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优势逐渐消退？从TikTok 到微信，揭秘美国朝令夕改的根源（组图）

记得去年有网友开玩笑说，熬过11月大选，也许TikTok就有救了。谁知玩笑成为了现实，拜登政府上任后，从TikTok到WeChat,用户们都皆大欢喜。还有一个网上段子更是令人唏嘘，在特朗普推特等社交媒体被全面封杀后，TikTok成了他最后的阵地。

2月11日，拜登政府主动向美国第九巡回法庭和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递交申请，请求暂停微信禁令的上诉案件。第九巡回法院正式同意了司法部的动议申请，这意味着这起案件正式进入暂停的状态。

拜登政府在动议申请中声称：自拜登就职以来，商务部已开始审查之前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发布的某些决策，包括涉及到微信禁令的案件。拜登政府计划对这些政府决策以及产生的诉讼进行全面评估，并审核2020年8月6日发布的总统令中所描述的国家安全威胁来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实施原来的微信禁令。

美国微信联合会表示，自从微信禁令发布以来，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微信案件里承认美国微信用户在宪法下享有“个人权利”，因此，接下来这一届新政府将有可能认真考虑撤回封杀微信的总统令。美国司法部就此事已经和微信用户联合会律师提前磋商，这是美国政府走出的正确一步，接下来应当彻底撤回去年封杀微信的总统令。

几乎是同一时间，TikTok被要求出售美国业务的交易也被拜登无限期搁置了，原因是拜登政府正在对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对中国科技公司潜在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拜登政府在2月10日晚间推迟了一项对TikTok法院禁止令的上诉，并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已经开始对相关机构的行动进行评估，以确定特朗普政府所说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否能继续为禁令提供依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字节跳动的代表和美国国安官员仍然在继续谈判，商谈的焦点是数据安全，以及如何防止中国获取TikTok收集美国用户信息。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霍根（Emily Horne）的官方声明是这样说的：我们打算制定一套全面的解决方案保护美国数据安全，以应对各种风险，包括中国应用和其它在美国运营的软件构成的风险，未来几个月，美国将在全面了解风险的基础上，对具体案例进行评估。

美国狭隘的科技战

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政策三番五次朝令夕改，除了内部原因、政治原因、短期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对科技战的狭隘看法。美国外交事务网站最近刊登了一篇深度分析《创新战争，美国逐渐被侵蚀的科技优势》，文章指出华盛顿总是通过国防能力来看待中国的科技投入，但中国却投身于一个更加复杂的游戏，用科技来实现目标而不是发动战争。

自从冷战的早期，美国就建立了自己在全球的科技领先优势。在过去由美国引领的世纪里，美国霸占了航空航天，互联网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的领域。无论是微软，iPhone还是Google，这些公司都在科技领域上占据着最顶端的位置。

不过在最近的十年来，中国开始逐渐迎头赶上，这包括在机器人，AI，微电子，绿色能源等领域，投入超过达到千亿美元的量级。

但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投资，总是看得很狭隘，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但国防能力仅仅是大国竞争的一个方面。而且今天的技术创新并不完全是投入在军事上。目前中国的科技硬实力体现在5G的无线基础建设，生物技术提升食品产量，以及在更小更快的微芯片上的投入。

拜登政府为了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采取了美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方式：增加科研支持，放宽签证政策并且培养更多的国内人才，并且通过同国外的盟友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但这些对于现在的美国远远不够，随着时代的发展，真正的问题更加深远：大国竞争进入到了不同的领域中，政府的思想与政策滞后于科技发展，而私营部门本身也不可能满足国家安全的所有技术需要。

曾经的美国科研辉煌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花费了近百亿美元，全力发展科学基础设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一年后，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美国与苏联的科技与军备竞赛拉响。之后美国先后建立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以及曼哈顿计划，并洒出大笔资金支持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研究室。

1947年美国国防部成立；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在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之后，为了赢得这场太空竞赛，华盛顿立即创建了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等到了1964年时，美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已经占到了联邦可支配费用的17%。

通过与学术机构和科技公司的紧密合作，政府资助了大量不同领域的基础研究，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不需要功利导向。而最终的目标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建立洲际的防御系统和核武器防御能力，确保国家安全。

虽然终极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这些研究在后来美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政府的直接投资直接奠定了美国军事优势的尖端能力，从超音速喷气机到核动力潜艇，再到制导导弹。随后私营部门与公司在利用这些已有的知识产权，将科技转化为产品，再将产品转化成公司，这包括已经广泛应用的GPS技术，安全气囊，锂电池，触摸屏与语音识别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美国政府在创新上的投入越来越低。在1964年时，美国政府在科技研发上的花费占到了全年GDP的1.86%，而等到了1994年后，这一数字掉到了0.83%。在此期间，美国企业在科研经费上的比例提高了一倍。

数字只告诉了大家表面的故事，这里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政府用于科研的投资，更多会放在创新以及改变格局的方向上，而公司的科研投入，则更多会集中在提高产量上。私营部门意识到，想要提高收入的方法是扩大现有的产量，增加产品功能，或者让现有的产品更快，更灵巧或者更节能。公司所专注的是具有商业前景的近期技术，而不是需要等待十年以上才能取得成果的通用研究领域。

如今具备创新性的研发活动已经逐渐远离大型公司的实验室，而是更多的集中在灵活的初创公司，因为这对风险投资公司的回报率更高。最早期的风险投资资本与公司的合作起始于70年代，这也直接促成了苹果和微软的成功。

美国创新的真正挑战

不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互联网泡沫之后，这种投资的方式才开始逐渐成为主流。如果说研发外包的第一阶段，是政府将实验室的工作交给美国公司的话。

