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5年后，37岁的我，在异国他乡重新遇到了爱情（组图）

我叫李红，今年50岁，在德国生活了27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生活也非常眷顾我。我和德国人彼得的爱情打破了地域、民族和年龄的限制。

2019年7月，我在波恩的慈善晚会上。

1971年我出生在上海郊区，准确地说是上海县的一个农村里。小时候的我和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一样，和奶奶妈妈一起种田和干各种农活，包括喂猪、养鸡等。13岁那年上海闵行区变成了经济开发区，我们的农田被征走了，妈妈进了工厂，而我则到了上海市上中学。

16岁我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市徐汇区旅游职业学院培训。三年培训结束时，正赶上上海紫藤宾馆开张，我就成为了第一批员工，负责管理一个12人的团队。后来领导班子改组，我降为普通工作人员，负责打扫整理客户的房间，还需要做两班倒的工作。有点不开心，但因为是涉外酒店，我可以直接接触外国客人。

而我的英语很好，客人们对我经手的事情和服务感到满意，经常会留下10到20美元的小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纽约来的美国客人，他一次就给我留了100美元的小费。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工作，我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1989年，我18岁，姐姐结婚，我们的全家照，左一是我。

那时有一位德国客人对我一见钟情，对我展开了热烈地追求。他比我大八岁，我对他的感觉也不错，感觉他是个守时、自律、严谨、可靠、规矩的实在人。他不会花言巧语，不乱来，让我觉得安全和放心，于是我们相恋了。在他的邀请下，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我决定随他到德国看看，我想这说不定是一个改变我在宾馆里被“打入冷宫”局面的好机会呢。1994年，我随他前往德国伍珀塔儿，拜访他父母和他生长的地方。

1994年我满怀憧憬，在出国前留念。

离家的时候我父母都不同意，都担心这个德国人会不会是个骗子。我妈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泪哗哗地流出来。我对妈妈说：“让我走吧，妈妈。不要担心，有一天我会好好回来的。”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一年后妈妈就因癌症去世，这成了我心中很大的遗憾。

1994年出国前，我（右一）和姐姐、妹妹合影。

原本只是计划在德国做三个月的短期旅游。结果三个月过去，我的德国男朋友向我求婚了。像每一个憧憬浪漫爱情的姑娘一样，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的求婚。就这样，1995年我们结婚了，我也留在了德国。新婚激情还没过，生活就开始显出它残酷现实的一面。

我的丈夫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工作要求他经常全世界去出差，一走就是三个月。可我的中国护照去哪里都得办签证，这样就跟不上他的步伐，大多数时候都得留在德国。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我利用丈夫不在的时间去成人大学学习德语。

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我是个爱说爱笑爱热闹的人，习惯了上海这个繁华大城市的生活，而伍珀塔儿却是一个人口才三十多万的小城市，生活冷清寂寞，让我非常难适应这个落差。我在德国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工作，先生又常年不在家。虽然可以往国内打电话，可每分钟3.5马克（大约15元人民币）的价钱让电话也变得奢侈。

过了半年这种孤寂落寞的日子后，我便操着磕磕巴巴的德语去找工作，在一个高档时装店里找到了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卖高档品牌服装。很快我就能和德国人自由地用德语交流了，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我感到稍微有点开心了。婚后两年我怀孕了。

我27岁，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健康小子。那时候德国的法律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许上幼儿园，必须自己带。好在公婆每周三帮我带孩子，我可以一周出去上几个小时的班。我本来想等孩子三岁上幼儿园时再去找个更好的工作，可是我没有在德国上学的经历和证书，所以几乎找不到自己期待的好工作。

儿子2岁半。

我一向喜欢健身，就去健身房训练，想改变一下因为生产而变了形的体型。老板娘见我有板有眼的动作做得不错，就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有健身的基础，愿不愿意做一个健身教练？于是我就参加了为时一年半的健身教练培训，成为了健身教练。这一干，就做了八年。

我在健身房里教杠铃操。

丈夫仍然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他永远是出差三个月，回家休息两周，然后又是下一次的出差。好容易有老公在家，我满心欢喜，憧憬着全家人一起团聚，想和儿子和老公一起乐融融地散步或者郊游，可老公根本就没这个意愿。

他保持着单身男人的习惯，一边是来去自由，一边把所有闲暇时间都投入到他的个人爱好中去。在家里总是一个人听音乐，听到半夜才肯上床，不到中午12点又绝不起床，完全和我们没有交流。而我则继续一个人带孩子，上健身房教课挣生活费，累得半死半活。别说散步、撒娇，或者希望他帮忙带孩子都不可能，充其量就是又多了一个要伺候的人。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我发现自己都没有笑容了。生活没有着落，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我的心情忧郁得要死。我扪心自问：我本是个开心的女孩子，在上海的生活有滋有味，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这种没有希望的单身妈妈的日子，难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不行，我还年轻，与其这样，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我要赌一把！

1999年在德国，心中觉得孤独、失落、压抑、迷茫。剪去长发，想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

