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前闪电确认大法官 凸显共和党的政治算计（组图）
美国国会参议院10月26日晚以52比48的跨党派投票结果批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随后，巴雷特便宣誓就职，使得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人数比例从5比4变为6比3。这也是150年来首次出现大法官提名人在没有得到任何一位在野党成员的支持下而获得通过。针对最高法院的更保守化，或者共和党主导的“最高法院”，美国《纽约时报》10月27日社论评论称，保守派让最高法院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
也就是说，经过一番党争，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的向右转，只会让美国进入又一个保守时代。在自由派看来，这和现在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相悖的，或者说是开历史倒车的。
三权分立的美国，行政和立法权力更新之际，突然出现司法这一分支的权力空缺，顿时让华盛顿乱了阵脚。巴雷特的任命必然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导致两党政治极化态势愈发严重。
这种极化趋势自本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奥巴马执政后开始升级，特朗普执政又加速了这一趋势，导致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伴随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和国会撕裂，现如今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也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三权制衡所保证的公正与民主，很难得到保障。
一旦最高司法机构的内部微妙平衡被打破，三权之间的制衡就很容易被党争所绑架。因为在极化党争背景下，大法官提名人选更多呈现意识形态分野，促使最高法院逐渐倾向于为一方政党利益而服务，或成为一党主导的司法机构，进而背离美国民主初衷。现在的共和党很有可能借助当前权力优势，争取对三权制衡的民主体系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
四年来，每当涉及到税改和法官任命相关的党派利益或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共和党总是能够团结在特朗普周围。这尤其体现在通过税改和提名法官方面。比如，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任命了200多位联邦法官，而且多数都是反对堕胎的保守派，且白人男性居多，预计会影响未来数十年美国司法判决。这也侧面反映出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倾向。
但对于特朗普多次冲击宪政底线和种族主义倾向，共和党整体保持迁就姿态。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特朗普无视科学、隐瞒病毒严重性、拖延疫情防控，并借州权和联邦权之分为疫情失控推卸责任。很多共和党参议员不但没有建言劝阻，反而配合特朗普将病毒政治化，视民主党和中国为共和党共同的敌人。但凡共和党在疫情防控方面能够有推进大法官提名的这种紧迫感和精气神，当前美国的疫情也不至于如此严重。
巴雷特上任后，接下来最高法院有关北卡莱罗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延迟邮寄选票计票时间的裁定，必然会有利于共和党。目前，最高法院已经裁定，拒绝推迟威斯康星州大选邮寄选票计票时间延长6天。这就是共和党人的一种胜利，目的就是为了打压选票。
10月14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特朗普提名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举行听证会。（AP）
共和党领导层冠冕堂皇地说大选前推进和通过巴雷特提名和她本人反堕胎、反奥巴马医保方案等保守立场无关，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向民主党总统执政时期那样，尽量地听取党外和民间更多意见。而且，从事后共和党领导层的表态来看，共和党人也丝毫不掩盖自己选前强推巴雷特提名的虚伪。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话更赤裸。他说：“我们过去四年完成的很多成就迟早会因为这次选举而被废止，（巴雷特担任大法官后）他们（民主党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束手无策”。
这等于说，共和党宁可输掉此次选举，也要将最高法院进步一“右倾化”。只要达到这一目的，保守派就可以继续阻挠和封杀自由派或进步派议程。也就是说，今后四年，即便民主党执政，或者掌控参议院，共和党也会凭借在最高法院中的优势继续同民主党斗争。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大法官提名之争，还是疫情防控之痛，都反映了一个现实：两党之争充斥敌我思维，党派利益已经压倒一切，撕开了美国制度的美丽外衣，甚至凌驾于人民健康安全之上，丝毫不会顾及国内民意。执政当局也未能及时弥合社会分歧、促成主流共识。
最终，在野和执政双方为了抢占权力地盘，又难免导致行政和立法权被滥用。比如佩洛西等一些民主党人考虑再次弹劾特朗普，或者掌权后扩充高法席位，填充自由派大法官，就存在滥权的风险。这种想法不仅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持续裂化的氛围中根本无法实现，而且党争色彩过于浓厚，其中带来的撕裂和内耗可能需要数届政府和数代人慢慢消化。
大选前夕，美国各方政治力量急不可耐地进行各种政治算计，无情揭开了美国政治理想主义的背面，暴露出原来美国一直宣扬的三权分立竟是可以被政治操弄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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