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思维渐显局限性 北京打破治港“河水井水论”（组图）

中国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两办）批评郭荣铿等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拖延立法会工作，在港引起巨大反响。香港诸多评论员认为北京是在为9月立法会选举“铺路”，虽然两办或有此意，但仅仅将视角放在立法会选举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夏宝龙与骆惠宁的政治使命，是代表习近平和北京中央，彻底扭转1997年以来中央和香港的政治关系，从“河水不犯井水”回归到“中央与地方”的管治关系。

“河水井水论”的历史性、特殊性和局限性

1997年之后香港各界形容中央与香港关系多用“井水不犯河水”来表述，当然这也是邓小平之后历届中国领导层对港的重要表述。但是“河水不犯井水”本质上是一种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外交思维，尽管在香港回归谈判和回归早期有其实践上的优势，但是并非北京与香港的正确关系。

“河水不犯井水”是基于“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和香港特区的“特区”基础上进行的通俗性表述。是中央“河水”不犯香港“井水”，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河水”不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井水”。这在当时是有历史性、特殊性和局限性的。历史性在于，这源于中国同英国进行香港回归谈判时，无论是曾经的英国政府，还是香港市民，从来不是将问题解决，而是想办法让现状不会发生改变。邓小平充满政治智慧和制度创新的“一国两制”设计，以最小的波动实现了香港回归，解决了1997年最重要的问题，完成了香港被割让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性“大变”，但即便是这样的历史性“大变”，也是以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为准则。

特殊性在于，这在当时是最优的历史选择，毕竟当时陆港关系中，还涉及到一个英国因素，因此要在那个时候让港人以最小的心理波动去接受香港回归这个现实。同时香港既不是内陆的一个省份，更不是一个海外的邦交国，在那个时候对香港的情况如何处理？中共其实也并未做好百分百规划，仍然充满不成熟、不确定因素。

但是这不能改变这个治港思维背后中港仍然是处理外交关系的现实，只有国与国之间才是“河水不犯井水”，才是区隔的不做干预的，只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性，这种局限性被掩盖，放在次要矛盾之上。

江、胡时代未做调整

除了当时的历史性、特殊性外，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也并未扭转“河水不犯井水”的思维。“河水不犯井水”这句话也是江泽民1989年12月时首先提及的，首见于他与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时谈话，以《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为题（《江泽民文选》第一卷）。这也再度印证当时中共决策层提“河水不犯井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香港平稳过渡。

九十年代之后，随着邓小平离开政坛以及九七之前去世，江泽民并未在香港问题上继续深耕，当时中国国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改革开放、继续发展，香港问题在中共第三代决策层眼中并非主要政治任务。同时江泽民本人又是一个有着一些“随意性”的中共领导人，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经常性的一些说法、做法，有些人形容“海派”，但是一体两面可以理解为“不够准确，不够严谨”，他的一些言论就会被拿来做“尚方宝剑”，这其实不利于后来政策制定者去解决问题的，“河水不犯井水”即是案例。

江泽民之后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是一个深受掣肘的“弱势”中央领导者，“九龙治水”的局面让他在包括香港在内的诸多问题上很难开手脚。同时他的治国理念也是“不折腾”，因此对于“河水井水论”的纠偏也就再度搁置十年。

习近平确立“中央—地方”新伦理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中央高层、港澳体系内部甚至香港社会，都认为“河水不犯井水”是天经地义，中央与香港这种特殊关系可以永远下去。当然，如果港人能够坚持“一国两制”，坚持在“一国”基础上践行“两制”，北京仍然可以维持“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问题在于从“占中”开始，到“修例风波”，香港社会的极端言论（如城邦论）、暴力行动愈发激烈，这就倒逼北京必须重新矫正治港思维，将“河水不犯井水”的外交思维纠偏、回归到“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思维。用中央处理地方的思维、方法去根本性的解决香港问题。

2014年“占中”前后，其实中国港澳体系已经清楚“河水井水论”的错误，已经开始谈到全面管治权。但是因为当时中联办能力的缺乏，因为治港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因为他们与香港既得利益集团纠葛太深，导致无法帮助香港改变旧有认知，无法从消极走向积极。习近平要在他的执政任期内，完全扭转“河水井水论”，重新确立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正确关系，不是互不干涉的外交思维，而是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思维。

2019年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作为香港修例风波后首次中共党内高级别大会，是一个重要节点，中央内部当时对香港形势发展的一次总结和回应，反映北京当局治港思路转变。

习近平在四中报告说明中，要求中共全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第五个现代化“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有讨论和认识。更直白地说，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优劣得失”有所总结。“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相比成功的经验，其不足、其需要“完善和发展”的部分更需要讨论。从字面意义解读，“完善和发展”指的是制度建设执行层面，属于制度当未完备，需要补上漏洞的。或是从无到有，需要重新建立的。中央近年意识到以“河水”、“井水”来处理陆港关系是错误的，遂改以“融合”替代，避免误导港人错误理解香港身处的“宪制秩序”；对香港来说，各界必须将消极的“一国两制”转化为积极的“一国两制”，透过改变自身的认识、完善制度与机制的不足之处，证明“一国两制”行得通。

而夏宝龙和骆惠宁执掌两办，可以是视为习近平治港的第二个重要调整。

二人地方大员的履历，也再度印证习近平要让香港回归到“中央—地方”。四月份两办在“授权”问题上的强硬发声，可以视为夏骆二人实践习近平治港理念的第一步，他们在中南海所领的使命，就是重新确定中央与香港的政治伦理，这将具体体现在全面管治权的确立、基本法的修改等各方面。这将贯穿未来整个习近平的任期，不会因为香港某些人的反弹而偃旗息鼓，对此香港各政治势力要有清醒的认知。这是我们对此称之为“夏骆新局”的原因。

夏宝龙和骆惠宁将会重新确立中央和香港的关系，开辟“全新”的局面，尽管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人不舒服，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受损，但是这个“新局”是势在必行的。而夏、骆仍然只是政策执行者，真正执对港政策之牛耳者，仍是韩正和习近平，尤其是已经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当然，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区”的现实不会改变，一国两制也不会改变，香港仍然是那个特殊的，运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只是香港的所有特殊、权力都是中央赋予的，而非天然获得的，这不会因为某几个人的抗议而改变，“河水不犯井水”的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不再复返，对此也希望香港各界，能够正视这个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