2003年，32岁，在分居一年后，我和他离了婚。为了不给他增加负担，我净身出户，不要赡养费，也不要他一分钱，只要儿子。骄傲又固执的我只带着公公送的一辆欧宝车、一箱子衣服和一台电脑，就和儿子离开了这个男人和我们曾经的家。我相信我一个人仍然可以过得很好，而且可以把儿子养好。

2003年离婚前，觉得生活有希望了，抱着儿子我们笑得阳光灿烂。

在那之后我又认识了一个比我大6岁的德国男人。不像我那大手大脚的前夫，他为人节约，会投资，也会生活。认识半年后他对我说，我可以带着儿子搬到他那里去住，于是我们就去了。然后问题也来了。他对我是不错，但是他把我当作笼中的金丝雀来养。他说：“好女人要像日本女人那样安静的、轻言细语地跟在男人身后，不会想着去出风头什么的。”其实他就是不想让我和为数不多的女友聚会，甚至不让我回上海看望亲人。总之就是除了去健身房和买菜就不让我出门，我感觉到完全没有了自由。

两年半以后，我悄悄地问7岁的儿子，“儿子，咱们离开这里，去租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我们两人一起过，好吗? ”儿子同意了，于是我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勃然大怒，说：“我很爱你！只要你说声对不起，给我道歉，那么你们母子俩就可以在这里一直住到你租到新的地方。否则你就马上给我滚出去！”他这番话让我彻底心凉，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个男人，虽然仍然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女友薇薇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让我在她家里住了三天，直到我后来租到一个55平米的小套间，母子两人在那里一起住了五年。因为这两次经历我痛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再找德国男人！薇薇的雪中送炭也让我非常感动，一直铭记在心。

我的女友薇薇（右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回国重新开始。但是那时候妈妈已经去世，爸爸找了个新的老伴，姐姐和妹妹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回去已经不尴不尬。更何况当年是风光出的国，现在混得这么惨才回去，我实在丢不起这个脸。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回国学了最受德国人喜欢的精油香薰放松，然后在德国的地方小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中国精油香薰放松，只接待女性”。

我的第一批客户是健身房的学生，学生们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公。这样子我就能够勉强挣足我和儿子两人生活了。但是那五年我心力交瘁，算是我人生的低谷。不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生活的希望，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我都会给自己打气。

我带着10岁的儿子在海南岛度假。

我有一个女朋友珍妮，是当年我在服装店做第一份工作认识的，慢慢地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珍妮是一个中餐馆的老板娘，餐馆里经常有德国客人吃饭。见我这些年一个人过得辛苦，她挺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的。

珍妮的中餐馆。

珍妮的餐馆有一位常客，叫彼得。彼得的妻子得癌症去世了。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去她的中餐馆。看见他伤心的样子，珍妮就问：“你怎么了？是不是鸭子不好吃？”彼得灰心地说：“别理我！我留不住女人！”因为他想交女朋友，却没找到合适的，好容易遇上一个想约会，还失败了。珍妮笑了，说她有个很漂亮的中国女友，正好没有男朋友。彼得赶紧说“那还等什么，赶紧给她打电话，让她过来吧，告诉她我正吃甜点呢。”珍妮口中的那个中国女友就是我。

珍妮（左一）和我。

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见面。我已经把那辆小欧宝卖了，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于是珍妮给我们约了见面的时间。本来我告诉珍妮，我当时37岁，能够接受的男方最大的年龄是50岁，但是珍妮却只说彼得是一位非常可亲的艺术商，至于年龄嘛，需要我自己去打听，她无可奉告。后来彼得从珍妮手上拿到我的电话，和我约好2009年1月2日上午9点半见面。

那天9点26分铃声大作。我打开门，眼前是一个陌生的德国老人，吓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把门关上。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还是请他进来，并给他递上了一杯茶。结果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越聊我越惊讶他神奇的人生经历，也越欣赏他的幽默和广博的见识。

彼得23岁的时候曾背着行囊，骑着单车在世界上周游了三年半。他从进口阿富汗文化纪念品和民族服装起家，渐渐成为德国各大博物馆的艺术品代购。如果只听他讲话，我顶多猜他五十岁。不过我仍然迈不过生理年龄的坎，我想我们不会成为恋人，但会是很好的朋友。而彼得那次则喝了17杯茶。

他后来告诉我，这辈子他都没喝过那么多茶。当然彼得还是看出来我嫌他年纪太大。他很失望，不过他并不想放弃。彼得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居住的农家庄园，向我们展示他自己改建的500多平米的老房子。

彼得了解到我儿子是拜仁慕尼黑足球队的粉丝，征得我的同意他多次带我儿子去看球，并送他各种球迷的纪念品，还把自己家的花园改成一个足球场，周末经常陪着我儿子踢足球。几次下来我11岁的儿子就一天到晚念叨：“彼得多好啊！”

