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中国两会经济看点：GDP目标、财政刺激规模和债务风险（图）

中国每年例行的"两会"上，经济相关的内容总是缺乏看点——中国政府会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不出意外，GDP增长率将会达到上一年设定的目标；然后设定下一年的目标，同样也没有人担心新目标无法实现。

然而，任何事情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都会出现新的冲突，新的复杂性，中国经济尤甚。

中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出现史上罕见的负增长，疫情在欧美肆虐为中国带来外需冲击。关于经济的各个方面，增长目标、刺激政策、债务风险，几乎都需要重新审视和探讨。

这次特殊的“两会”在即，BBC中文为你梳理“两会”上经济议题的最值得关注的看点，请多位学者进行剖析。

经济目标：设不设，怎么设

在今年伊始，没人能想到高速增长40年的中国经济，会突然大幅萎缩。同样，当前也很难确定之后的几个月，疫情将如何发展，继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公开建议，中国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否则可能会绑架宏观政策，最后被迫搞“大水漫灌”。

他表示，实现GDP增长6%的目标已不可能，4%-5%难度也很大，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1%或2%也有可能，因此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欧美疫情的发展。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公开撰文呼应了这一观点。他表示，设定GDP增长目标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给各行业和企业一个关于经济总量增速的指引，给各个层面的经济决策提供一个参照物；二是用来考核地方官员。

而在“当前极为特殊且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的利远大于弊”。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担心，如此夸大GDP增长目标的作用”，不设GDP目标或者设置比较低的目标，很可能不会出现大问题，然而一旦目标过高，就可能出现地方政府“数据造假”一类的副作用。

有经济学家建议，中国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否则可能会绑架宏观政策，最后被迫搞“大水漫灌”。

但如果从底线思维出发，似乎需要一个经济增长的底线。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撰文认为，今年要在失业率保持稳定基础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GDP至少要守住增长3%的底限。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向BBC中文表示，设置一个合理的GDP目标并非不可能。他认为，以疫情现在的发展而言，可以假设第一季度的经济是最差状况，第二三季度不会低于这个数字，那么全年设置3%比较合理。

庄太量解释，从外汇等指标来看，虽然来自欧美的外需受到影响，但整个东南亚只有新加坡和菲律宾是负的，其他都是正的，意味着这些国家外贸还是在正流入，外贸整体不一定会差太多。再加上，国内消费和投资两个重头戏，政府的调控能力很强，比如5G建设方面未来两年30万亿，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部分提前到今年，综合而言可以对今年GDP形成一个较合理的估计。

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参与度高，增长目标取决于政府的刺激效果。

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负责人雷韬润 向BBC中文表示， 由于当前政府的刺激政策的效果还不可知，根据不同的情况，奥纬咨询给出两个预测数据——当政府的刺激政策效果比较好的情况下，全年GDP增长率在5.8%至6%；若刺激效果不足，GDP增长率在5%至6%。

即便设置GDP增长目标，也有经济学家提出，设置的方法可以更灵活，比如——“区间增长率”，通过设置较大的区间，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温彬建议，GDP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一个大区间，如3%至5%。

或者设置“相对增长率”，即以中国增长速度与全球增长速度的差值，来设定目标和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云南等在新冠疫情后举行地方“两会”的省份，也采取与全国比较差值的方式来设置本省GDP增长目标。

陆挺则提出“相对增长率”和“区间增长率”的反驳。他表示，若设定的增长目标区间过大，则失去制定目标的实际意义；“相对增长率”用来作为事后的评价尚可，但因为数据公布的滞后性，达不到原本设定增长目标的指导意义。

刺激政策：是否要克服“四万亿”恐惧症

经济学家建议不设GDP增长目标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此大的不确定下，如果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GDP增长速度，地方政府的反应往往就是大搞基建，要上投资项目。马骏表示，“实际上这些基建投资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解决就业问题、失业后的民生问题短期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这体现出不少经济学家对十二年前“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副作用依然心有余悸。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失控的地方债问题，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而且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意味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这些副作用都让中国此后多年不得不以经济放缓的代价，推进“去杠杆”和“去过剩产能”。不过，在一季度负增长的刺激下，有呼声提出“四万亿2.0版”，甚至加强版“四万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就撰文称，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余永定认为，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差强人意，则中国经济要靠投资的增速，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而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和杠杆率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有空间推行扩张性财政刺激。

