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贫穷、疾病和战争，我唯一能做的是救命（组图）

我叫张军，今年58岁，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四批大学生，1985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卫生部工作。

1993年，中国正赶上下海潮，我放弃了铁饭碗，加入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益机构，工作任务是在缅北做基础卫生建设。比如推广儿童免疫接种、疟疾防治、推广新法接生、建立卫生所等等。

刚到缅北时我住在竹棚里，地是土压实的，气候比较潮湿，才隔一晚就长出许多菌菇。

缅北和云南接壤，局势复杂发展慢，偶尔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国际上好些公益机构都跑来援助。我所在的HPA（健康扶贫行动，原无国界卫生组织）就是其中一家，每年能从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渠道争取来大约600万英镑的活动资金。

疫情暴发后，防疫变成了第一位。我和团队临时调整方向，为中缅边境的疫情防控添了把力。我们投入70多万美元，从中国、缅甸内陆和国际市场购买了大批防护物资，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计，样样都有。缅北地方政府资金、能力有限，而我们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需求。

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查看要采购的防护服样品。

今年2月底，我就已经向总部申请调动经费。那时候整个缅甸还没发现一例病例，项目资助人也是举棋不定。但缅北的卫生条件我是清楚的，连核酸检测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救治了。一旦出现病例，根本招架不住，所以预防完全有必要。

疫情管控后，做边境运输的很多物流公司都停了，各个关口之间不允许人员流动。好在无论是缅甸中央政府还是缅北的这些民族武装，我们以前都经常打交道，留给人家的口碑还不错，很快就协调出一条绿色通道。把货运到关口，换车、换人，整个消完毒就可以转运进去。

从缅甸内陆进入缅北特区的一处关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消毒。

最早缅甸只有首都仰光可以做核酸检测，缅北要是发现病例，等样品送过去早就不知道传染给多少人了。我们就协调建立了一套联防联控机制，早发现早控制，还能降低境外病例输入到中国的风险。

那段时间，我们为缅北的几个特区提供了一些物资，告诉他们中国是怎么做防控的，教他们建隔离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照着国内抄作业。

这是当地搭建的简易隔离区，一旦发现疑似病人要立即转运到这里。

除了防疫，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对避战边民的援助。缅北边境有一片棚户区，叫避战边民安置点，14个安置点里差不多有35000人。我们团队负责其中8000人的粮食供应，每年要提供1300吨粮食，帮他们维持基本生存。他们为了躲避战争离开原来的村子，已经没有耕地了，很难养活自己。

2月份封关之后交通麻烦了。粮食的事情要是不解决好，边民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想尽办法，把一车车的米、油、豆运了进去。

一位棚户区的母亲来领粮食，身上还背着孩子。

这些避战边民都是集中居住，但凡有一个病人就很容易大规模感染。我们介入之后先制定了一个防控方案，跟当地政府一起修建那种很简易的隔离区。咱们叫方舱医院，这边其实就是草棚子。一旦发现有发热或者疑似症状的人，就要挪进去。

从中国回缅甸的人也不少，疫情前有很多缅甸劳工在中国打工，想回缅甸内陆就要经过缅北，按照规定一律就地隔离21天。这么多人的管理、这么长时间的生活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这些人不归缅北地方政府管，我们通过修改预算，给他们争取来一些伙食费和交通补助。

这是一位在中国务工返缅的女性，隔离期满后拿到了证明和路费补助。

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缅北地区没有一例确诊病例。这次能帮上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缅北待过，那边什么情况心知肚明，很清楚他们需要帮助，之前做的也都是卫生方面的事，比较有经验。

早在1993年，我就已经和缅甸结缘。当时缅北向国际社会求援，希望能从人道角度得到帮助。一位在英国公益机构工作的朋友想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写一个项目建议书。那时候我还在日本访学，想着离学习结束回去工作还有几个月的空档期，就接了这个活儿。

当时签的是短期合同，没想到能做成长期项目。年轻人嘛，对新鲜事物有好奇心，总想出去看看。那时候云南还没有高速公路，我光是从昆明到边境就花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路上遇到塌方堵得走不了，只能在公交车上睡觉，等推土机开道之后继续前进。