儿子是足球迷，彼得投其所好，把自家的花园改成足球场，周末经常陪我儿子踢足球。

彼得还努力投我喜好。他每个周末邀请我去最好的餐馆就餐。因为职业的原因他经常要去美国参加展览，不过都是短期出差，而每次回来他一定会带给我最好的衣服做礼物。就这样每次见面，我对彼得的好感就增加一分，但那年龄的沟始终就横在那里，毕竟，相差25岁的坎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让我跨过去的。

彼得和我。

2009年2月一个下雪的周末，彼得弄来一辆德国传统的马车，再带上一瓶香槟酒和厚毯子约我去踏雪，一切都那么美丽。彼得给我披上厚毯，从篮子里取出两只刻有心形的香槟酒杯。

我的酒量有限，第一杯香槟酒下肚，用微醺的眼睛看世界觉得美不胜收;第二杯酒斟满的时候，彼得就捧起我的脸一阵热吻，我也并不想抗拒，就此在冰天雪地里一吻定情。

2009年2月，一吻定情，心形的香槟酒杯和雪景助兴，这张照片是马车夫帮我们拍的。

5月的一个周日，彼得用我最爱的红牡丹装点起居室。在他家的桑拿房，在温暖的温泉蒸汽中，彼得手拿红玫瑰向我下跪，诚恳地希望我能嫁给他。面对如此谦虚暖心的男人，那一刻我感动得答应了他的求婚。高兴之余我也特别感谢珍妮为我的姻缘牵线，让我找到了一位暖心的绅士做伴侣。

我们在花园里举行盛大的婚宴。

2009年9月25日，我穿着洁白的婚纱和彼得去市政府登记结婚。第二天是彼得63岁的生日，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宴。彼得花费很多心思，搭起大大的帐篷，装上中国式的大门，点起喜庆的中国红灯笼，外加红地毯及迎客的兵马俑，一顶红轿子将我抬入婚礼现场，而那次婚宴光是宴请的朋友就有120多人。

用彼得自己的话来说，“她不仅是一个中国美女子，还是一个灵魂纯净如水、心灵宽广无边的好女人，更重要的是，她和我一样，是个把和谐放在首位的人。”总之一句话，他就是想把我宠成公主。

2009年9月26日，我们在家里的花园举行盛大婚宴的现场。

其实在刚结婚后的半年里，每次和彼得出门我都会因为年龄差距而觉得抬不起头来，特别害怕别人把我当成那些从泰国买来的女人。所以我总是让彼得一个人先走，我远远地走在后面。但是后来我突然想通了：“我怕什么？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拐骗，我和彼得彼此真心相爱，我们自己感觉幸福，这就是我的生活，好与不好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别人怎么看和我有什么关系？”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和彼得一起出门，相反我们反而手拉手，该怎么就怎么样，毫不掩饰。彼得年轻的时候并不富有。他从旧货市场开始淘金，到后来成了很好的古董收藏家和交易师，所以他现在的财富来得其实并不是非常轻松。当我们决定结婚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放心，我们做了婚前财产公证。我组织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对彼得的两个儿子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家庭和睦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婚前和你们的爸爸签定了一份放弃财产的协议。他一生辛苦积累的财富是属于他和你们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常来看爸爸。我们的大门永远对你们敞开。”

2009年9月26日，我们在婚宴上翩翩起舞。

多年来彼得一直在帮德国收藏家Horst Kienzle打理家族事项。Horst希望有生之年能把自己一生收藏来的亚洲艺术古董常年展出。我们就帮他联系德国各大博物馆，但是没有地方能够持续展览半年以上。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开一个博物馆，就将彼得55000平米的大庄园改建，一边展览Horst和彼得的古董和亚洲艺术收藏品，一边展览中国文化，并取名为亚洲艺术博物馆（简称为亚博园，德语是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in Radevormwald）。

亚博园佛教展厅。

我运用当年做酒店管理学来的知识，把亚博园逐渐变成一个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比如每年仲夏夜晚的露天音乐会是当地老百姓欢庆和休闲的大型节日。而中秋古装游园活动自2016年以来每年9月初都会举办，而且规模也办得越来越大，后来成为德国北威州影响很大的亚洲文化艺术节。我做起来得心应手，感觉又像回到当年做酒店管理的老行业了。

亚博园2017年中秋游园节。

因为没有子女，家族后继无人，尽管行动还能自由，87岁的Horst逐渐感到寂寞。他不愿意去养老院生活，我们就把他从慕尼黑接到了自己家里照料。对我而言，这是我对亲人的一种付出。彼得感慨地对我说：“不是每个德国女人都能这样做。你是个有大爱的女人，从内心到外表都那么美。”还说找到我，“自己老了也不会害怕！”

而我则很感谢彼得给我这么美好的生活，既然他选择我做为他的终身伴侣，我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一定会让他幸福。我的儿子如今也已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儿子和我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妈妈，小时候我不太明白你。现在我理解你了，两个人的关系不好时确实是过不下去的。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和儿子。

而我自己的原则始终是怀着一颗慈悲的心，一切顺其自然，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你的总是你的，该来的总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