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拜登-贺锦丽的期待：开启美国大和解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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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贺锦丽体系有极大可能开启一个大和解时代，因为他们是成熟、稳重和正直的政客。妥协和交易本来就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原则。

华盛顿坐困重城，2.5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荷枪实弹，枕戈待旦。就职典礼的入场券严格控制，国会山与白宫门可罗雀。市长呼吁所有的市民呆在家里收看实况转播。外地的人员和车辆，全部被挡在了封锁线之外。50个州的州政府广场上全都布满了警戒线，所有大城市，警察高度紧张。

1月20日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就在这样如同战时的氛围中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对于人生中也许仅有一次的总统就职典礼，拜登的这次仪式，注定是寒酸而且冷清的。

但拜登毫不在意，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很符合他多年来的从政性格：低调、务实、缺乏惊奇。

可是也许，这就是立国245年的美国的幸运。在经过了四年风狂雨骤、意外丛生的特朗普时代，美国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稳重到有些无聊的总统。

而更加重要的是：可能，在他的手里，将开启美国新一轮的大和解时代，将美国从分裂和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再次点燃熔炉的火焰，将美国梦再一次植入美国人的心中，为美国的再次崛起和引领世界，奠定人心与宪政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也是一个幸运儿。因为倘若果真如此，他也将成为一位被永恒纪念的总统。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帮他铺就道路的，却是“混世魔王”特朗普。

一

拜登的白宫幕僚长已经公布了他就职最初十天里的工作安排：解决四大危机。新冠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和移民危机。

看起来都像是冲着特朗普来的，一桩桩一件件都在颠覆特朗普的行政方向。但无人能够否认，这就是美国当下的危机根源。而这些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或者说，所体现的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的分裂。

从11月3日之后，拜登所传达的信息，除了具体政策和抨击特朗普之外，其实只有两个字：团结。他要成为所有人的总统，民主党的，同时也是共和党的。

而在我看来，拜登的整整四年时间，也只需要做这一件事：弥合裂痕，团结美国。

1月6日发生在华盛顿的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事件，在许多人看起来，是特朗普“疯王”本能的典型表现，或许也是他的支持者在情绪之下的一次偶发事件，而更加是“川粉”执拗的内心冲动——对国会山事件中的“暴徒”的一些采访，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毫不犹豫地把这次事件称为“未遂政变”。

不，更准确的定义是：宪政危机。

美国总统选举的程序和方法，是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因此，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必须要遵守和尊重宪法的权威。无论大选出了怎样的纰漏，所有的当事人，都只能通过法律的程序进行抗议或修正。

当特朗普在各地法院和最高法院中发起的70多个选举诉讼案被法院驳回的时候，也就是美国大选结果得到宪法认可的时候。

任何超出宪法所规定的行为，都是违宪的。而对宪法所确认的结果进行其它行为，尤其是暴力的行为，就是对宪政的挑战，就构成了宪政危机。

国会山暴动冲击的目标，是国会点算选举人票，也就是冲击宪法权利，从美国宪政的角度上看，就是一次政变，典型的宪政危机。

特朗普责无旁贷。但是，真的只是特朗普吗？在NPR（国家公共电台）名为“你认为特朗普是否应该对国会山事件负责”的调查中，一共有58%的人认为是，而有40%的人认为否，而在共和党人中，只有17%的人认为是。

如果不能够清晰地看见美国最近20年的社会历史，便不能看见这场宪政危机背后的真实危机。

二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上看见American Dream这个词了。

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美国梦这个词是universal的，对所有人行之有效，不分党派，阶层、种族、宗教。

什么时候它开始从媒体中消失的？奥巴马当选之后。奥巴马是美国梦的巅峰。一个有色人种，一半白人血统，一半外国有色人种血统，一个低阶中产阶级，一个底层公务员。

可是，就在奥巴马当选的那一年，美国开始了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次金融危机。但2008年的这次金融危机却不同，它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美国两极分化的极端化时代。

美国分化从建国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精英意识，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平等意识，从来不曾消弭过。