从边境进入缅北，就没有公交交通了。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要搭车，我搭过三轮车、拖拉机、还有货车，能搭一截是一截。到了县再往村里走就要靠腿，去一趟半个月都回不来。当地派出两个向导跟着，帮忙带路、做翻译，我每天吃、住就在老乡家解决，自来水、电、通信统统没有。

1998年，我在缅北下乡时的照片，土路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坑。

了解完情况我写了份调研报告，公益机构挺认可，就让我在那边开展项目。几个月下来，我还是挺慌的。当时做公益没啥保障，个人社保、住房都不比“吃皇粮”安稳，从自己私利去想是挺难坚持的。我也想过走，但项目是帮妇女儿童救命，能做这事的机构和人又少，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这个人没什么职业规划，想得不远，就这么干着干着，卫生部的岗位眼看没法保留了，只能跟单位说回不去了。那时候正是下海潮，离职的人不少，同事们有的做生意有的出国留学，我没觉得丢了铁饭碗特别可惜，索性留下来闯荡。

真正让我迷茫的是缅北这边，计划是先做一年看看，但第二年会不会有资金投入都不知道。每次想走的时候我就劝自己，说再混一年吧。结果来年一个人变成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团队。一位医生原本在国内干得好好的，都辞了职来做这件事，我更没法走了，一晃三四年就过去。

经过路太烂的地方，需要大象来拉车。

90年代初，中国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有活力。缅北这边就比较落后了。当地人住的房子是草棚房，四根棍子一撑，棚子底下养牲口，上面住人。我到人家里头走访，轮到谁说话才穿着衣服出来，因为他们的布要自己纺，缺衣少穿的，好多小孩都是光着身子，有的女孩都挺大了也没衣服穿。

山民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种粮食是先把森林烧掉，烧完再挖些坑，把种子往里一倒就走了，到了该收庄稼的时候再来，属于靠天吃饭。粮食收成好的时候，也就够吃七个月，剩下的时间得找野菜、野果充饥。

这是前几年拍的，几岁的小孩都要天天去河边提水，后来我们帮很多村子通上了自来水。

没学过医的人都能看出来当地很多人营养不良。有的小孩人特别瘦，肚子特别大，很明显就是低蛋白水肿。脸看起来是没有血色的那种白，把眼睑翻下来一看，也是苍白。大人一样，腿上一按一个坑。为什么会这样，一看他们的食物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们吃米饭就是做熟了放点盐巴，还有朝天椒，别的什么都没了，没有油，也没有肉。吃肉还需要去打猎。

我就是去了缅北之后开始吃辣椒的，因为干吃糙米咽不下去，得就着辣椒往嘴里塞饭。我吃饭特别快，也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一餐饭五分钟就结束了。后来家人还开玩笑，说我应该肚子里长牙，不应该在嘴里长。

2018年，我在克钦带队进行免疫接种 ，中午在老乡家休息，吃的是自带的方便面。

当地的卫生状况很差。举个例子，妇女生孩子的时候就拿竹片把脐带割断。这还算好一点的，有人直接用生锈的烂剪刀、随身带的柴刀去割，反正是什么顺手就用什么，破伤风的发生率很高。而且这里几乎找不到没得过疟疾的人，至少没见过5岁以上没得过疟疾的人。10个人里面，有6、7个是得疟疾死掉的。他们没有药，第二年到了季节还得复发，疟原虫留在身体里，只能靠自己的抵抗力。一有症状就刮痧，弄得浑身都是血印子，想通过这种方式活下来。

1998年，我在下乡途中遇到一位得了疟疾发高烧的小女孩，用药治疗后好转。

另一个给我刺激的比较大的就是死的孩子特别多。45岁以下的育龄妇女，生孩子的存活率能有一半就算好的了。有的生10个，6个都死了。所以生育率特别高，因为生一个很有可能活不下来。

