如果你喝醉了，有35%的人认为这是默许性的发生......

我们每天都要工作、都在生活，这些就可以表示同意？太可怕了！

我们为什么对“同意”的概念一无所知？因为学校不教我们。尤其像我就读的公共学校，他们从来都对“同意”避而不谈。甚至只是学习性传染病有多可怕，仅此而已，因为他们不想谈论性本身。

实际上，屏幕上列出的所有选项：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一起乘车，喝醉酒，这些都不表示同意。

这是一位年仅四岁的性侵幸存者，我在塞拉利昂和她聊过天。图中是她在用娃娃解释当时的情况。

她的母亲是怎么发现自己女儿被强暴了呢？是因为她教她女儿：女儿，如果有人碰你的身体，碰到比基尼能覆盖的部分，这是不可以的，并且这不是你的错，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诉妈妈。

然后这个4岁的小女孩对她说：妈妈，爸爸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母亲才得知了女儿被丈夫强暴的事。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尤其是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是：

• 首先，如果这件事发生了，并不是你的错；

• 其次，我们要创造一个安全空间，让他们能向任何可以求助的人报告。

到今天，日本的性教育依然落后，我们从不去谈什么是“同意”，也不会教孩子关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知识，但如果孩子们连性器官都不了解，他们怎么去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呢？

在塞拉利昂的一家性侵犯救助中心，90%的受害者都是儿童。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他们总是会说，有人从我后面做了那件事。他们没办法描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性器官的名称。

因此，性教育真的太重要了！如果学校不能做，那么就像这位母亲一样，在家里完成。

另外，我们需要改变的还有社会层面的救助。性侵犯发生在我身上时，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当时东京只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我打电话给他们。但他们和我说，必须由我本人去那里面谈。

那家救助中心距离我的住处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没办法前去，我当时太害怕了，出不了门，没办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最后就没去。

这类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必须更容易找到，它应该以医院为依托，或是任何我们可以马上联系到的地方。因为在你遭受这种事之后，你首先需要的就是提供物证。

我在斯德哥尔摩探访过一家医院，他们有一个365天都是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如果你去到这家医院，他们会帮你搜集你需要的物证。

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他们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是，他们会替你保留六个月的证据。

因为对于遭遇性侵犯的受害者而言，他们可能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通常来说，这类犯罪中有90%的施害者是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上司。

因此你会困惑：我要不要去报警呢？如果报警的话，我们的关系怎么办？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你需要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家医院会替你保存物证，这在之后的调查阶段非常关键，也能给你半年的时间去捋顺。在这里你还可以接受心理辅导，这同样是必要的。

这是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

日本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只有大约4.3%的受害者会选择报警。

为什么另外96%的受害者都决定不报警呢？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有90%的性侵案件都是熟人之间发生的。

要知道，性暴力或者性骚扰的施害者，通常是那些比你更有权势的人，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父亲，你的上司，这就使得报告性侵犯难上加难。

另外，日本的警察系统中只有8%的警官是女性。你要报警的话必须和男性警官报告，这真的太难了，非常困难。

当我到了警局，我不得不求接待处为我分配一名女性警官。我和这名女性警官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抽泣，大哭，害怕得不行。但在谈话结束时，这位女性警官说：“非常抱歉，我是交通部门的，我没办法接手你的案件，请和更高层的调查人员讲吧。”而日本不仅女性警官人数少，职位较高的女性警官人数更是少得可怜。

我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有些情况下，你必须要重现强奸经过。

这件事同样发生在我身上。我躺在垫子上，然后两三个男警官拿过来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放在我身上，他们要求我用人偶重现那场噩梦，重现强奸的过程，然后他们拿出相机拍照存证。这一切发生时，我不得不封闭所有的感受，因为这太恐怖了。

我和其他幸存者聊到她们为什么不报警时，她们同样说，“因为不得不和男警官聊这件事，他们非但不能感同身受，还会质疑你，而且你还必须回忆犯罪现场，回忆那绝对不想去回想的一幕幕，甚至你可能还得重现这段经历。”

