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紧张关系下，联合国度过冷清的75周年（图）

周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查莱特大使（Cherith Norman Chalet）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出席纪念会。她批评“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有意义的改革，常常缺乏透明度，而且太容易受到专制政权和独裁政权议程的影响。新的威胁也需要联合国提供新的敏捷性，这些威胁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破坏互联网自由的努力”。

和其他多数国家元首一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发言，他呼吁联合国 “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突出位置”，强调“中国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他还要各国考虑，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势新挑战”面前，“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

美中两国作为该组织的创始国和权力最大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发言的官员层级和发言内容反映出两国对这个国际组织态度的极大反差。美国作为东道国第一个发言，联合国大会文件上原定美国国家元首发言，但显然不仅特朗普总统，甚至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都没有与会。

虞平：中国人权这么差，却把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中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并走向对抗凸显了联合国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旅美法律学者虞平认为，中国利用联大一国一票的规则，在联合国拉拢小国，“关键是中国的口号越来越具进攻性，它要彻底改变或者说正在逐步地实质性地改变自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人权的基本的概念。”

过去几十年来，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阻止了联合国对其严重的人权侵犯发声，中共在新疆建再教育营拘禁数百万穆斯林维吾尔人，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破坏一国两制、镇压民主抗议活动，最近又在内蒙古大幅减少蒙语教育，这些对人权的公然侵犯都未能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地位。

对于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最不能容忍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国把持着。中国人权这么差，却好像变成了一个人权模范国家，这给世界设立了很坏的榜样。”虞平表示。

在周一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说，75年来联合国最大的成就就是避免了人们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他所列数的联合国遭遇的挑战，似乎证明了这个二战后建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处于最弱时期，“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全世界人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灾难迫在眉睫；生物多样性正在崩溃； 贫困再次上升；仇恨正在蔓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核武器仍一触即发；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机遇，但也暴露了新的威胁；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世界的脆弱性。”

他呼吁加强多边合作一起解决难题，“今天，我们有过多的多边挑战和不足的多边解决方案”。

孔杰荣：美国应积极在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

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批评特朗普政府轻视联合国的消极外交政策，他认为，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错过了以比特朗普政府更积极方式发展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机遇，不是撤离联合国、限制我们的支持、批评联合国，我们应该尽可能积极地在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

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总统反对全球治理概念，不满于付给联合国每年大约95亿美元的预算（其中65亿美元用于维和行动），认为那是浪费。

但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偏袒、迁就北京，不敢批评北京掩盖疫情早期人传人的做法，延误全球警讯发布，对全球大流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孔杰荣认为，鉴于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方面，在亚洲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机制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给予其一个机会或一个代表地位。

他说：“你可以回头看看给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三个席位的先例，即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苏联。应该达成一些实际的妥协，这需要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动员多数国家让它们看到给予台湾代表权的重要性，即使台湾问题几十年来都未得到解决。”

孔杰荣认为，所有这一切需要美国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你不能要做这事又不露面、采取半心半意措施、限制对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支持，也不能不断发表消极的、常常是不明智的攻击，不能采取撤出人权理事会的做法。”

不过虞平认为，如果美国和西方盟国认为联合国失去了或是偏离了当初成立的宗旨的话，不排除会另起炉灶，“并不一定要放弃联合国，但可能会组织一个并行不悖的组织，比如西方国家的民主联盟，美国已经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了。”

“美国采取这一行动很大程度上要看联合国的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被中国绑架了，”虞平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