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美关系的危险前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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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的戏剧性阶段，因为人们不知道被鹰派控制的白宫下一秒会做出什么。“鹰派”这个词语可能不准确，因为其表达的仅仅是态度强硬的爱国者，而目前白宫的官员们处于亢奋状态，这使得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威胁。

在新冠大流行病重创美国后，特朗普将自己陷入大选来临之前的困境迁怒于中国，他不再制约白宫内成群的反华派，而是选择加入其中，竞争性地抨击和教训中国，以显示自己的强硬。这是他的传统支持者所乐于见到的，但也是极其危险的。

在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过程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将责任全盘推给中国，这是当今世界日益由立场而非事实主导的表现之一。我们有必要避开观念分裂和对立的陷阱，客观看待中美关系的质变历程。

一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发表了猛烈攻击中国的演讲，他宣称“尼克松开启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呼吁西方组建“国际反华联盟”。

事实上，“接触政策失败”是美国近几年的流行话题。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在2018年3/4月刊《外交杂志》 发表的《思虑中国》一文，将这一问题系统化地提出来。他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焦点转移，为美国维护全球主宰地位和制定打击中国的政策寻找一个可以让世界接受和支持的理由，但也隐藏着“冷战”企图。

当时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建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那时候中国还到处张贴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美国是想利用接近中国获取地缘政治优势，为美苏争霸的目标服务，而苏联当时也是中国的敌人。在冷战结束后，中国还是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制裁，但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更加自信。在美日贸易冲突之下，尤其是日本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雁行战略”后，克林顿选择将中国作为美国全球分工体系中新的制造基地与市场，他对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更加乐观，最终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一种共同需要的双赢安排。

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将“华盛顿共识”通过自由贸易与多边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任职之初一改中美建交后的对华接触政策。他试图抛弃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规则支配”原则，转而试图通过武力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霸权。如果不是反恐战争吸引了他注意力，以及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分工体系重组，中国就不会有和平的环境和快速增长的机遇。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但各自国内逐渐出现崩坏的痕迹。

在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泥潭之后，美国又爆发了次贷危机，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经济结构失衡展现在世界面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奥巴马政府将外交政策重心转移到中国。他采取了“自由现实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在多边和进步性方面坚持自由主义取向，维持美国的规则支配地位，要求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在大国关系中采取现实主义，遏制中俄，被称为“有原则的多边主义”与“有道德的现实主义”的结合。

为了在内忧外患中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宰地位，奥巴马在国内推动结构性调整：再工业化与医疗改革，改善经济结构失衡，修补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分化。在外交政策上，他多管齐下。在中东支持“颜色革命”的同时进行战略收缩，还在乌克兰和南海地区与中俄博弈。具体到对华外交政策方面，他接受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反恐、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合作，同时在政治上制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达成新的契约，试图吸引在中国的供应链向TPP成员国转移，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企业并购和技术交流、产品贸易进行阻挠。他试图通过地缘政治、贸易、科技等政策实现对中国的规制，阻止中国扩张政治影响力，削弱经济增长动能。

民主党总统制定规则支配体系以实现自由主义秩序的时候，会削弱美国的权威并接受规则约束，向国际机构让渡实质性决策权，从而限制了一些主权利益。在一些选民看来，他们被自由主义精英们抛弃了：大量移民和产业外迁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正因如此，英国人通过脱欧公投来从自由主义精英手中夺回国家的控制权，美国人则选择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特朗普。

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他不喜欢自由主义者建立的那些也会束缚美国的规则体系，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基本原则，以“美国再次伟大”为结果导向，通过极限施压的策略，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以美国至上破坏全球化，要求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大国出让给美国更多利益，其臭名昭著的表现除了挥舞关税大棒外，还有频繁“退群”，退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基于规则支配的诸多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唯美国独尊。在对华政策方面，他与奥巴马颇为相似：印太战略（与亚太再平衡相似）、贸易战（与TPP相似）、科技脱钩、破坏供应链等。