司法体系需要改变

下图是一份不同国家的性暴力、强奸案发生的件数的排名，这个排名只计算报告了的性侵犯的案件数量。

你可能会认为：瑞典的案件数这么高，肯定是个危险的国家；日本占比那么小，这类案件一定很少发生。

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不过是因为，在瑞典更容易报告性侵犯案件。另外他们计算性侵犯案件的方式不同，一次强奸就算一次。这也是他们报告性侵犯的案件数相对较多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之所有这类案件少，不过时因为4%的受害者会选择报告性侵犯案件。

就像曾有人说过，强暴是被隐藏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乔恩·克拉考尔《米苏拉：一起动摇名牌大学生的性侵事件与司法制度》）

这种犯罪如此重大，却无人报警。不光在日本，美国、英国，中国，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我们要做的，也是我认为我需要做的：是向世界讲述我的故事，讲出真相，讲述发生的事。

然而现实却是，没有人真的乐意去谈论它。

在日本，如果有人报告强奸案，他们甚至从来不用“强奸”这个词，他们用的词是“侵犯”。如果受害的幸存者年纪较小，他们会用いたずら，意思是被骗了。这些词并没有展示发生的全部事实，所以我认为，报告强奸案以便了解实情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2016年，我在“世界新闻摄影展”看到了下面这张照片。我看见这张照片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检察官决定放弃我的案子。

Mary F. Calvert新闻摄影作品

我们已经搜集了DNA作为证据，调取了监视器拍摄的内容，还找到了当晚的出租车司机，他也作证说我是被拖进宾馆的。尽管如此，我的案子还是被搁置了，我完全对日本的司法体系丧失了信心。

我当时很害怕，因为他们在放弃我的案子之前，法院分明对那个男人下发了逮捕令。因为他住在美国，他们已经到了机场准备实施逮捕，然而警方高层却当场叫停了逮捕。

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先例，警方居然会阻止法院下达的命令。并且那时他们万事俱备，证据在手。

我没有确切证据，但很多人都怀疑当时有权力介入。因为那个人曾为首相写过两部自传，他是如此深入地涉足政治权力的世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系列传记的作者山口敬之，因与首相私交甚好而在日本广为人知

总之，这个案子最终还是被叫停了。

他已经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我该如何在日本社会继续生存下去？人们告诉我说：你没法再在日本工作下去了。

我失去了向日本媒体讲述事实的希望，但当我在“世界新闻报道摄影展”看到下面这幅照片时，我重新燃起了信心。因为这张照片告诉我：强奸也是新闻。

那时候人人都说：强奸何时何地都有，根本算不上新闻。

但在这里，强奸是新闻。

这张作品的作者是玛丽·F·卡尔弗特，她长期追踪报道了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性暴力发生之后的经历——并非事情发生了，之后就结束了，而是你不得不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中挣扎求生。

所以她用镜头捕捉到了幸存者的这些瞬间，记录下了这些故事。

Mary F. Calvert

照片显示的是其中一个女孩日记中的一页。她叫凯莉。照片上写着：“要是真这么容易就好了。”她在日记中画下了这一幕：她的手腕被刀片割破，伤口开裂。

我感觉自己就和她一样，已经准备好做这样的事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不知道该如何生存下去。

这张照片是凯莉的父亲葛瑞。

他是个单身父亲，独自抚养凯莉长大。凯莉去世后，他从未改变过她房间的样子，就好像她从未离开那里。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如果我真这么做了，受伤害的是我的家人。

正因为这两张照片，让我感受了新闻和真实的力量——正因为有了玛丽的作品，我得以感知凯莉的痛苦，感受这位仍活在世间的父亲的挣扎。

我于是意识到：好，如果我已决心赴死，那我会在死去之前竭尽所能，借新闻之口，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多希望我不必这么做，因为作为一名记者，谈论自己是多么不符合新闻价值的事，但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从我看到这张照片起，我便下定决心，就由我来做这件事吧。于是2017年5月，我决定向公众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讲述我为什么要谈论这件事，以及我们多么需要去改变我们的强奸法。