但金融危机之后的分化逐渐演变成了分裂：民主党vs.共和党，全球化vs.反全球化，精英vs.公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在2006年的著作《咆哮的九十年代》中分析说，美国的经济大发展，来自于1992年克林顿执政之后的“大松绑”政策，即，克林顿将许多国有产业私营化，将标准制定权力下放给私企，将一些国家金融限制政策松绑。

它的正面作用是：美国的互联网经济和知识经济爆发式增长，全球化狂飙突进，供应链全球分布。但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看到的是另一面：美国福利制度的崩溃。

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所要求的是知识、创新与跨界。它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福音，但成为了另外一部分人的丧钟。在五大湖铁锈区和中西部农业区，传统产业大量破产，工人和农民处在失业的边缘。东部的常春藤盟校区域，和西部的硅谷区域，成为了全世界财富和创新的天堂。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是解绑政策带来的巨大后坐力：贫富分化达到了二战之后的最高水平。一些人依靠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一夜暴富；另外一些人，老实巴交的北部工人、中部农民和小镇职员，破产、负资产。

为什么美国梦消失了？因为它只适合少数人了。伐木工、洗衣店店主以及像拜登这样的二手车销售员，再也不可能通过勤劳、诚实和正直，实现阶级的跃迁了。

奥巴马忠诚地执行了克林顿-戈尔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经济、新能源和新劳工。可是这一切都那么遥远，人们的房贷、学贷和医保，都已经破产了。

但民主党和精英们还在聒噪：同性恋合法化、堕胎合法化、非法移民合法化、女性平权……“政治正确”的背后是全球化的利益计算：在这个时代中，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获取了全部的成果，而把所有那些无法跟上他们的速度的人全部都抛弃了。

贫穷而困顿的白人保守主义劳工阶级，也就是“红脖子”，从沉默变成了愤怒。贫富分化演变成了阶层对抗，演变成了政党对抗，演变成了精英与公众的对抗。

美国梦消失了，特朗普出现了。他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字字句句打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心坎上。他们也许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辛劳，那么困顿，那么绝望。但他们知道，只有推翻现有的建制，推翻精英，推翻跨国企业，他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工作，获得生存的机会。

到底有多少人相信拜登和民主党舞弊？没有人知道。但他们却坚定地认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才是他们所需要的方法论。他们不相信来自于建制派、精英群体和全球化的代表人物拜登。

进军国会山不是要推翻政府，推翻宪政，是要推翻以往30年来的精英政治、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路线。

宪政危机是美国社会危机的大暴露。它的烈度，堪比当年的南北战争。

三

国人甚少注意美国内战之后的历史，它的名字叫“大重建”（reconstruction）。林肯总统遇刺之后，联邦政府颁布的最重要的法令却是大赦免：所有的南方士兵和军官，全都不追究。连南方军的总司令，也不过在坐了几年牢之后就释放出来安度晚年。

对于南方叛乱的赦免，以及对于南北分裂的反思，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普利策奖获得者路易•孟南德认为，正是大重建时代，塑造了现代美国。

一场宪政危机，却推导出一个团结新生的新国家。

不是危机摧毁了宪政，而正是宪政拯救了危机。只有一场危机以宪政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才会发现，只有重回宪政的道路，才能让这个国家走回健康的道路。

国会山叛乱，甚至可能的就职典礼会发生的武装冲突，才把美国宪政危机血淋淋地撕扯在美国精英、公众、政客、知识分子、保守主义者、普通白人面前，让所有人都看见分裂造成的结果，对美国、对未来、对他们自己所产生的威胁，看到美国即将不再是美国的前景，所有人才都可能幡然悔悟，重新回到宪政的轨道上来。

这大概是特朗普这样头脑简单的地产商人和电视明星所始料未及的事情。他只想利用民粹主义来建造一个王国，但未曾想重新召唤回来了共和国。

拜登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客，但他是一个成熟的政客：而且他运气超好。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说句实话，优秀的CEO特朗普通过强行重新启动美国国内经济，已经大幅减少了失业率，让“红脖子”们看见了希望。但疫情把一切都打回了原形，他才有机会打败特朗普。