这是我们的卫生员在做检查，缅北高龄产妇比较多，生育风险高。

当地传统接生是这样，比如在村里王大妈和李大妈有两下子，大家生孩子就会去找她们。还有一种是婆婆帮媳妇接生，因为她们自己生过孩子。我们去了以后，首先从王大妈、李大妈这群人开始培训，下发消毒接生包，告诉她们以后接生要带上手套，铺上垫子，给会阴部消毒，割脐带要用干净的刀片。她们做一例新法接生，我们就给一例补助。

这是按照卫生规范清洁接生的场景。

前后用了将近10年时间，我们才实现新法接生的普及。孩子的存活率大大提高了，有妇女找上门来问我们要“避孕的东西”，因为孩子都存活，她养不了那么多。在此之前，节育、避孕这些事情对她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之前，当地人无论大人小孩，有病几乎不会去看医生。我们去了以后，想尽办法让政府和老百姓觉得卫生是个很重要的事。

2012年，我在缅甸克钦第一特区向当地政府作项目介绍。

刚到缅北那几年，进村打疫苗特费劲。有人传言说，打了这个东西就不能生孩子，结果下次进村就没人出来了。只能去找村里有威望的“头人”，通过他去召集人出来打针，他说一遍比我们说一百遍都顶用。

找个地势高的地方，用铁皮喇叭一喊，村里的人基本上都能通知到。

有一些人半信半疑，比如说儿童免疫接种完以后会有反应，有的孩子马上就发烧，大人觉得接种肯定不是个好东西，甚至会想，我们是不是在拿孩子做试验。

这就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当时麻疹发病率也比较高，一村一村的人发病，很多人死亡。你讲疫苗他们不信，但打完之后他发现起了个包，发烧几天就好了，以后再得麻疹，腹泻什么的也少了。慢慢地，老百姓就觉得这东西是有用的，我们用了四五年时间，才让多数当地人适应打疫苗这件事。

团队成员在给婴儿接种疫苗。

其实最能把我拴在这儿的，还是精神上的收获。你设计的卫生体系人家挺重视，做了几次之后就感觉到有点价值了，有那么一种满足感。

1993年刚去的时候，项目组就我一个人，后来又“忽悠”过来俩。1995年，我们开始搞卫生体系建设，培养一些有点文化基础的当地人。根据她们的教育水平，去编一些能懂的教材，请一些老师做培训。

最初培训的时候语言这关就过不去。缅北少数民族多，一个班讲六七种语言的都有，我得找六七个对应的人来培训。拿教材给她们看，根本读不懂。比如简单的解剖部位图，你用标准的语言去讲生殖器，无论怎么讲她都不知道，一定要用难听的话说这是个啥，她才明白。

这是村里面的卫生所，药品就放在竹架子上。

我们一共培养了20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缅北的各个村子，基本上都是女性。我们不断地给她们提供技能培训，就是为了在开展活动的时候有一个掌握点卫生知识的人来配合我们。后来还帮村里建了卫生所，这样培养的人就有地方去工作，不然又回去放羊了。我们还跟当地政府沟通，给她们争取一些补贴，不然没法养家糊口。现在，缅北的卫生状况已经改善很多。

在缅北，我和几个当地小女孩自拍合影。

我们项目组正式员工有160多人，最多的时候超过200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当地人。刚开始那几年流动率比较低，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博彩业不太发达，勾引年轻人的事少。现在年轻人谁都来挖，去当地赌场当发牌手，一个月挣一万块钱也很轻松。就是在赌场外面摆个烧烤摊，也能挣不少钱。我们给不了这么高的工资，有些年轻人干脆就去做那些。

我们培训的一位缅甸医生来中国进修实习，后来他学会中文，在缅甸工作不久就跑回中国打工，医生也不做了。其实也能理解，在缅北的卫生所里做医生工资确实低。

这是我们机构在当地的一名雇员。

造成人员流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安全问题。缅北时不时有武装冲突，打起来的时候，能听到附近枪炮声。有一次，炮弹刚好落到我们驻地附近，炸起来的东西掉在房顶上哐哐哐地响。

