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离不开中国？出走本土的美国企业是否能回头（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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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已有多名权威专家预测因疫情而引发的全球政经震荡要持续数年之久。日前，12名全球政治学者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了对疫情之后世界的思考。有人预测疫情将使美国丧失世界领导权，有人提出全球化进程已经结束，甚至还有人预测疫情之后中国将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灯塔”。

作为右翼政客，特朗普等自然绝不愿意看到当美国身陷囹圄的时候，中国却率先摆脱危机有条不紊地复工复产的情景。于是，特朗普政府想方设法地让本国企业把生产链迁回本国。

可严峻的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迁移生产链是何等艰巨又漫长的工程。以韩国三星电子（KSE）惠州厂为例，从1993年正式投产到2019年彻底关闭停线整体搬迁到越南和印度，这是一个二十六年的老厂。其实，三星电子撤离中国不是近几年才开始谋划的，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布局。从风险评估与制定计划方案到重新选址建厂，从设备搬迁安装到人员遣散安排，三星电子也是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但三星电子撤离中国也并不是表面上看见的结果。要从两个维度看。

首先，三星电子撤离表面原因是中国的用工成本在急剧攀升，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其产品竞争力大不如前，市场份额不断被中国同行挤压瓜分，这才迫使三星电子搬家。到了2018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只剩下0.8%，变成统计资料分类中的“其他”。三星手机从进入中国市场到销量第一花了十一年，而从销量第一到鲜有人问津，仅仅是五年时间。虽然三星仍然排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前二，但在中国手机市场它经历了一场雪崩式的溃败。

第二个维度，是更鲜有人提及的。媒体普遍炒作“三星全面撤离中国”，几乎都忽略了三星在关闭惠州手机工厂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三星在华产业布局已经转型为符合中国政府指导方向的高端制造产业，近六年在华高端产业持续投资，金额超200亿美元，远高于产业调整的金额，今后也将持续在华进行高端产业的投资。”

事实上，三星关闭制造工厂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优化。这种优化，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其一，高端投资扩大——即使后期在手机和PC市场受困，多年来三星在华投资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华高尖端产业投资比重从2012年13%上升到了2018年的55% 。在陆续关闭低端制造工厂的同时，三星先后在苏州、西安和天津部署了半导体生产工厂，全球领先的车用MLCC工厂和动力电池生产线等高端制造项目。

特别是2012年以来，三星电子在西安已累计投资超过250亿美元建立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基地，不仅在当时创下三星电子史上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纪录，还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中国西部半导体产业集群的崛起。

其二，研发投入加强——2018年与2006年相比，三星电子在华生产子公司虽然不断缩减，但研发子公司由4家大幅增加到8家。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三星电子除韩国以外，拥有最多研发子公司的市场。从某种方面来说，这顺势遵循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大趋势。对于自身来说，将低端制造产业转移至低劳动成本地区，在中国保留高端制造产业是三星在中国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如此再看三星真的在全面撤离中国吗？是“不值钱”的三星走了，“更值钱”的三星留下了。事实上，不仅是三星，近年来在华布局高端制造产业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多。

从特斯拉（Tesla）大手笔上海建厂到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独资石化项目落户广东，从丰田（Toyota）和一汽合作在天津制造电动车工厂到法国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在湖北布局生产线，在这些嗅觉最灵敏的跨国公司身上，看到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所以，中国工厂真的对外资失去吸引力了吗？

很多像三星这样将供应链深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供应商已经和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融合在了一起，无法割裂开来。迁移生产链意味着新的投资风险、时间成本、物流成本和市场成本，任何一家在中国市场还拥有巨大份额与利润的企业都不会如同政客那般儿戏说搬走就搬走。中国是联合国（UN）承认的唯一全产业链国家。作为一个产业链极其完整的经济体，其竞争优势就不光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因素。

所以，当特朗普开始对中国企业大举实施制裁措施的时候，最先跳脚的反而是在中国有巨大经济利益的美国企业。在目前局势中，特朗普不可能借用国家机器就能逆转经济规律，让美国的造血能力奇迹般地满血复活。这种无力感，相信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才会对中国企业更加“疯狂”，当然，未来中国企业也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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