过去四年的政治混乱和最后一个月的宪政危机，应当足够让行政经验丰富的拜登看清事实的真相。7400万，将近48%投给特朗普的普选票，说明大选结果并非对于民主党或者拜登的认可，而是在混乱与重建之中做出的无奈选择。

所以如果他足够聪明的话，他未来四年的工作重心应当只有一个：团结。

大选搭档看起来像是拜登，甚或民主党所安排的一个未来策略：78岁高龄的拜登显然不太可能再次在2024年出战，而年轻气盛的贺锦丽反而看起来像是为下届选举安排的顺序接班人。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稳重到乏味的拜登，要开启的时代就是大和解。

戒备森严的就职典礼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消解，让危机无从发生。

大和解当然需要的是一套组合拳：安抚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选民，经济纾困，全球化放缓，工作回家政策适当保留，保持地缘战略紧张感，拉回甚至加强传统盟友，排斥国际和意识形态竞争，继续控制非法移民，扩大合法移民数量。

简单地说，“赦免”或者安抚国内的反对派，制造大和解氛围；扩大外来人口数量，重新点燃美国熔炉，塑造新时代的“美国梦”。

现在，政府的三个分支中，总统和国会两院都已经在民主党的手里了，只有最高法院虽然以6：3的悬殊比例控制在共和党手里，但它无法干预日常行政。拜登的眼前并没有太多障碍。

超过10名共和党议员同意第二次弹劾特朗普，说明两党已经有了一些共识：这个“事后诸葛亮”的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而是防止四年后特朗普卷土重来再次制造危机。

两党的建制派都无法容忍特朗普，都无法坐视宪政危机，都看到了分裂所带来的巨大危害。10多年来的分裂和四年来的疯癫，已经使两党都充分意识到各自的民意资源的巨大流失。民主党建制派看见的是中西部选民的逃离，而共和党建制派看见的是基本盘的动摇。

弥合裂痕，铸造团结，这恐怕至少已经成为两党建制派领袖的共识。彭斯对特朗普的背叛不是什么幡然悔悟，而是重回宪政框架的必须。

四

但共和党也不会坐视未来12年始终掌握在拜登-贺锦丽体制下。特朗普所带来的7400万张选票使共和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统的保守主义美国人依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只要能够坚定维护价值观底线，他们在四年之后仍然可以东山再起。

因此，拜登的“伟大总统梦”事实上充满激流险滩。

最大的障碍便是重振美国经济。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近在眼前，北部传统工业区的没落已经无可拯救，大量无法缴纳按揭的中产阶级已经破产，而医疗保险的巨大缺口谁也无力回天。工作回家虽然只是理论上成立，但事实上的大规模失业也的确不能再依靠外部力量填平。反全球化是特朗普和他的粉丝们的核心诉求，而他当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推动。

美国经济的问题是积重难返，而无法依靠良好的愿望重振。

他的确来自于一个底层社会，年轻时候的艰辛生活，与依靠勤劳诚实的个人性格使他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但他现在能够执掌美国的力量，却是来自于建制派和精英群体。

一部分政治、金融、技术、知识和媒体精英在过去四年里，也已经丧失了理智和判断力。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刺激得他们如坐针毡、歇斯底里。毫无疑问，他们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全部受益者。他们必须得守住自己的成果。

松绑时代所松的绑，不是拜登轻易能够重新扎起的篱笆。但不扎起篱笆，不重建福利和医疗制度，红脖子和蓝领阶级就没有出路和希望。

大批量引进合法移民，从而重塑移民社会的熔炉，看上去是一个精明的方法。但现在不是19世纪，也不是二战之后。低技术的工作美国早就已经职位不足，而高技术移民的涌入会更加侵占白人贫困人口的资源和空间。

共和党选民本身已经极度反感白人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亨廷顿和福山师徒，先后都提出了美国的身份危机。对于美国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的冲击，随着移民人口数量的急剧上升正在逐步变成一个显性问题，拜登能够依靠什么来解决呢？