幸运的是，几个星期之后，日本修订了强奸法。这个改变虽如此微小，于我们而言却是巨大的进步。在修订强奸法之前，强奸的最低刑期是3年，而盗窃罪的刑期还要5年。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过去110年间，盗窃罪比强奸罪的刑期还长。如今是两者的刑期都变成了5年。这个改变真的很小，但至少是改变了。并且这同样适用于男性受害者，之前男性受害者都不算在性侵受害者之列。这些就是我做出的改变。

同年，政府决定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家性侵救助中心。我对这个结果还不是特别满意，我们任重道远，但不管怎么说，改变就是件好事。

另外在日本的司法体系中，有一项尤其困难。那就是要证明强奸这一事实，你必须证明有多少过错在你，你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屈服。但日本没有“同意”的概念。

事实上，根据瑞典的一项调查，70%的受害者在当下都会身体僵硬，因为他们想活命，所以没法做出反抗的动作。

虽然调查结果如此，日本司法体系依然认为，受害者必须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动作，才能表示反抗，才能证明强奸的发生。

所以，针对“同意”，我们仍需要作出改变。什么是“同意”？“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代表“可以”。

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我们已经谈到了教育、社会救助、法律体系、调查过程，有太多需要我们去改变的方面了，但最难改变的，其实是人们的观念，是我们怎么看强奸这项犯罪行为。

我去报警时，调查人员和我说，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调查。“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我们没办法调查”，听到这种说法，我实在太震惊了。

去年3月，日本有个案子的裁决结果让人心凉。有个19岁的女孩，从小被自己的父亲强奸，时间长达数年。法官承认了发生的事，但因为她住在家里，她在事发之后仍然每天去上学，法官就说，她还在正常生活，所以既然没有反抗，就不能证明是强奸。

这都2019年了，当我们谈论性侵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再说一次，我们需要教育，不光是教育孩子，还有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成年人。因为当这类犯罪发生时，权力常常被滥用。

我常用房子作比喻。想象我是一座房子，我的根基是性，每个人都有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性别，这就是我的根基。当我的根基受到侵犯，整座房子便开始摇晃。

自那件事发生之日起，我不知道怎么如常过日子，我不再知道要怎么沏咖啡，不再知道哪个抽屉里放着我的化妆品，我只是终日坐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忘记了所有，我已内心空空。

去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德尼·慕克维格先生与纳迪亚·穆拉德女士，他们竭力阻止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武器。慕克维格博士说，强奸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武器。因为这类暴力会摧毁一个人，还会摧毁他们身边的人，经年累月。

作为个体，我们要如何终止性暴力？

我们有太多值得去做的事了，但今天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了解性暴力是什么，了解它带去的痛苦，了解有诸多渠道可以终止，了解每个人都能尽一份力。

我相信，只要人人都这样去做，所产生的能量是无穷的。因为有一天可能会轮到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真心相爱的人。

就像失去女儿凯莉的葛瑞一样，我想以葛瑞的一番话作为演讲的结尾。他说，“强奸他女儿的施害者，在两年前做过一模一样的事。”他相信如果法律体系能够完美运作，如果那个案子得以伸张正义，凯莉或许还活着。

想想吧，我们当然可以只是听听而已，日后无视它，但请把它当做自己的事吧，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从未想过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它发生在我最信赖、认为最安全的日本，它没有发生在秘鲁的丛林中，没有发生在哥伦比亚，没有发生在非洲，它发生在日本，我自己的家乡。恳请各位想一想。

我知道，我们有讲述故事的能量，因为就像此刻，我站在这里，谈论发生的事，在你们面前说起如此艰难的话题。非常感谢你们能听我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