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疫情是香港社会一面照妖镜（组图）

自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2020年7月再度袭港，令香港爆发第三波疫情以来，香港社会一度陷入极困难时刻。第三波疫情亦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不少香港长期存在的问题，涉及缺乏防疫观念、基层困境、弱势群体、大市场小政府文化及政治挂帅。

缺防疫意识 致防疫失守

第三波疫情爆发的因素众多，港府防疫措施不力，豁免强制检疫固然是其中一个漏洞，但港人缺乏防疫观念同样责无旁贷。卫生署多番强调，社会必须连续二十八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才算最低限度的安全。香港第二波疫情完结后，曾有过一段时间“清零”，连续二十多天没有新增本地确诊个案。由于香港人生活素来多姿多彩，在疫情前两波时忍受较为简朴的生活，已让不少港人对沉闷的节奏感到不满。多月的忍耐让不少港人放下戒心，更有人举行大型派对及拒绝戴口罩。而第三波疫情是由一个传销群组率先爆发，导致超过三十多人确诊。即使港府强制市民必须在所有室内外公共场合配戴口罩，但街上及郊外仍能见到不戴口罩者。

由于卫生防疫观念落后，在第三波疫情中，即使口罩存量充足，不少港人依旧循环使用口罩，或配戴口罩时只将口罩盖过嘴唇，让鼻子外露，口罩功用大打折扣。部分缺乏防疫意识的年长港人，只视口罩及防疫工具为“形式”，而不是作防疫用途。相比下，青年人及中年人士的防疫意识较好，大多愿意配合港府的防疫措施，例如正确配戴口罩及遵守“限聚令”等安排，这亦说明为何第三波疫情中，确诊个案多为长者。

多年来，许多港人都以香港卫生防疫观念现代为自我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尤其是经过2003年非典（SARS）疫情后，港人的防疫观念相比全球各地明显较为现代。在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也就是武汉大爆发时，香港舆论还有不少声音批评内地民众防疫观念落后，称赞港人防疫观念现代。但从香港第三波疫情爆发的情形来看，港人的防疫观念并不如人们想像中那么现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港人防疫意识落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波疫情的爆发和快速蔓延，与部分港人只重自身享乐及缺乏防疫观念密不可分。现时香港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港人应反省和提升个人防疫意识。

疫情爆发 基层港人雪上加霜

香港首波疫情爆发时，媒体揭示不少基层港人的困难及辛酸。当时，港府实施防疫措施不力，未有积极有效地协助基层民众，不少港人担心自身感染，纷纷囤积粮食及“抢口罩”。由于口罩需求大增，部分商人提高售价获利，令基层港人难以负担。但凡有店铺出售平价口罩，门口人龙不见尾，甚至出现长者、伤残人士在黑夜中冒着寒风排队等购口罩一幕。

不久后，疫情有所放缓，港府向市民免费派发可重复使用的“铜芯抗疫口罩”，让香港的“抢口罩潮”告一段落。在第三波疫情中，港府严格实施防疫措施，希望港人多留在家中，以免增加感染风险。不过，不少基层港人由于生活条件限制，住房窘迫拥挤，小小单位居住多人，感染风险不比街道少。

另外，香港素有不少无家可归的露宿者，夜晚多在公园或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睡觉。当港府实施禁止堂食及封锁公园等康乐设施后，这一群露宿者只能在街头桥底瑟缩一角，让卫生环境愈加恶化。疫情正好反映基层港人的生活困难尤其是住房问题非常严峻。众所周知，多数港人住房面积本来就狭小，基层港人的住处更是逼仄拥挤。香港还有20万人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极度逼仄的劏房内，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几平米。在第三波疫情中，基层港人及露宿者的困境，无疑凸显香港房屋问题。无情的疫情让基层港人生活雪上加霜，港府发放一只可重复使用的口罩或采取效用有限的防疫措施，对他们来说分别其实不大。对于港府来说，应该从第三波疫情中看到基层港人的困境尤其是住房困境，负起为政者的公共责任，努力帮助基层港人摆脱困境。

印佣确诊 揭弱势群体孤立无援

第三波疫情肆虐，小区传播迅速，形成众多且复杂的传播链。当中，一宗印佣确诊个案让香港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困境。该名印佣离开旧雇主家后，辗转入住两间外佣宿舍，与数十名佣工共住，及后证实确诊，这不禁让人担心香港爆发家庭外佣群组感染的机会大增。受疫情影响，不少家庭对外佣的需求大增。根据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结民证实，疫情下雇佣中介公司宿舍接待的外佣急增，300多平方尺的宿舍可能容纳20多名外佣，其挤逼密度让人匪夷所思。

