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脏乱差的唐人街，那里的华人千方百计想回国（组图）

“阿婆阿婆“，马路边的印度菜贩子用标准的客家话招呼路过的老太太。端着盖碗的老头坐在藤椅上，闲适地望着肤色黝黑的印度人从自家门口经过。

马路扬起的灰尘为那些建于上世纪，现在已经褪色破败的中式建筑蒙上了一层滤镜，让人不禁联想到潮湿的南方县城。

这一幕发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东部的小镇塔坝，作为印度仅存的一条唐人街，这块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的街区就像中国在印度的飞地。

穿着中式服装的华人老太太坐在人力三轮车上，双手抱臂，前面的印度人拉着车扬长而去。

“很多人过的生活仿佛还是上个世纪的样子，有人还在使用机械打字机，有人还在靠肩膀扛大包裹送货，有人还在拉黄包车，有人还在大街上洗澡。”

时间和空间在塔坝仿佛是错乱的，这里既不是印度人的家园，也不是华人的故乡，但是两种肤色的人就这样漫步在街头相安无事。

印度的唐人街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文明古国的一次文化碰撞，中国元素遍布塔坝的每一个角落，一度成为外国背包客口耳相传的猎奇旅游目的地。

从加尔各答市中心出发，沿着Gobinda Khatick公路往南，只要看到汉字标示，往左拐就到了塔坝中国城。中文，英文和印度文字共同出现在印度加尔各答，仿佛在给每一个访客做预告。

2005年，第一个汉字路标在加尔各答唐人街架起。

今天还有200多户华人靠自己的手艺和商业头脑在塔坝谋生。

塔坝的华人经济似乎实现了自给自足，到处都有古老的中国招牌，褪色的汉字写着北京餐馆、国园餐厅、捷兴皮厂、诚昌酱园、梅培中学。

塔坝成了中国美食在印度最后的坚守，当年这里有一个南京酒楼，宝莱坞的女星到加尔各答都会经常光顾。

除了正道生意，华人还在这里开设烟馆和赌场，由于文化隔阂，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警察几乎不会踏入塔坝。

全世界的唐人街都会有华人开金铺，但是唯独加尔各答的金铺不一样，这里的金铺卖酱油。

店里面墙壁上装饰着镀金的汉字和中国古代圣贤的画，昭示着店主对故乡文化的传承。

根据“宝昌金铺”李老板（Dominic Lee）的说法，最早来到加尔各答的华人是一位随英国商船而来、名叫杨太钊的福建人，时间是1778年，至此拉开了两百多年的印度华人历史。

他后来又从老家带来100多个乡亲，在加尔各答开起了制糖厂，为英国人提供食糖。今天，孟加拉语和印地语里的中国人和糖是同一个单词秦尼。

加尔各答的华人都称这位先人为“大伯公”或“阿钊”（Atchew），并认定最早的中国城应该由大伯公那个时候开始算起，距今应该有230多年了。阿钊去世后，糖厂所在的那片地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阿奇普尔（Atchipur）。今天，杨太钊的墓地在加尔各答。

有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庙宇和会馆。从中国各个省份来到印度的华人，纷纷在塔坝建立起会馆。

当时这里的统治者英国人问会馆是什么意思，他们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最后就用了Church，所以在加尔各答很多会馆下面英文写的是教堂。

现在还能透过遗留的会馆一睹当年的繁华

另一个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地方，在塔坝厂商理事会的外部围墙。

中式瓦片墙上的壁画画着玉皇大帝，关公，老子，财神赵公明，福禄寿，面前印度人拉着牛，骑着自行车经过。

眼前的画面就像宝莱坞的电影人物闯入了《水浒传》拍摄现场，旁边还有《西游记》里的道观充当背景，让人一时分不清这里是印度还是中国。

还有大院门外依稀可见的红底黑字对联，偶尔几个挂在红漆高墙上的破旧灯笼。

每年春节前夕，华人会给自家门口贴上新的春联。在一部分印度人眼里，那些红色纸张上写着的中国汉字，就像是某种价值观入侵。他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贴标语。

当地依然有一家全印度仅存的中文报业在苟延残喘，发行量只有200份，刊登各种新闻。

戴着老花镜的编辑收集翻译国内外新闻，然后用机械打字机打出来。对他们来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是那么遥远。

即便远离故土，有的甚至已经传袭几代人。塔坝的华人仍然坚守着中国的文化基因，家里的家具摆件依然是中国的一套，包括穿衣的款式和色系，无不体现中国人的面貌。

娱乐方式也得到了承袭，麻将是塔坝华人的最佳消遣方式。麻将桌子给了他们极大的归属感，但他们在牌桌上聊天时除了用中文、粤语、客家话，还会偶尔夹杂英语和孟加拉语。

塔坝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就像太极符号，相互交融影响。

一些生活在塔坝的印度人，由于经常跟华人打交道，会说一些简单的客家话。而塔坝华人，相反却操着一口浓郁的印度口音英语。那种感觉就像在看印度配音的中国电影。

夹在塔坝华人区里的印度迦梨神庙是文化碰撞的又一个典范。

六十年前，一个华人家庭的孩子得了大病，医生也没办法治疗。他的父母把他放在一棵古树下，连夜祈祷。过了不久孩子的病竟然不治而愈，由于这次神秘事件，这棵树成了当地华人的祈愿之处。

十几年前，人们在这个位置修建了一座迦梨神庙。寺庙的主管是一位华人男子，来祈祷的华人男女信徒会按照中国人的方式为迦梨女神点上三柱香。印度人则按照印度人的方式祈祷。

中国和印度的古老神圣纽带在塔坝重新链接，正如迦梨神庙的旁边亮着普天同庆的中文红色灯牌。

除了上述各个方面，塔坝的华人还参与到政治选举中。

当地华人为了自己支持的总理候选人拉票，在墙上涂鸦，还一度上了加尔各答的报纸头条。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随着人口流出，印度华人的地位正在逐渐降低。

印度唐人街已经很难恢复到上世纪的盛况，曾经以鲁迅命名的街道也已改成了印度街名，就像其他很多被印度人接手后改变了名称的店铺一样。

加尔各答的印度作家苟石（Amitav Ghosh）在他的博客中写道：“这个城市为赶走了她的印度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华人社区没有凋零，它在几十年前就已带来大量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那种印度当前领导人热切盼望的投资。”

“萱草枯萎，儿孙伤悲”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在印华人遭到政府迫害，使华裔自70年代起大量外移

今天的印度华人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只有在春节，一些离开塔坝的华人后代才会返回这里。大部分人选择举家搬迁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仍然留在塔坝的华人寄希望于中国和印度有更多的交流，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故乡看看。

他们就像没有国家的人，过着吉普赛人式的生活，不管身在何处都很难找到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