一般情况下，交战双方不大会跟平民发生交火。他们打仗不是密集地打，而是在一些重要地标附近炸几下就停了。和平期还好，激战的时候天天都能听见枪炮响。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员工在交火中受伤。培训的学员中，有一个女孩子在毕业返乡的路上触雷遇难。待在这样的地方确实不太安全，但我们要是吓跑了，那些村民更没人救了。

局势最乱的时候，缅北的很多NGO都撤离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一打仗也开展不了工作，就先让我们的女员工和年龄大点的员工暂时休假，离开这个地方，剩下一些人留守。

现在回想，我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一群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缅甸是热带雨林气候，蚊子很多，蛇虫之类的也多得去了，被蚂蝗咬也是家常便饭。有的蚂蟥像小线头那么细，我得戴上眼镜才能看见。

我自己也得过疟疾，被蚊子咬了之后就开始发烧打颤，俗称“打摆子”。好在我们自己有药，上了药症状就能控制住。待了几年的同事，基本上都得过疟疾。现在又时髦了，改得登革热，好几个项目经理都撂倒了，有的人已经得了两次。

2019年，我在缅甸佤邦做农村发展项目时和一位村长的合影。

刚去缅北的时候，在那边的中国人也有不少，不是伐木就是开矿的。见我们在做卫生这些事，当地人问我“你确定你是中国人？”他没想到除了伐木、挖矿，还有中国人专门过来做卫生援助。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他们的对中国人的认知。

我曾经请北大的一个老师给我们做过项目评估，他回来以后就跟卫生部的一个司长说，"你应该感谢张军，他拿着外国的钱带了一帮中国人做事，人家当地老百姓以为就是一帮中国人在帮他们。”其实不管谁的钱，老百姓看你面孔是中国人，他就感谢中国。

团队中有不少年轻人，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干得很开心。

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带了一帮“后浪”上来，包括海外留学之后加入进来的人才。他们不是把这个事情当工作做，而是当事业做。中国现在的这些80后90后，真不像我们老一辈想象的那么回事，谁要说他们不行，我可以跟他辩。

现在，我们跟浙大、北大、清华、中国疾控都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机构已经在外头晃荡了二三十年，有这样一个国际工作平台，公益做得还算不做，可以给学生们提供实践的机会。

这是截至目前，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院校和机构。

国际上很多慈善机构每天碰红酒，聊这个行动计划，聊那个行动计划，高层人士也都出席，大家很愿意合影。如果是个真计划，就要落实到这种最贫困、最边远、最边缘化的人群身上。

我们就是一帮灰头土脸的人在这搞，也提不出什么面子上的事，就自己做着自己心安。甚至不需要公众知道，只需要当地人了解我们就行了。实际上就是在跟老百姓一起做事的过程中，我才成长起来，才学到东西，才成为一个公益人。而不是说哪个老板给我们一笔钱，拿到资金就变成了公益人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妈是老革命，记得有一次我跟她说，我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她听了特别生气，说我简直就是家里的败类，她以为非政府组织就是不要政府。后来我给她解释，给她看报道，看写的东西和拍的照片，老太太就改口了，“我儿子干的这个事挺有意义。”

春节打扫完卫生老娘为我擦汗，她今年已经93岁。

从1993年到2001年，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缅北，有时候过年都回不去。2001年机构在云南设立了办公室，我开始两边跑，后来家人也跟着到了昆明。

和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劝我别瞎折腾了，忙了这么些年自己的事都没有顾上。人家是好心，跟我说这掏心窝子的话。但我觉得人生还是要看个人愿意走哪条路，别人很在乎的东西对我可能一点也不重要。你每天吃海参觉得幸福，我一碗面下肚就觉得特舒服，吃海参可能还消化不好。

脱了布鞋坐在草地上，这样的简单生活我觉得挺好。

当年留到部里的同事有的已经官居要职，说实话我挺为他们高兴的，我只是选择了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算是过上了另一种人生吧。活到这份上，还是要自己赋予生活意义。

在缅北大山里，我经常能看到老百姓砍柴烧火，噼里啪啦的，这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后来，我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二十年砍柴”。对我来说，砍柴这件事就像在缅北搞健康扶贫，能“砍”出个门道来也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