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研发工作由大型企业向小型初创企业转移。大型公司开始在内部研发上的花费越来越少，而在所谓的“企业发展”上投入更多的经费，并且开始从自主研发，转向直接收购并购更有前途技术，由风投公司所支持的小型公司。

风险投资公司的兴起，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这并不能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风险投资公司只会根据10年甚至更短时间内项目所能够产生的超额收益来判断投资价值。这也让风投公司对于诸如微电子这样的领域兴趣下降。微电子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利润率迅速下降，而风投公司对于软件公司兴趣更大，后者只用更少的资金就能开始经营。

问题的核心在于，获得风险投资资金的公司，并不太可能把国家安全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当美国风投公司Accel通过投资芬兰游戏公司Rovio Entertainment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后者的游戏《愤怒的小鸟》取得了全球范围的成功，但是这样的投资成功，并没有丝毫促进美国的利益。

与此同时，政府的科研经费在进一步下降。美国国防部保留了联邦研究经费中最大的一笔，但是总体而言资金在减少，并且分散在各个机构与部门中。这些机构大多数情况都是在没有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按照各自的优先级进行工作。当最好的科研人员被吸引到私营部门后，政府内部的科学专业知识人才开始逐渐萎缩。

除了美国的内部环境，还有外部环境：全球化也加剧了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美国市场已经不是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具有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同样展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如今的国际公司必须考虑现在的行为对于美国之外的客户有怎样的影响。例如，苹果公司拒绝为FBI解锁iPhone，这就是苹果为了增强国际品牌影响力，而选择与政府“对着干”。

令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科技创新本身也在颠覆对于国家安全技术的传统模式。技术越来越多的“军民两用”，让商业市场和军事部门都依赖于同样的技术，这也就产生了新的漏洞。好比说对于微电子供应链以及电信网络安全的担忧。不过就在民用技术对于国家安全性的影响与日俱增时，美国政府并不对此负责。私营部门正在加速创新，但是政府部门却跟不上步伐。这样就会导致一个新的情况：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利益不再紧密捆绑，而是更加分散。

中国的碾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美国地缘政治的对手开始崛起，中国已经从靠山寨与模仿的技术，到改进甚至开拓新技术的国家。这绝非偶然，中国在科技研发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其中在全球的技术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不到5%，到2020年时已经增长到23%。

中国在5G技术方面，采取的是先使用5G的设备构建国家蜂窝网络基础设施，华为无论是工程设计还是销售领域，都是全球的领导者，可以以低于芬兰诺基亚与韩国三星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投资也在开始取得回报。如今，国内的科研人员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科学论文已经超过了美国。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之外，大量的数据应用也让这一领域成为中国的强项。此外，中国的科技公司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其中包括商务电子巨头阿里巴巴，最开始百度只是被认为是Google的中国版，如今在AI领域上不断创新，此外大疆主导着无人机的消费市场。

另外一个领域的赛道则在生物技术上，如今国内通过结合强大的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来让生物技术创新，去解决人类最棘手的挑战，这包括从疾病，农业生产再到能源生产和气候变化。研究人员已经掌握了基因编辑工具“Crisper”，可以种植出抗病的小麦。另外由生物学的专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尼龙的方法，将可以使用基因工程微生物来代替石油化工行业。根据麦肯辛全球研究所估计，在未来的10-20年，生物技术的许多潜在应用价值将高达4万亿美元。

美国从军事角度在不断审视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并且不断的担心这些科技会对于中国的国防实力有着怎样的贡献。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这场挑战并不完全是关于军事之间的比拼。未来世界的大国竞争，无需开枪。技术上的优势将使得人们有能力来支配其他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从而造成巨大影响。如今的科技领域包括在互联网，医疗技术甚至是支付系统，这些直接掌控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民数据。

美国狭隘的安全与创新科技的另一个“受害”领域是5G技术。这也是近二年以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打压华为的原因。美国担心华为在全球多个国家所铺设5G网络会影响到美国的情报部门。不过美国的公司从未提供过端到端的无线网络，而只是更多的专注于手机或者路由器等单独组建的制造，也没有美国公司开发自己的无线网络。最终美国不得不采用了一个荒唐的办法：如果美国的盟友采用了华为的5G技术，美国则会威胁终止同该国的情报合作。

数字的基础建设只是双方如今的对抗，而下一个领域则可能会发生在生物技术上。不过目前这一领域同样没有受到美国的重视。五角大楼如今需要重新评估这一领域的影响力，这包括改变生物技术对于伦理，经济，健康以及地球生存的影响。

拜登政府会转变吗？

与特朗普时期对华鹰派要置TikTok于“死地”相比，拜登政府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与竞争办公室主任哈雷尔（Peter Harrell）曾发推文指出，美国处理TikTok的最佳方法是让它成为透明度和用户隐私的领导者，而不是禁止TikTok。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以及负责亚洲事务的白宫顾问坎贝尔曾经公开批评特朗普采取单边行动打击中国科技公司的行为。他们认为保护美国科技优势需要增强对中国的限制，但同时需要有选择性，允许两国之间的常规贸易投资继续。过度限制中国技术可能会让其他国家与中国走得更紧密。

拜登政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重新确立让政府投资与国家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但是如今，联邦的资金更多的集中在军事能力上。这也反应了出美国的政治现实：战斗机与导弹防御系统的资金充裕，但是对于大流行病的防御以及清洁能源的预算却捉襟见肘。

拜登政府做出承诺要“重建更好”的美国，并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竞选中，他提出的纲领包括促进美国的创新，呼吁大幅度增加联邦研发经费，这其中包括砸3000亿美元，重点用于突破性技术，从而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这看似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坏消息是美国政府的一切预算都需要通过国会两党的同意。也许拜登对发展科技创新拥有着正确的直觉，但是仅凭直觉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创新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以正确的视角看待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