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后中印边境再“响枪”，莫迪政府转移内部矛盾“玩火”（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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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后，中印边境局势再度持续升温，两国士兵剑拔弩张，双方都开始派驻坦克部队进入争议地区，甚至出现“鸣枪事件”，引发国际极大关注。“中印之间究竟是否会发生一场战争？”的疑问成为一片阴云，飘荡在班公错湖的上空。

边境枪声中印军事冲突风险陡增

9月8日凌晨，中国军方西部战区发言人对外发布消息，指控印度军队在中印争议边境班公湖南岸向中国边防军人鸣枪威胁。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称，“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印军在行动中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现地局势。”但说法随即遭印度国防部驳斥，印方指控中国解放军鸣枪。

虽然两国军方在互相指责，但是“鸣枪”这一军事动作意味着这是双方在有争议的边界沿线数十年来首次动用枪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9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事件中，印方首先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这是自1975年以来，两国边境的平静首次被枪声所打断。”赵立坚所说的“1975年后首次”是指中印最后一次交火发生于1975年10月20日，当时印军首先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入两国没有争议的中国领土范围，解放军开枪造成印军边境巡逻队4名官兵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次边境冲突后，印度高官被曝参加了一名“特别边防部队”士兵的葬礼，而这名士兵正是在上述班公湖南岸行动中因误踩地雷而丧生。不难看出，印度方面的特种边境部队成员已经参与进中印边境的争端之中。

对于“鸣枪事件”后各方释放的信息进行解读，或许能够给舆论提供俯瞰此事的角度。

首先，中方对于此次“鸣枪事件”的定性十分严重，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印军此举推高地区紧张局势，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更直接地说，如果不是中方的克制，此次鸣枪后，中印是极有可能再度上演1962军事冲突的旧事。当时围绕两国边境线，中印发生了局部规模战争，中国军方以伤亡2400余人代价，歼灭印军7000余人，

其次，“鸣枪事件”后，中国军方的回应“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现地局势”。这短短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在印军鸣枪后，中国军队也应该进行了“还击”，比如对应鸣枪。同时稳控说明当地局势仍然保持在可控局势，尚未到更大规模热战冲突局面。同时，也证明目前中印双方军队已经进入“实弹状态”，中印双方部队已经在一线对峙中配发实弹。从此前中印两军已经将坦克部队派驻前线，进入火力范围等信息解读，中印前线部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正在急剧上升。

再次，解放军也从7日后开始加强对印度的“示警讯号”，比如加强在中印边境的“军事演习”规模和频率。9月9日，《解放军报》披露，近日，西藏军区某旅组织多型主战装备，在海拔4,900多米的某地域展开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报道曝光了演练现场画面。画面显示，演习中火箭弹同步齐射密集如雨。另据中国央广新闻披露，西藏军区某特战旅与某陆航旅联合在海拔4,000米多的陌生地域组织高原首次成建制伞降训练。

因此，“鸣枪”之举更有可能是印方“以武促谈”，希望借此在谈判桌上向中方索要更多筹码的行为，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期频繁释放的“印方坚定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态度，同印度军方的强硬，只是二者联袂演出的双簧，因为同时印度总理莫迪仍在国内大肆打压中企。

转移内部矛盾莫迪内政遇双重危机

为什么印度要在中印关系上如此“玩火”？更直白的说，这一切是莫迪挑起中印边境议题，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操作。“鸣枪”一事是印方故意挑动边境冲突，转嫁矛盾之意图，通过激化中印冲突转移其国内疫情、经济下滑等内部矛盾。

印度的双重危机，经济疲弱和失控的公共卫生灾难，使得莫迪政府进退维谷。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保持全球第一。据印度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9月10日，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4465864例。其中死亡75062例。9月9日，印度新增确诊病例95735例，再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的单日最大增幅。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也创下新纪录，共新增1172例。在各行政区中，目前共计有12个邦和地区确诊病例突破10万例。其中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确诊病例已突破96万例，排名第二的安得拉邦和第三的泰米尔纳德邦分别突破了52万和48万例。

印度疫情除了全国确诊病例总数加速增长，更出现疫情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疫情高速蔓延的态势，使得形势更加难以遏制。尽管与中国同是人口大国，但是在公共卫生条件上，印度距离中国相距甚远。尤其在农村地区，缺乏基本的医疗支持。疫情在印度农村的传播方式将与城市迥然不同，虽然城市的疫情仍在肆虐，但医生和卫生官员已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疾病的情况，因为80%的医生和60%的医院都在城市。目前，约有6亿印度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只有约25%的印度农村人可以享受到公共医疗的门诊服务。例如，在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比哈尔邦，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根据2019年的《全国医疗概况》，该邦每万人只有1张病床和不到4名医生，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每万人拥有超过60张病床和26名医生。

经济方面，印度政府在8月31日公布，2020年第二季度，该国GDP较去年同期下跌近24%。这是数十年来印度经济最大一次收缩，也创下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中最严重的第二季度滑坡。印度农业产值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3.4%，但除此之外，其他行业均形势惨淡。建筑业产值同比下跌50%，制造业下跌39%，贸易、酒店和其他服务业产值下跌47%。在疫情爆发之前，受累于信贷增长放缓，2018年还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印度经济已经开始走弱。新冠病毒大流行更是加剧了印度经济的下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学所的高级研究员阿米滕杜·帕利特说：“即使与深受新冠大流行影响的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经济萎缩的程度也是非同寻常的。”

中印关系将进入“小打不断”的新常态

因此，面对疫情和经济双重危机的莫迪政府，就需要转移矛盾，将内部愤怒的民意转移到“边境问题”上。毕竟转移矛盾，激化矛盾是印度高层擅长之举，在此前内部政治选举中频繁使用，尤其是莫迪本人。

莫迪在17岁时候就加入了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志愿服务者联盟（RSS），这个组织也是目前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核心。该党以印度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在1992年拆毁巴卑尔清真寺事件中，人民党就是重要的幕后推手。莫迪本人的政治纲领中更是长期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在他主政家乡古吉拉特邦期间，曾发生一系列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教派对抗暴力事件，冲突导致超过1000人丧生。作为印度教支持者的莫迪不仅对暴乱的扩散毫不作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印度教徒的复仇。此举虽然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但是也给莫迪赢得了印度教教徒的信任，成为他后来赢得大选的基本盘。

如果说，莫迪政府能够在内政上通过“激化宗教矛盾”来赢得选举，那么“激化中印矛盾”来转移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疫情双重困局，也就成为可能性很大的事情。

基于以上判断，中印之间会否在边境线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无论是中方的意图，还是印方的“转移矛盾”的目的，都是可能性较低的事情。但是边境线上持续“敲敲打打”，也将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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