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研究色情服务20年，那个站街的小姐问：“除了这个，我还能做什么？”（组图）

“夜店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从事性工作的21岁的单亲妈妈友香（化名)说。

身为母亲的友香，为什么会说出支持女儿去夜店工作这样的话呢？

一直以来，我们的对于色情行业都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避之唯恐不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是什么让她们选择了色情行业？她们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世纪初的色情行业现状

在今年六月份，中国人大的黄盈盈教授做了一次主题为“小姐研究二十年”的演讲，演讲中提到：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深圳和福建，“小姐”们大多是来自东北和四川的打工妹。

在四川，有很多发廊就像是小姐培训基地，小姐们接受过培训，然后流往全国各地，比如深圳和福建。

而来自东北的小姐，则更多的是受到当时下岗潮的影响，很多妇女瞬间被甩出体制外，失去了经济支撑，使她们不得不南下，去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寻找出路。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见不得人的圈子里，也是有阶级的划分的。

最高阶级的是在天上人间的小姐，那里的消费昂贵，普通人难以承担。

更为普遍的则是在发廊和按摩店的小姐，她们一次收取200块左右的服务费。

而最为廉价的，是站街的“小姐”。

有一种在公园里一边织毛衣一边等待客人的小姐，被称为织布鸡。

她们将价格写在脚底板，如果有人来问价，就抬起脚，上面写着“30”，如果客人想要讲价，就抬起另一只脚，上面写着“20”，她们的客人，大多是附近的工人。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舞厅、ktv、发廊等地，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所。

在云南地区也曾流行过一种叫做摸摸舞厅的地方，10块钱可以进去一次，进去以后灯会暗下来四五首歌的时间，小姐与嫖客的故事，就在这几首歌的时间里发生……

在四川，一种叫做板板茶的形式曾经非常普遍，客人进去，一碗5块钱的茶可以坐一下午，然后再花二三十块找一位小姐，这里的客人，普遍年纪在五六十岁。

现在，这些场所现在大多数已经销声匿迹，或者变成了更为隐蔽的形式。

“小姐”们的人际关系看起来十分复杂，但实际上却很简单，在她们的是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是负责揽客的妈咪（鸡头），彼此之间大多数是合作关系。

其次是嫖客，有长期联系的熟客，也有过路式的生客。

她们和自己的亲人朋友的联系，是非常少的，毕竟她们做了一份需要“保密”的工作。

一旦发生危险或者生病，她们可能也没有求助的人，甚至会悄无声息地消失。

色情服务行业成为“救命稻草”

从事这样一种低自尊的行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身体，并不是有人说的“躺着就把钱挣了”那么轻松。

那么，到底为什么还是有女性源源不断流入这样的行业里面来？

在日本NHK节目组出版的《女性贫困》一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根据NHK的调查表明，很多女孩子是通过在社交网络上认识的的朋友介绍来的。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和性教育的缺失，她们缺少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对于通过社交网络结交的人际关系，年轻女孩的危机感和警惕心非常薄弱。

据NHK的记者表示，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孩子，很多在初高中时期都给在网上认识的“男朋友”发过裸露的色情照片。

拿到照片的男性往往会借此对女孩子进行经济勒索，甚至会将图片发布到公开的网站。

“因为是朋友介绍过来的，试着做一两次也没关系”，很多女孩子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迈入了色情行业的门槛。

她们往往不知道即将迎接她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将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痛苦。

这样缺乏性教育和自我保护意识而导致的悲剧在中国同样发生。

在“小姐研究二十年”的演讲中，提到过这样一个小姑娘:

她在去劳动力市场找工作，被一个“妈咪”盯上了，这个妈咪哄骗小姑娘，把她带到了红灯区，开始做端盘子坐台的工作。

幸运的是，这个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监视，于是她找机会离开了这个地方。

后来，她又在原来的劳动力市场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本以为能够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被男主人性侵。

辞掉工作的跑出来的小姑娘没有想要报警的想法，或许是因为法律意识的淡薄，或许是因为羞耻，也可能知道报警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她又一次回到了劳动力市场，再次遇到那个红灯区的妈咪的时候，她已经放弃了挣扎。

“这就是我的命吧。”最后，她给自己的一生下了一个宿命式的结论。

除了通过朋友介绍进入色情行业中的年轻女孩，单亲妈妈也占据了其中的一大部分。

在过去的日本，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非常严重，女性被看作是不可完全利用的人力资源，很难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

而因为离婚或者丈夫的突然离世，已经和长时间和社会脱节的单亲母亲，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由于需要承担独自照顾孩子的责任，难以完全投入进工作中，有些公司在一听到是单亲妈妈的时候，就会立刻将其淘汰。

