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之父” 海恩斯：敞开家门结交天下客的传奇人生（组图）

吉姆·海恩斯（Jim Haynes），一个以巴黎为家的美国人，既是摇摆六十年代的偶像，也是摇摆六十年代的遗迹，因邀请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到他家吃饭而闻名。他在2021年年初时去世了。

图像来源，JESPER HAYNES

2020年2月，我在新冠疫情封城前最后一次出国旅行。我临时起意，突然想和朋友一起吃顿饭，于是便买了一张票，跳上了去巴黎的欧洲之星火车。吉姆·海恩斯已经80多岁，身体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欢迎我的来访。任何人想去看他，吉姆总是热忱欢迎。

那次旅行的精妙之处现在回味起来，就仿佛疫情时代的对立面。在一个潮湿的冬夜，他位于巴黎14区的工作室里发出温暖的光芒，吸引了我和其他客人。屋内，人们肩并肩地挤在狭窄的厨房里。从未谋面的人们聊了起来，三五成群，用纸盘托着晚餐，互相帮忙从共享酒盒上的塑料瓶口里取酒。

40多年来，吉姆每周日晚上打开家门，欢迎任何来参加非正式晚餐的人们，你只要事先打个电话或发封电子邮件，他就会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他不会问你任何问题。来的时候你在信封里放上捐款就行。

空气中总弥漫着热闹的气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本地居民、外来移民、旅行客们，都在这个狭小的开放式空间里聚集混杂。一锅丰盛的食物在灶上煮得热气腾腾，然后分盘摆在一张大板桌上，大家都自取一份，边吃边继续聊着。

吉姆被称为“社交网络教父”是有原因的。早在人们都把社交活动承包给美国硅谷的科技大公司之前，吉姆就走在了前面，成为陌生人联系的纽带。

图像来源，JESPER HAYNES

我认识吉姆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大了，但是他的一生过得极不寻常。1933年，他出生在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十几岁时曾在委内瑞拉生活，之后在伦敦成立了另类文化中心“艺术实验室”（ Arts Lab），在那里他交往的都是英国文化界的名人，其中包括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披头士之一的约翰·列侬（John Lennon）以及他的日本裔太太小野洋子（Yoko Ono）；之后他还在阿姆斯特丹经营过一本性解放杂志。1969年他在巴黎一所大学任教，成为研究性政治的讲师，从此定居在这个城市。

然而，他却经常被视为苏格兰之子，在19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他在爱丁堡创办了第一家平装书书店，还合伙创建了Traverse剧院，并且帮助发起了爱丁堡艺穗节（Fringe Festival），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2021年年初，吉姆去世了，享年87岁。报纸上的讣告称他为 “苏格兰垮掉一代的非正式经理人”。

虽然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在功成名就后往往会隐退到自己的小圈子里，但吉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结交新朋友。我第一次与他联系是在2008年，当时突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在巴塞罗那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写西班牙的那篇，而是有关委内瑞拉海岸的那篇。这篇文章让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在石油行业工作，吉姆十几岁的时，他们举家搬到那里。

我的文章是关于通过“沙发冲浪”网站（Couchsurfing）结识朋友，委内瑞拉人把家免费开放给世界各地的陌生旅客们。这是在爱彼迎（Airbnb）研究出如何将这一理念赚钱赢利之前。非商业化的文化交流概念与吉姆的想法不谋而合。

图像来源，PA MEDIA 海恩斯在伦敦期间结交许多的英国文化界的名人，其中包括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

他在电邮里写道：“回欧洲时，过来吃晚饭吧。” 他承诺会告诉我他自己的一个老旅行项目，他觉得我可能也会喜欢。

我当然很感兴趣，回来后不久就去了巴黎。想象中与他这样的文化精英的晚餐应该是比较私密的，但到了我才发现其实更像是学生时代的宿舍聚会，尽管与会者比学生们成熟得多，而且酒也喝得很有节制（吉姆本人滴酒不沾，聚会在晚上11点之前准时结束）。

一见面，吉姆像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我们聊着聊着，他伸手到客厅的书架上给了我一本书。封面上写着《人与人》。这就是他想告诉我的项目。

他解释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为铁幕下的国家创办了一个旅游指南系列。这个指南看着就像一本地址簿，并没有标准的景点介绍和酒店列表，而是数以百计的愿意接待游客的房东名单。

他的想法是，如果人们不能亲眼去看西方世界，他将通过旅行者把西方带到他们面前。这其实就是“沙发冲浪”网站的理念，不过却是线下的。

图像来源，VIVEKA REUTERSKIÖLD 吉姆·海恩斯与儿子杰斯珀

他递到我掌心上那本旅游指南，手掌大小，重点介绍波兰。我很喜欢，决定去一趟，看看在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之后，当年的参与者是否仍然愿意接待随兴而去的访客。

所有房东按照所居的城镇排列，后面还有两三行字，包括地址、出生日期、电话号码和爱好。通过谷歌搜索和慢得像蜗牛一样的邮寄信，我设法找到了其中的几个人。大多数人都知道吉姆，要么认识他本人，要么是他朋友的朋友。所有的人都对这个项目有着美好的回忆，并且仍然愿意给我当向导，带我四处参观。