经济学家沈建光同意余永定的观点。他认为，为做到“六保”，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四万亿”卷土重来。而“四万亿”的教训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香港丝路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贝哲民向BBC中文表示，政府官员认识到上一次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太大了，所以中国政府对再次实施刺激计划的风险有清晰的认识。

贝哲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刺激计划的规模，而在于把钱花在哪里。上次“四万亿”中，相当一部分是花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比如高铁等，这些投资对内陆中小城市影响较大，但对沿海大城市影响较小。”

“所以，当前的刺激计划需要针对中小企业，因为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还有私营企业，以及刺激家庭的消费。这意味着这样的刺激方案会更棘手一些，将资金引导至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甚至家庭，需要重新思考税收政策和其他更复杂的政策，非常具有挑战性。”贝哲民表示。

庄太量也持相似观点——上一轮的后遗症，来自于当年建高铁，推进城镇化，造成钢铁等制造业产能过程。现在更多的是科技和服务业，比如5G投资需求很大，加大刺激力度，可能会制造大量债务，但是不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也提到，在5G领域中国有切实的基础设施需求，随着我们走出疫情，制造业进行搬迁和智能化改造，这类的投资将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

在一季度负增长的刺激下，有呼声提出“四万亿2.0版”，甚至加强版“四万亿”

债务风险：两难选择下的风险

当前经济下，中国政府可能面临两难选择——经济收到冲击，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就表示，今年财政收入可能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

然而，为了刺激经济，又不得不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疫情期间，中国已明确要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特别国债指有特定使用目的的国债，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行国两次（1998年和2007年），续发过一次。外界预计，特别国债应在万亿元级别，具体的细节可能将在“两会”上公布。

财政收入减少，同时加大支出已势在必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中国常年保持低于1%的赤字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赤字率达到2.7%，此后3%成为约定俗成的新赤字率红线。

今年赤字率达到多少？经济学家有从3.5%到5%的不同估计。但是，提高负债率，引发债务风险的担忧。

曾任中金公司CEO的前中国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去年公开警告，2016年在建工程已经达到175万亿，是当年GDP的2.3倍左右，2002年时这个数字时1.1倍。现在的比例太大了。

而规模庞大的投资背后是规模庞大的债务，如果投资的产出不利，造成债务违约，传导至银行体系，造成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余永定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借了大量外债，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中国政府债务是基本是内债，在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最后，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余地还比较宽裕，实在不行还有央行可以出手。

余永定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债务多了，实在不行可以“印钞票”还债。美国恰恰擅长这一点，美国财政部不久前宣布将在第二季度举债3万亿美元。巴菲特在随后解释美国的债务几乎永远不会违约，“如果你的债券是以自己印刷的货币发行的，那么，你就不会违约，当然，这货币本身的命运未来会如何，倒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一直都是很精明的，总是以本国货币发债。”

庄太量提醒，虽然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违约风险小，但是中国和美国大有不同，美元在全球地位较高，需求大，大量印钞或许影响不大，但人民币还处在一个封闭系统，一旦印钞过多，可能制造泡沫，还有通胀风险。

余永定在其文章中还表示，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居民希望拥有更多金融资产，而国债是金融资产中最安全的资产，中国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国债有强烈的需求。因而中国政府以较低成本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成问题。

不过，通过居民转移债务风险，中国已经经历过一轮。

2008年中国推出“四万亿”计划后逐渐展现出很强的后遗症——高杠杆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然而2014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房地产去库存，让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债务转化了城镇居民的住房贷款，化解了地产商和银行的债务压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削减过剩产能，让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复苏，一众大型工业企业利润上升，还债压力骤减。

2017年底中文互联网广为流行一篇文章，阐述了中国处理潜在危机的这一逻辑，并隐晦地表示政府在把累积的金融风险转化到居民身上，以排掉前路的雷。

但中国居民的负债率不是无限制的，目前已经出现高负债挤压消费的情况，还能否承受更高的负债率，是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