因此，很多单亲母亲只能选择做短期且不稳定的合同工，但是这种工作的薪水很难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花费。

据“东京都单亲家庭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很多单亲妈妈，带着孩子生活极其艰苦,有的时候家里连一点大米都没有，只能靠仅剩的挂面充饥。

或者是煮三根胡萝卜和孩子分着吃,甚至连水电煤气都被停用。”

一位因为丈夫家暴，带着三个孩子离婚的单亲妈妈礼子，在每天打四份零工的情况下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

六年级的大儿子想要做足球运动员，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但钉子鞋实在太贵了，买不起，最后只好退出足球队；

孩子们上补习班的钱也拿不出来，现在开始努力攒钱的话，高中的时候才可能上补习班；

经常独自在家的小女儿需要手机来和妈妈联系，一次，她提出想要把用了很多年的老式手机换成智能机。

但是妈妈告诉她，我们买不起。在那以后，小女儿再也没有提起换手机的事。

因为生活的压力患上抑郁症的礼子，严重的时候甚至没办法起床，看着努力帮忙做家务的孩子们，她的心里被愧疚感折磨着。

因为穷，孩子们只能穿别人的旧衣服，吃粗茶淡饭，营养跟不上，也不能参加喜欢的课外活动。

单亲妈妈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已经比正常家庭的孩子落后一大截，而这种差距，无论日后多努力，都是难以弥补的。

在这种情况下，单亲母亲更容易选择工作时间自由，收入较高的色情行业。

在日本，为了照顾单亲妈妈的生活，甚至出现了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一条龙服务的性派遣公司。

公司会为来工作的单亲妈妈分配宿舍，联系好托儿所并承担一半的托儿费用。

我们在文章开始提到的小花，在被沉迷老虎机的丈夫赶出家门。

带着女儿无处安身时候，性派遣公司为她解决了宿舍和女儿的托管问题，使母女二人能够得以顺利渡过难关。

在日本，因为色情服务行业的合法性，性派遣公司针对的单亲妈妈的进行的援助措施得以实行。

但是，在中国色情服务是违法行为，单亲或是需要独自养家的女性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

一位接受采访的中年“小姐”表示:“刮风下雨也要去摸摸舞”。

这时正是2010年大扫黄的时候，检查非常严格，做摸摸舞的风险很高，收入又很低。

但是，重病的丈夫躺在医院里，钱像流水一样大把的花出去，家里微薄的积蓄只是杯水车薪。

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日常的生活也得人照顾，除了做“小姐”，她找不到别的出路。

“我不赚钱谁赚钱？我又没有别的技能，除了这个，我还能做什么？”

就像是《我不是药神》中，因为女儿得了重病，被迫做舞女赚钱的思慧。

很多时候，这些看起来脆弱的女性，为了支撑起一个家庭，拯救自己的亲人和爱人，往往能承受我们难以想象的压力与痛苦。

“小姐”的痛苦与灾难的代际传递

除了“做生意”，这些“小姐”在日常生活还要承担着许多我们难以想象的风险和痛苦。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做小姐，很可能会染上性病或者艾滋，这也使大多人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不及。

但是，对于小姐来说，性病和艾滋并不是在他们担心的首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病是可控的，总有办法治疗，大不了不过一死。

对于这些“活到三十岁”就满足了的女孩子们，对于身体的担心总是最少的，她们最担心是被抓被罚，以及来自于警察和客人赤裸裸的身体暴力。

在扫黄的过程中，小姐们难以避免的会遭受身体上的暴力，而一旦被抓住，就要面临十五天的行政拘留。

而很多客人是利用小姐的这种恐惧心理，会对其实施抢劫、威胁、身体或者性暴力，甚至是杀人。

因为他们笃信小姐即使受到伤害，也不敢报案。

除此之外，因为外界存在的对小姐的歧视，她们还要承担被熟人知道，被媒体曝光的风险。

做小姐的人对于自己的职业往往是保密的，曝光以后的“社会性死亡”让她们难以承受。

上文中我们提到的那位为了家庭做摸摸舞的“小姐”在采访的最后也说到：“扫黄我不怕，顶多我受一点苦，但是这个过程中如果我被曝光了，我就跳楼。”

她们难以承受来自外界的歧视与指指点点，同时，他们的家人也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设想一下，在病床上的丈夫知道妻子为了赚钱而去做“小姐”，他会怎么想？

而她的孩子们，又会在学校受到怎样的对待？

《悲伤逆流成河》中，易遥的母亲在家里面“接客”，客人用了她的毛巾，导致她染上性病，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校园暴力，最后自杀。