在格但斯克，我问公务员克里斯蒂娜·瓦罗布鲁斯卡（Krystyna Wróblewska），她当初为什么愿意参加这个项目。她告诉我，她一直帮媒体做事，帮助过记者报道反共产主义的船厂罢工。“媒体拍回来的总是那些头上绑着手帕的女人和拉着车的马，永远给你看老一套的照片，我想见见普通人，打破程式化的形象，也想显示你脑子里的那些画面有的其实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吉姆告诉我，“我没想到这份旅行指南办起来那么简单容易”。他先后为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都制作了指南，介绍了成千上万的当地人。他有很多本通讯录，其中有些就进了指南。他接受这些国家当地的报纸和爵士乐杂志采访后，又添加了很多新联系人。

他说：“俄罗斯的一些老年人害怕被列入西方人的名单，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更容易被抓起来送走。”

“但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人都愿意列在这本指南上。我收到了一袋袋的信。我敢肯定，街道邮递员很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写信给我。”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多年来，当局经常想知道吉姆在住处究竟在干些什么。尤其是在他开始签发假护照的那段时间。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发现有一个在2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旅行者制作了自己的 “世界护照”。

对吉姆来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护照似乎囊括了他和平与全球自由的理想。于是，他把自己的家变成“大使馆” ，开始为任何需要护照的人发放世界护照。这些护照看上去那么像真的，有些人还用它们通过了国境边检。法国警察非常恼火，找上门来说：“你不能再这么做了，必须住手。”

但吉姆没把警察当回事，结果被告上了法庭。虽然他被指控的诈骗和造假的罪名并不成立， 但他还是被定了“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罪。

吉姆一惯不觉得这事做得过于天真，但据他的一些朋友说，他对人太过信任，这导致了多年来的财务麻烦和和法律官司。而且他有问题不抓紧应对，总是等到问题闹大了才处理。

他的儿子杰斯珀（Jesper）说，“我经常要拦着他，不让他签字。有时候他连看都不看就签。”

杰斯珀是1960年代吉姆和薇薇卡·鲁特斯科尔德（Viveka Reuterskiold）婚姻期间出生的儿子。

父母分居后，杰斯珀在斯德哥尔摩长大，但从10岁起他每年夏天都会去巴黎。

他回忆早年去巴黎时说：“地板上空出的地方都放着床垫，客人在家里每个地方打地铺睡觉。很刺激，很好玩，但我有时候也很嫉妒。很多人都嫉妒。每个人都想多占些他的时间，每个人都想把他据为己有，但他根本不归任何人所有。”

图像来源，VICKY BAKER 吉姆·海恩斯自己从不做饭，会请来客自己做。

1990年代，随着嬉皮士一代的老去，到巴黎参加他晚餐的人流开始减少。但随后，新一波的年轻游客开始与他接触。世界各地的博主们也发现了他。

过去几十年一直帮着吉姆办周日晚餐的好朋友西马斯·马斯温尼（Seamas McSwiney）说：“互联网既毁了晚餐，也救了晚餐”。

“它变得不那么顺其自然了，因为大家都会提前六个月预订，这跟吉姆的出行方式有冲突，也很烦人，因为那些人不来的可能性更大。不过，网络上登的那些文章又让他的想法有了新的活力，有了年轻人的加入，有了新的动力。”

吉姆最多一次招待过120个客人，他的工作室真是挤得满满的，连后花园里都是人。这些年累计起来，应该有15万人来他这里吃过饭。

曾跟吉姆一起住过一年半的澳大利亚记者阿曼达·莫洛（Amanda Morrow）说：“门永远是开着的。对客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旋转推门，有些人进来后想留下来，有些只是进来打个招呼。吉姆从不拒绝任何人。”

杰斯珀说：“让吉姆难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大家都走了。他受不了这个。他不喜欢自己呆着，好在通常都会有新人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到了晚年，其他人都被他吸引过来时，吉姆会静静地坐着。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显得很虚弱，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但他看上去还是很满足的样子，显然永远不会厌倦做一个人与人沟通的纽带。

他对我说：“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他声音有些沙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美国口音一点也没改。

这是一个曾与列侬和鲍伊共处的人，他曾是索尼娅·-奥威尔的朋友，还曾与塞缪尔·贝克特一起在巴黎散步。但他却让每个人都感到特别，让每一次的联系都很重要。

好友西马斯说：“这感觉像是政治家才会玩的把戏，但对他却很自然。”

最近一段时间里，新冠病毒隔离规定让聚餐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他的朋友们说，他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沮丧。他觉得聚餐肯定有天会恢复，在那天还没来之前，他仍然享受着护理人员的探访和尽可能去看他的朋友们的问候。

1月6日他在睡梦中去世，网上悼念铺天盖地。

在所有的哀悼怀念声中，杰斯珀的一番话尤其令人动容：“他早就定下了人生目标，要介绍全世界的人彼此认识，他差不多成功如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