克林顿-戈尔-奥巴马所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形塑了今天整个世界的普遍意识形态，即多元化、非传统安全危机和“政治正确”。这套体系在全球化时代确实风行水上，普惠全球。世界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经济、气候危机解决机制、移民全球性流动、尊重多元价值、供应链世界化分布。

但它也是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本源：全球性精神危机。全世界的价值观都被打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稳定的价值体系，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全球性阶层冲突，民粹主义的世界性复苏，发展冲动下的环境危机，金融放纵之下的区域级崩溃此起彼伏。

奥巴马看到了这些危机，于是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经济、新能源和新劳工政策。但是，这些都是未来30年的美国梦，今天呢？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贺锦丽看上去像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她太新自由主义了。年轻、精英、女性、少数族裔。特朗普所反对的所有元素都集合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

五

我没有以上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我只能说：大和解是一种必须，就像大重建一样。有了这个前提，一切就皆有可能。

事实上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也都是现成的。在美国，从建国以来解决危机的方案从来只有一个：公正。为所有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建国时期如此，大重建时期如此，二战之后如此，越战之后还是如此。

这就是我认为拜登-贺锦丽体系具有极大可能性开启一个大和解时代的原因：他们是成熟、稳重和正直的政客。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过去四年来都吃了大亏，他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理智，通过妥协来换取和解。

妥协和交易，本来就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原则。

他们还有一个共识：地缘战略竞争的重启。这是奥巴马时代后期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就是中国的崛起。

按照福山的说法，地缘战略竞争从来就没有退却过。只是在1992-2008年的十多年里，它被边缘化了。

地缘战略竞争不是特朗普发动的，他不过是恶行恶相地进行了一场讨价还价而已。但民主共和两党对此却有着深刻的共识：在经济上重置供应链结构，在军事上进行包围，在外交上进行隔离，在政治上发动对抗。

共和党从来的方式都是实行孤立主义，而民主党向来崇尚联盟。

拜登是一个卓越的外交家。他在当选之初就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思路：重返WTO和巴黎气候协议。不仅如此，他也会重新建设传统盟友体系：欧洲、日本和印度。发动欧洲、日本和印度，对中国进行遏制，这大约是拜登中国政策的核心结构。

拜登不会全面退出全球化，他的全球化，将会是一个没有中国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和中美洲，对于美国并不友好的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中亚，他将会以经济手段为杠杆，进行强迫性选择。

国际机构真正变成了工具人：WTO的规则将全面由美国制定，巴黎协定的碳排放交易会变成一个武器，联合国或许会重新恢复活力，但是新增加的常任理事国都会变成美国的交易对象。

惩罚性关税不必有，但是WTO的关税谈判和反倾销条款，会变得越来越严苛。欧洲或许可能会继续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但美国将会联合欧洲政府对贸易进行严格的审查。

地缘战略竞争的格局将会打破过去30年来的格局，从多极化，重新演变成为双雄体系，遏制战略重新回到台面。

如果这个情形看上去已经足够糟糕的话，那么还有更加糟糕的可能性。技术禁运会变成一种常态，在欧美充分共享技术进步的同时，很可能的情形是在未来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必须完全依靠自我研发的力量，去寻找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如果拜登真的实现大和解，重启熔炉，这将同时意味着，中国将面临着10多年的孤立与技术禁运。

经过12年的全球化混乱，未来12年是全球化调整的关键时期。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如果美国可以实现内部团结，而欧美之间能够实现协调发展，一个肉眼可见的新世纪便已经形成：它将由公正全球化、技术新经济和福利新社会所构成。

谁也无法承受错过这样一个新时代。它意味着，整个世界，又踏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它也同时意味着未来世界的新格局：谁先进，谁落后。

也许我是太乐观，也许我同时也太悲观。

但我真实地看见了这样的信号：美国宪政危机已经走到了头，而片面暴戾的全球化也已经走到了头。

如果美国的大和解，能够变成一场全球化的大和解，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新冠危机，它所扮演的角色，才是对全世界的一次提醒和警报。

这个冬天非常冷，疫情又重新回归了。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漫长冬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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