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小姐”们的孩子，是否能够健康成长，让人担忧。

更严重的是，有些小姐的孩子，一生下来就会被母亲抛弃。

在日本，有一个叫做“婴儿篮”这样的机构，怀孕的而无力抚养孩子的母亲可以在这里生下孩子，而“婴儿篮”的负责人，会为这些孩子找到领养家庭。

二十三岁的理惠（化名），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来到了“婴儿篮”待产。

高中毕业以后的她来到东京的夜店上班，房租和生活费都是靠信用卡贷款支付，由此背上了几百万日元的债务。

凭着一腔热情，独自来到东京打拼的理惠，最近一直在做性派遣的工作，没有避孕措施的性行为也发生过很多次，因此完全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对于这个孩子，她带着满满的厌恶。

在候诊室等待的时候，她将手垂直地放在身体两侧，完全没有抚摸肚子的意思。

“怎么说呢，或许我很冷淡，我没有和肚子里的孩子说过一句话，开始胎动的时候只会觉得很恶心。我知道肚子里有孩子，不生下来不知道什么感觉。”

这个父不详的孩子，对理惠来说只是一个急于摆脱的负担。她每天都去河边散步锻炼，希望能够尽早生下孩子回去工作。

而对于这个孩子唯一的期待，就是希望孩子长得像自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她在世上最讨厌的人种，要是像他，那孩子就太可怜了。”

在中国，这样的收容机构也没有，不知道那些意外成为母亲的小姐们，是如何决定孩子的一生。

无论是在色情行业和被承认的日本还是不被承认的国内，“小姐”都是一种极其低自尊的职业。

以陌生男人为对象的性交易，会给大多数女性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在日本，很多女性接完客以后，有的会在背地里偷偷呕吐，有的为了减压经常跑到“牛郎店”里借酒浇愁，酒钱还是借的，因此为了还债还要继续卖身。

在中国，“小姐”的痛苦更多的依赖“药与酒”来缓解。

她们的工作场所使她们比常人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有着着昂贵的价格，对身体也有极大损伤。

日本一家性派遣服务公司的负责人三上说，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基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人际关系破裂（被家暴、被虐待、没有朋友） 

不具备适应社会的知识 

没有贞操观念 

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 

稀里糊涂就欠下了债 

对安眠药等处方药有依赖

中国的性工作者，基本同样具有上述特点。

在日本，色情服务业是被政府承认的正当职业。而在中国，卖淫嫖娼是违法犯罪行为，中国的性工作者可能境遇更糟。

边缘的议题，反映主流的问题

在日本，色情服务业的发达反映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崩塌、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和贫困的代际传递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日本近些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推进“女性经济（Womenomics）”希望通过动员女性进入市场生产而复苏经济。

其中一个例子是“Ikumen Project”，该计划希望通过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和育儿劳动来减轻妇女的负担，从而有机会外出工作，可简单理解为日本的“奶爸计划”。

然而，对于回归家庭的男性予以奖励，反而强化了社会上男性本来不应该承担家务的观念，因此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尽管提倡女性回归职场，但就业歧视依然存在。记者Motoko Rich报导了这样一位妈妈:

尽管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女性留在职场，但她依然因为怀孕被供职的早教机构以“一般女员工结婚生子都会主动辞职”的缘由劝退。

由此看来，只是从表面解决问题是不可取的，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日本的单亲妈妈大量的投入色情产业，正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出了问题。

妈妈们难以领到足够的补助金，托儿所又需要排队等候入院资格，繁琐的手续和时间的浪费都是单亲妈妈们难以承担的。

而所有问题，流入色情行业，意外怀孕、性侵、虐待，都基于一个点的延长线上发生，这个点就是——贫穷。

贫穷不仅指经济上的贫穷，也指精神上、情感上的贫穷。

低文化水平的女性，缺乏自保的能力和意识，往往是弱势群体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而作为母亲，她们的灾难同样会对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

2010年7月，在大阪的闹市区的公寓发现了一对五十多天没人照顾的年幼姐弟的尸体，一个是三岁的女孩、一个是一岁多的男孩。

闷热的房间里堆积着大量的衣物和垃圾，孩子们依偎在一起双双离世，她们从事性服务行业的母亲随之被逮捕。

所有人都在谴责母亲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假如这个母亲在小的时候，就接受过来自亲人足够的关爱，懂得怎样爱与被爱，她会对自己的孩子置之不理吗？

假如她受过足够的教育，她会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生下孩子吗？

她会找不到能够抚养孩子的工作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伤身体吗？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女性贫困都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进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