在疫情中，这无疑反映外佣宿舍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事实上，港府及社会长期漠视弱势群体的待遇。 2015年，印佣Elis Kurniasih意外身亡，当时外界怀疑外佣宿舍过于拥挤，事主须被安排于露天平台住宿，意外地被落石击中身亡。而外佣来港工作，经济条件及信息有限，难免需短暂入住中途宿舍，等待工作机会。多年来，部分中介公司向外佣收取天价费用，却未有提供合理的中途住宿以及其他保障。

对此，港府满足于消极处理，只进行有限度的例行巡查，在2010年至2014年间，劳工处每年巡查中介公司的次数平均达1,400多次，但成功检控的公司数目平均只有4间。港府漠视处理的手法，自然助长业界的猖獗行为。而在第三波疫情中，弱势群体的艰难状况再度引起社会热议。面对一时的舆论压力，港府或许在短时间内会对弱势群体有一定的协助，以解燃眉之急。但最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热议过后，在事件失去热度后，港府应继续持之以恒保障弱势群体。否则，弱势群体的困境只会如恶性循环般不断重现。

应检讨“大市场小政府”文化

香港回归前后，不论是港英政府或特区政府，治港均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让“大市场小政府”的治港理政文化一直延续至今。长久而来，“小政府”助长“大市场”崛起，导致少数精英垄断多数红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严重损害普通港人福祉。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向公众表明，为尽快取得港人信任，会移除三座“大市场”的大山。这三座大山分别是对公营房屋商场经营垄断的“领展”、每年有盈利却连番加价的“港铁”及对劳工退休保障有一定压力的“强积金对冲”。不过，林郑上任多年以来，亦无力处理这三座大山问题，让港府一直保持“小政府”，而“大市场”一直横行，未见有减弱之势。

事实上，“大市场”的本质便是香港老大难房屋问题的元凶。港府一直容许各大开发商在市场收购旧楼重建，一度停止卖地并停售居屋，令房屋供应量减少，促成香港楼价持续急升，不但让香港连续十年登上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榜首，更让香港出现不少“地产霸权”。而“地产霸权”的横行又让香港公营房屋建房量不足，令不少基层港人需要在私人市场付高昂房租费用，等待入住公营房屋。港府长年的“大市场小政府”态度，亦在第三波疫情中表露无违。在疫情爆发时，港府宣布公务员可以在家工作，并无强制私人企业执行，只呼吁各大企业尽可能让员工在家工作，无视病毒给私人企业员工带来的风险。

由于长年积弱，港府需要依靠大企业支持各项施政，只能不断向大企业做出退让。同时，许多企业也因此有恃无恐，利益至上，不理港府呼吁，不允许员工在家工作，忽略对员工健康的保障。虽然港府一直希望全城在家工作，再配合各种防疫措施，让香港尽快度过疫情难关，但由于许多大企业的不配合，拒绝政府在家工作的呼吁，让香港街头依旧熙来攘往，暗藏感染危机，疫情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第三波疫情的出现，亦如向港府倒下一瓢冷水，警告港府是时候纠偏“大市场小政府”文化。

政治挂帅 反中意识形态遮蔽理性

因为第三波疫情来势凶险，香港单纯依靠本地资源难以控制，港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求助。由于内地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各地专家亦有防疫实战经验，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内地专业人员赴港协助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

疫情肆虐之下，港人健康遭受严重威胁，中央支持香港本是再单纯不过的事情。不料，部分港人受长期反中意识形态影响，竟然质疑中央的举动有政治目的，而非真诚协助港人抗疫。当内地抗疫人员到达香港下塌酒店时，部分泛民主派的区议员竟然举行抗议示威，网上更有传言指，北京热心协助港府加强检测的目的，是从中收集港人的基因数据。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表示，不论从人道还是国家责任的角度，北京协助香港都是出于关怀，他批评部分港人是将事件政治化。事实上，近年陆港两地矛盾激化，不少港人受意识形态分歧影响，抱持“逢中必反”的心态。有内地旅客到港旅游更被少部分港人恶言相向，甚至肢体袭击。近年，香港各种政治事件更使陆港两地关系恶化，让港人对内地的不安情绪和偏见持续升温。在第三波疫情中，北京协助香港抗疫的行为被污名化为不怀好意的政治行动，反映不少港人已经让反中意识形态遮蔽了理性。

只要愿意承认现实的人都不难看到，“一国两制”是今天香港最大的政治现实，港人的利益和内地紧密相连。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确存在意识形态和认知上的分歧、矛盾。这本是正常现象，只要彼此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就能逐渐化解。可遗憾的是，不少港人的意识形态偏见越来越深，以至难以自拔，长久下去，既可能造成个人的困扰和痛苦，又可能导致社会撕裂，损害陆港本就脆弱的互信。为免情况恶化，港人实在应该走出意识形态的樊笼，不能持有政治挂帅及仇中心态，将所有事件政治化。

香港上述问题在疫情中，如镜子般折射出来。这些问题如三尺寒冰，非一日之寒。港府及港人正好可以痛定思痛，透过疫情这面镜子，尝试解决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