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冲击全球经济 会否迎来社会主义新浪潮（组图）

长期以来，马云都是个从底层人物翻身成一方之霸的最佳范例之一，但他忽略了马克思从资本原始积累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考察中的深刻体会，“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因此，当马云以传道者的姿态散播商业等于公益的福音，引来的却是中国青年的怒吼，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阶级矛盾并没有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消除，而仍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摸索的道路上“如影随形”，甚至有激化的趋势，而其中感受最深刻的便是“后浪”一代，即所谓的“青年穷困”问题。

“青年穷困”的这个社会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各地青年都曾因为高房价、高失业率、贫富悬殊和经济不景气等社会问题感受到焦虑、迷惘和失落。2011年英国敦伦骚乱、美国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其后蔓延至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举凡台北、东京、首尔、香港、吉隆坡都有人加入响应并延伸为之后占领政府机构的行动，均可视为对这种困境的体现。科技进步虽然使得现代生活更加便捷、舒适和体面，然而对于青年来说，高速社会节奏所带来的生活压力、紧张感和焦虑感却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获得改善，反而是越演越烈。而这样的困境进一步替马克思主义复归带来思想的土壤，进而使得社会主义回归浪潮在全球范围浮现。

2019年，西方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CN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皆针对社会主义“回潮”发表评论文章及专题，而这样的举动被视为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发源，并曾型塑西方福利体系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的最新一次升温。

新冠肺炎疫情会否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

英国期刊《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后，于2009年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Chris Harman）题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The slump of the 1930s and the crisis today)的文章，文中反驳了主流经济学对大萧条的种种解释，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认为利润率长期得不到恢复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之前没有出现，是因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人为地推迟生产能力的摧毁并将危机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和危机被延长和加深。不过延迟出现并不代表资本主义能够避免出现大萧条这种系统性危机。

而在经济大萧条出现的情况下，高失业率和犯罪率将可能使得社会失去稳定性，当大多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时，他们的焦虑感受和求生意志将会因严峻的生存环境而被强化，为了解除“穷忙”的焦虑感受，他们将不得不寻求理论解释做为思想上的武装，此时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和社会主义强调平等的理念便将再次成为他们的思想归宿。此外，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视角也将应运而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被认为是黑天鹅效应，但它对于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全世界各地经济下行成为必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得经济衰退不断出现，做为系统性危机的经济大萧条更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命运，而这样的预言也使得社会主义的解释力就像资本主义背后的阴影一样“阴魂不散”。

不过，目前已经有许多讨论驳斥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经济下行会进一步发展成大萧条。2020年5月13日，美联储（Fed）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举办的线上活动上发表以《当前经济状况》（Current Economic Issues）为题进行演讲。鲍威尔称，“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经济下行是前所未有的，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过去的两个月里，美国超过2,000万人失业，下个月美国的失业率或将达到顶峰。然而，美联储“出手”的速度和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零后，还推出了一系列紧急贷款工具”。与会者相信，在美国政府大力抒困的情况下，新冠肺炎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下行将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也不会进一步恶化成经济大萧条。

然而抗疫也该带入阶级视角，随着疫情的出现，显然已经产生抗疫不平等的现象，而这在已开发国家的美国、在发展状态来回碰壁的巴西，或是因长年制裁而经济高危的伊朗，皆存在底层失语与抗疫不平等的现象。疫情暴露了特定阶级、民族与人群的脆弱性，在病毒肆虐下，这些弱势群体无可避免地落入医学与报导的死角。病毒的传播并未锁定特定人群，但人类的社经地位导致的分配差异，却使得生命在面对防疫风暴时，必然出现贵贱之分，再加上许多弱势群体为了赚取生存所需，在疫情仍未获得全面控制的状况下，仍然得外出工作赚钱，因此让自己面临更大的染疫风险。而在抗疫不平等的情况下，也可能让弱势群体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旨趣，使得阶级意识再度浮现。

全球经济下行考验各国的经济韧性

然而值得令人担忧的是，在资本主义危机出现后，社会不一定朝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也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此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恶化引发社会崩坏，也是各国政府的首要工作。

例如，为了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成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世界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抒困方案和重启经济的机制，以便渡过这次挑战。不过，这次危机对各地政府来说也是一种新的转机，将能从中检视原先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將原本過於強調競爭的資本主義特色调整成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关怀。无论是在社会资源的重分配是偏向“胜者全拿”，抑或是“雨露均沾”的分配机制，又或者是金融产业远远高于实体产业的“产业空心化”趋势，都可能使得社会发展逐步趋向高风险社会迈进，危机四伏。

曾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于2020年5月初在纽约接受媒体电访时表示，“新冠病毒带来的重要一课，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史迪格里兹指出，“过去40年，由市场派主导的经济架构，已大规模颠覆市场、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导致经济成长趋缓、社会不公义。而这也使得美国在面对疫情时，更加脆弱”。而高风险、脆弱的社会体系，或可视为美国政府崇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社会所带来的历史负担。

当代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其中可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在2013年以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做为代表，而2019年他又出版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其中探讨社会所得与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并反省社会不平等现象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虽然他所提出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并未获得法国社会的重视，但仍然替扭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指引。

而学术界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怀疑和批评，也间接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其政治经济学的回归预留出理论空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即将迎来经济下行，以及各国经济“反全球化”的诉求，这会否剧烈加深阶级矛盾，使得左翼思潮迎来回归的高峰，值得深入观察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