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率增减能否改变美国经济增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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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蓝图有两个组成部分，就业计划和家庭计划，总计10年投资3-4万亿美元，通过分别向企业和富人增加所得税来筹集所需资金。尽管美国民众和政党都高度认同两项计划支持的项目，但在增税是否降低经济增长与工作收入上的看法却大相径庭。

各种民调都显示，大部分人相信减税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激励富人（通常被认为创造力更高的人），更加努力工作。例如，一项民调显示，42%的美国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特朗普减税将在未来5年促进经济增长，持相反意见的只有20%。持赞同意见的人解释自己的看法来自于经济学家的观点或者“第一性原理”，也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或者直觉。

出人意料的是，2017年同样的问题摆在全球43位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面前时，只有1位表示赞同，52%表示反对或者强烈反对，剩下的36%表示不确定，10%没有回答。

为什么受教于经济学家的民众和顶尖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如此截然不同？关键原因在于前者的知识来源于过去，而后者的知识来源于当下。

上世纪70年代崛起的“芝加哥学派”主张减税促进经济发展，激励创新与勤奋工作，这一观念既直接影响了政策制定，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民众。非常有意思的是，在70年代“芝加哥学派”崛起以前的1936-1964年，美国的个人所得边际最高税率一直高于77%，其中有一半时间高于90%，这段时间加税的主要是共和党政府，而减税的主要是民主党政府。这与1980年以来，如今两党的倾向截然不同。

然而，当年的经济学研究非常不重视数据研究（跟当时数据缺乏和计算机算力不足密切相关），很多观点来源于“第一性原理”，不断地重复就好比催眠曲一样深入人心。但是，现在的经济学是实证主导，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发现，在数据上，很难得出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加税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OECD国家，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统计显著性。在美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里根减税，克林顿加税，小布什减税对改变长期经济增长有任何作用。

虽然2018年美国GDP增速2.9%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一年，但是也没有达到特朗普所谓的减税将带来至少3%的经济增速。就连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的报告也承认，考虑到美国从2015年开始进入到持续复苏阶段，减税并没有带来宏观上的额外好处（只有当2018年GDP增速达到6.7%才能显示出减税的好处）。美国的工资和消费数据都看不到减税带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减税有利于企业和富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富人直接受益于减税，但这并非来自于他们因为减税而增加了工作时间和努力的程度。同样，最新的研究显示，对富人征税，他们也不会减少工作时间和努力的程度。其实大家只要想一想，美国对NBA球员和中国对演员发布“限薪令”后，篮球比赛和影视剧相比之前的精彩度并没有下降，就会明白老一辈经济学家认为的“薪酬高努力，薪酬低偷懒”只是“空中楼阁”。我将单独撰文讲述这些新发现，本文聚焦在企业所得税对GDP的影响上。

为什么企业所得税增加和减少对于GDP的变化不明显呢？

首先，美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二战后期占比最高约7%，随后持续下降，1980年后基本处在1-3%之间，2019年仅有1.1%。同样道理，企业所得税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2018年占比仅有6.1%。这可以间接看出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大。如果受税收影响更大的个人，对所得税率的变化反应都不大，那么企业受到的影响只会更小。

其次，企业所得税率对GDP影响不大的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只有大企业才是影响GDP的主要力量，但他们的数量占比极少，而占绝对多数的中小企业对GDP的影响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的税率变化，无论增减，只要幅度相对有限，通常不会改变大企业的行为。因为大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关键管理团队进行创业或者继续留在大企业，要比其他的选择更具有吸引力。拜登的企业税方案公布后，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就表示支持。相反，中小企业对税率更加敏感，但他们的数量变化对GDP的影响甚微。

现实中，企业所得税率变化通常幅度有限，但如果变化巨大，结果就会相当不同。中国在1978年之前，限制民间投资创业，可以看成是民企要缴纳100%的所得税，一旦改革放开，就会激发民间巨大的创造力，极大促进GDP增长。

第三，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往往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是“果”而不是“因”。例如，经济因为结构性原因持续低增长，政府采取减税应对，即使减税可以激励企业家创新和雇员努力工作（实证证据不多），但可能结构性原因更加强大，阻碍减税发挥效力。

在多数国家，这样的结构性原因可能是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缓慢（电力与内燃机的发明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如今新知识发现越来越难），或者贫富差距的扩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恰恰开始于“芝加哥学派”的企业与个人减税主张从1980年开始在欧美成功执行。减税幅度越大的国家，经济不平等程度也越大。一开始减税只是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因为资本市场上复利的“滚雪球”力量和全球化的扩大，逐步转化成为财富上的巨大差距。研究发现资本越多的账户，投资回报率越高（这在A股市场格外明显），教育投入，资本抱团，家庭联姻，财富传承都可以合理化放大贫富差距。

原本集中在制造业的全球化，因为互联网的力量，发展到服务业，无论个人还是企业，“流量和明星效应”加剧了赢家通吃，贫富差距扩大的分配格局。可惜的是，极少数大企业蓬勃发展，并未拉动数量众多的企业共赢，社会总需求越来越弱。相反，在1910-1980年美国收入和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年代，恰好对应了一个总需求旺盛，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

全球化还为企业和个人避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加剧了政府间的税制竞争。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各国政府争相降低企业所得税，减少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全球化使得国家间扶持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剧，降低了政府反垄断的动力，造就了一批国际超级大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的力量被瓦解，劳动不再具备与资本进行谈判的力量。“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的自动纠错机制几乎完全失效。

从拜登和耶伦的就职演说来看，美国经济的恶果在50年前种下。无论加征企业和富人所得税，以及针对大型企业的反垄断罚款，都意味着一个“大逆转”的时代即将到来。

相对特朗普，拜登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声称加税计划将在短期内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只要能够强化美国的基础设施，科研能力，促进家庭健康，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增长就会水到渠成，重建美好未来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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