二

如果仅仅观察过去3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享受冷战胜利与信息革命双重红利的美国达到实力巅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克林顿想通过经济全球化以及“人权高于主权”在全球推行自由主义，小布什则以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的武力威胁进行价值观布道。但是，两场战争以及次贷危机使得奥巴马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进入了艰难维持美国主宰地位的阶段，即内部进行各种尝试性调整，外部在战略收缩的同时，打压对手。如果说奥巴马基于自由现实主义理念同时遏制中俄的话，川普则更加务实，想联俄制中。

民主党总统倾向于通过“规则支配”实现全球霸权，克林顿想把中国纳入多边体系加以约束和演变，奥巴马则是重新设立规则规制中国崛起。共和党总统则选择直接使用力量表达自己的意志。二者的区别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使用的区别。但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他们都具有共同目的，即巩固和维护全球主宰地位，并将对华外交政策置于该目标之下。

美国两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高树意识形态旗帜，试图将其价值理念推行到全球。在美国国内，两党及其政治人物相互攻击，强化意识形态对立，拉拢支持者。比如疫情期间是否该戴口罩不再是科学问题，政治极化导致意识形态在美国有时已经走火入魔，超越了常识和人性，成为社会分裂的根源。意识形态对立导致相互否决的政治极化现象，造成了美国巨大而持续的内外消耗，特朗普看到了这一点并试图超越华盛顿的政治游戏规则，这也反映为其外交政策抛弃价值观而变得更加赤裸裸。

在外交领域，美国高举意识形态大旗，一是让人看不到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本质，即主要是为了促进和维护本国利益，削弱竞争者，巩固全球主宰地位，二是美国可以用意识形态孤立、打击对手或所谓的反美国家，笼络联盟，但美国几乎从没有要求服从它的王国和军事独裁政权更替。对华政策上，不管是二战初期美国残酷地漠视日本侵华，还是冷战后期与中国握手言欢，以及克林顿接受中国加入WTO，均主要是现实主义主导的利益选择。

过去几年，中国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发展与全面改革，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促进社会分配公正，中国外交政策则是为国内改革服务的，主要体现为道义追求。中美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使得美国一些政客考虑抛弃接触政策以抑制中国。这是蓬佩奥提出“接触政策失败论”的原因。蓬佩奥将中国塑造为自由世界的敌人，试图组建新冷战联盟。但讽刺的是，特朗普为了美国利益频繁“退群”。他在破坏多边体系与同盟架构后，寻求组建新的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联盟，依然是为美国利益服务。

三

新冠大流行病重创了美国国际领导者的形象，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激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为日后埋下隐患。新冠大流行导致的企业倒闭与失业现象加剧了社会分化，种族矛盾可能变得更加尖锐，政治极化并没有因为共同敌人病毒而缓和，反而裂痕更大。中国则很快地控制住疫情，恢复了经济增长，并成为世界抗疫物资生产与援助的中心之一。这也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心理发生了变化。

现在看来，特朗普政府可能试图以频繁且不断加重的挑衅激怒中国。如果中国不做出反击，则会加重压制中国的力度。如果中国做出反击，则会陷入与美国一连串的缠斗中，并在此过程中影响内部发展，最终跌入“新冷战”的陷阱。因此中国必须小心谨慎。

几十年来美国几乎每次大选都会出现“中国综合症”，今年疫情对特朗普选情的剧烈逆转所引起的愤怒，数倍放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工具价值。此时，中国面对两种挑战：一是美国的整体焦虑，二是总统个人的愤怒。因此，中国有必要对特朗普团队的攻击保持理性反击，暂时不能因为回击他的政府而破坏几十年来中美积累的交往信任，将特朗普团队与美国加以区分，可以避免跌入陷阱。

中国将面临一个更加复杂和危险的世界，必须具有对变化做出及时适应性调整的能力。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各国。在后疫情时代，经济衰退与社会分化导致的民粹崛起、政权脆弱等因素很容易造成世界无序动荡。一些大国也不希望惟独中国继续增长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美国政治极化使得向外转移矛盾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弥补内部裂痕。年轻一代政治人物正在逐步接手美国，这些人对中国缺乏历史感，且在政治极化环境下形成斗争性政治思维，美国日益复杂的国内局势与极化的政治人物都对未来中美关系构成威胁，任何可能性都无法排除。

事实上，能否对中国采取理性的政策也影响着美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抉择的压力并不小于中国。美国前途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中国零和博弈的意图，将持续影响未来的世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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