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因素，可能改变中美科技竞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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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中美科技竞争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对前沿技术先进性、科技产业竞争力的追求，也向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美国以新疆、香港等政治议题为借口，对中国多家科技企业实施制裁和限制，使管控中美科技竞争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中美两国媒体和战略界正在重新评估中美各领域的关系和矛盾，试图为这对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找到一些积极因素。然而，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态势不会发生变化，竞争烈度将继续升级，难以找到解决双方矛盾和误解的契机。

这种悲观看法延续了对中美科技竞争的一种宿命论认知。这个宿命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中美科技竞争的基本形态是科技冷战。双方的科技竞争是一种模式之争，两个模式之间缺乏共赢空间，且赢家将掌握未来全球科技的主导权。接下来，两国在科技领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为避免中国作为崛起国家的赶超，美国的主要策略是打压中国科技发展，而不是提升自身竞争力。最后，竞争最终将导致中美科技生态的分裂和脱钩，其他国家则很可能被迫在其中选边。

这种宿命论让中美科技竞争只能走向一条不断升级、难以修复的道路，让中美科技冷战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这种宿命论忽视了一些可能让这场竞争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

因素之一是拜登及民主党的科技认知和对华认知与特朗普政府有显著差别。从公开言论看，拜登及其团队更强调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来扩大技术优势。这种态度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将美国竞争力下降归咎于中国。在这一战略追求下，拜登政府将更多考虑到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科技打压给美国创新生态带来的成本，一些极端措施可能会有所克制。美国也将尽力维系对其有利的中美科技联系。

因素之二是全球性的科技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各国主要关切。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同时，全球正在出现一场“数字疫情”，大规模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事件的发生频率和破坏性显著上升。近期，美国多家政府和机构遭遇“太阳风”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损失迄今难以估算，其影响波及到西方多个国家。这一事件进一步凸显出网络攻击等网络犯罪行为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安全威胁。由于中国和美国同样是此类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这或许能促进两国在此领域继续先前的合作与沟通。

因素之三是疫情显示出当前全球科技产业链具有很强的韧性，不会被轻易分裂。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新世纪以来面临的最大一场共同灾难，但是从迄今的情况看，疫情并没有对全球科技产业链构成致命影响，也没有减缓科技企业研发和产品更新的步伐。这场极端考验表明当前全球科技产业链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不会轻易发生脱钩或者断裂的情况。疫情或许将改变科技企业对未来前景的判断，使得它们仍然能够成为促成中美科技合作的积极力量。

在引入上述这些变量后，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科技竞争有可能朝积极的方向变化。即便中美竞争态势难以扭转，但是，竞争的烈度可能得到控制，双方有机会形成一个通过竞争促进自身发展并促进全人类科技进步的理想状态。为了把握这些变化所创造出的机会，中美双方需要达成一些共识和谅解。

第一，两国需要将全球科技发展和安全摆在首位。科技进步和科技带来的安全问题客观存在，各国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科技滥用的受害者，但仅凭自身努力无法降低和消除这些安全风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各国和国际社会都需要兼顾科技发展和安全问题，而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科技创新中心，有责任做出更多的共同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就此形成透明、公正、合理的共同规范，推动对前沿科技安全问题的国际治理。

第二，停止将科技与政治问题捆绑。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是导致过去几年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无法管控的主要原因，使双方的沟通窗口被关闭。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可能达到预定效果，只会增加科技企业的研发成本，也让更多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单边做法。近期，有西方媒体称，不少欧洲企业开始向美国提出更多抱怨，美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出口管制豁免，却很少将豁免提供给欧洲企业，这破坏了两者在中国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三，建立更高层级的安全互信机制。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曾经依靠网络安全领域的高级别对话机制有效管控了这一问题，消除了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隐患。如今，中美需要一个更大范围、更高层级的双边对话机制来解决双方在科技领域的诸多问题，促成双方形成更行之有效的安全互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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