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中美关系不会自动好转，中国可帮助打开新局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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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普遍期望，拜登执政会使中美紧张关系得到缓解，进而避免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陷入更严重的冲突。拜登及其核心外交政策顾问认为，中国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是最重要的长期挑战，美国不应与中国打“新冷战”。虽然拜登政府仍会继续在大国竞争视角下处理中美关系，但其立足点在于“让美国跑得更快”，与中国展开正和竞争。

无疑，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等对抗性做法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或许稍显和缓。但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执政而自动解除。不切实际的期望往往会导致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糟糕。应当看到，拜登政府在调整中美关系方面仍面临极为艰困的挑战。

首先，拜登需要处理“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的问题，即避免给外界留下对华软弱的印象，同时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理念和手段。特朗普的任期即将结束，白宫正不遗余力地在对华政策方面打造“特朗普遗产”。近期，在国务卿蓬佩奥的主导下，美国国务院发布《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报告，力图进一步塑造所谓的“中国挑战”，为下一届政府处理对华关系进行框限。拜登如想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施压的任何一项举措，都可能被批评为对华软弱。

其次，拜登需要面对来自民主党党内的压力。以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主党政治人士，在对华态度上非常强硬。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与共和党人并无二致，甚至会更加“意识形态化”。此外，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力量，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也对中国缺乏好感，他们宣扬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伤害了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进步主义的外交政策”还关注国际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非常警惕中国等国将经济力量“武器化”。

第三，拜登上台后将把应对新冠疫情和处理与之相关的经济挑战作为优先事项，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精力和政治资本都将是有限的。共和党很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民主党在众议院的政治优势也会减少，拜登主导的白宫将面临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应当看到，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在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方面有着较深的共识，这一点从《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涉华内容不难看出。众议院的“中国工作组”在今年10月发布报告，围绕如何加大压制中国提出了400多项具体建议。虽然“中国工作组”成员都是共和党议员，但这些建议吸纳了民主党人士的想法。

显然，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带入重大困局，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警告的，双方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不容低估。拜登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其对华政策，不仅关乎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将对2035年前两国能否实现“竞争性共存”产生重大影响。未来几年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于，一方面他们必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的短期风险和冲突，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为管控未来数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立框架和规则。

鉴于这一艰巨挑战，同时考虑到拜登执政的实际困难，必须为中美关系的重启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和路线图，并为此投入必要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

第一，应对中美关系进行修复，纠正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采取的极端做法。中美人文交流的“瘫痪”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是根本性的，“文化脱钩”的做法只会加大中美关系裂痕。双方可以同步采取一些修复性措施，为中美的协商谈判营造良好氛围。比如重新恢复两国在对方国家的总领事馆，减少在人员签证上的限制，停止对媒体记者的打压。

第二，重建中美对话机制，不断强化双方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中美除了应当延续经贸谈判，还需恢复特朗普执政下接近中断的外交对话渠道。美方希望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话，但这也要求美方能够做出必要妥协，而不是只给中方“开单子”。在数字经济、技术治理等方面如何提高对话质量和专业化水平，是中美政府官员面临的共同挑战。

第三，结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发展议程，以务实方式推动中美合作。中方已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并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应对疫情挑战、落实巴黎协定、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防扩散等方面，中美应当制定具体的合作方案。此外，双方还可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四，切实加强危机管控，避免中美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相关交流应得到增强，中美双方需建立多层级的危机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对的相关程序，强化一线军事人员的危机管控意识和能力。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曾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相关机制应当被恢复，以减少中美对彼此的误判，避免两国因“第三方”因素陷入冲突。

总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拜登执政会使中美关系自动好转，但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拜登执政给中美缓和紧张关系带来的“机遇窗口”。为实现中美关系的“战略突围”，双方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并且愿意采取一些超常规的做法。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不要低估自己在引导和塑造中美关系方面的实力，完全可以通过采取必要的“战略主动”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作者：赵明昊（Minghao Zhao），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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